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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学界关于皮埃尔·贝尔史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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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皮埃尔·贝尔法国早期启蒙思想家、怀疑主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的宗教批判思想和怀疑主义思想在法国思想界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他的史学思想亦有令人震惊的价值。从19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欧美学者开始关注贝尔的史学思想,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由于欧美学界对贝尔史学研究尚处在不够成熟的阶段,其中存在的不足可圈可点。

关键词:皮埃尔·贝尔;怀疑主义;实证精神;《圣经》批判;笛卡尔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2-0034-03

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1647—1706)法国早期启蒙思想家、怀疑主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先后出版反对神迹的《关于彗星问题的思考》;提倡宽容学说的《哲学评注》和编纂“对抗宗教不宽容武器”①的《历史批判辞典》。其中《历史批判辞典》是贝尔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汤普逊提到伏尔泰以前,《历史批判辞典》“是当时法国最风行的书”。②

19世纪末,贝尔史学逐渐受欧美学界关注,特别是研究贝尔的权威学者伊丽莎白·朗伯罗斯在其著《贝尔》中,用较多笔墨展现贝尔史学思想,“朗伯罗斯转变以往学者仅关注贝尔作为怀疑主义哲学家的身份,开始将贝尔转向作为历史学家的身份进行研究。”③学术界开始领略到贝尔史学的精髓。欧美学界关注贝尔史学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贝尔史学的怀疑主义与实证精神

贝尔的哲学思想属于怀疑主义派别,这一点毋庸置疑。贝尔史学是否属于怀疑主义,学术界众说纷纭,学者们大致肯定了贝尔追求历史真实的努力,随着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贝尔史学的实证精神研究更受关注。

查尔斯·奥尔尼库克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较为全面,他认为贝尔史学是在怀疑与实证之间。分析贝尔史学的怀疑特征时,他认为贝尔对史学怀疑主要体现对历史知识存有怀疑,“史学将会被个人偏见打败”。④分析其实证精神特征时,他展现出贝尔积极追求历史真实的一面,如贝尔对史料采用普遍怀疑方法以避免错误;不接受权威的材料;注重寻找原始材料等。其实,他研究这个问题已陷入混沌,没有对其夹层理论作总结,例如表达两种特征中贝尔的个人倾向性选择,或是阐述两种特征的内在联系和矛盾等等。

与奥尔尼库克尴尬境况不同,下面几位学者研究此问题时没有徘徊,始终坚持贝尔史学具有实证精神。E·卡西勒坚定地认为贝尔史学具有实证精神:贝尔是“历史精确性理想的创始人。”[⑤他充分肯定贝尔寻求历史确定性的努力,并且与那些怀疑贝尔史学实证特征的学者争论:首先,关于贝尔对史学的普遍怀疑方法,卡西勒指出贝尔“运用这种怀疑以发现历史真理,达到历史所能具有的那种确定性。”⑥其次,有人认为贝尔不相信历史能够达到完全的真实。卡西勒提出贝尔是用一种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历史知识是不同于数学的另一种确定性,但历史知识的确定性是能在自身中不断改进的。”⑦甚至断言贝尔是“第一个坚定的、一贯的‘实证主义者’”。⑧朗伯罗斯也认为贝尔史学具有实证精神。原因有两点,一、贝尔对历史能够达到完全的真实抱有希望“不断增加的可能性的最后一步是历史的确定性。”⑨二、贝尔“想让历史学一门科学的学科,让历史学受审慎公正的思想和严格考证的史料主宰。”⑩同样,列侬对此持相同观点“贝尔要利用普遍怀疑方法,一旦历史事件能被证明有确定性,贝尔就会放弃怀疑主义。”11 所以贝尔史学在本质上不是怀疑主义,怀疑是为了实证。布雷赛奇把贝尔描绘成一位追求历史确定性的急切拯救者,“贝尔试图通过集合各种历史事实,来拯救历史知识摆脱不确定性。”12

还有一些学者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贝尔史学更多的是具有怀疑主义倾向,科斯敏斯基认为贝尔的怀疑主义哲学思想波及到史学领域,“这种怀疑主义的刺激因史料中经常的矛盾而产生,它往往使贝尔以轻率而肤浅的口吻来谈论自己的史料”。13 可见,贝尔对史料记载的确定性产生怀疑,所以作者推断贝尔眼里的“历史没有希望成为科学的一般印象”。14 甚至认为“贝尔的辞典贯穿着甚至未能从仔细研究史料中吸收任何可信的东西”。15 另一名学者理查森与其观点一致,“贝尔挑出历史的事实,不是为帮助理性或信念,而是去传递怀疑主义”。16 而莫米利亚诺将贝尔的历史怀疑主义归结到宗教信仰,“他的历史怀疑主义与贝尔对宗教教义和信仰的怀疑密切相关。”17

综上,欧美学界对此问题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亦存在不足。大部分学者只研究贝尔史学的实证精神或只研究怀疑主义,研究不够全面。仅有奥尔尼库克同时论述贝尔史学的怀疑与实证精神,但作者没有对问题作结论。这种现状表明贝尔史学的某些方面研究尚处在不够成熟的阶段,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探讨。

二、《圣经》批判下的信仰倾向

研究贝尔信仰倾向一直受欧美学者关注。若从贝尔史学角度探讨,学术界热衷于通过分析贝尔批判《圣经》的行径,来判断贝尔的信仰倾向。

贝尔在《历史批判辞典》中,将《旧约》中的大量人物和历史事件编入辞典的词条中。他放弃以往教会对《圣经》的独断解释,将《圣经》视为历史书籍,对《旧约》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考证和批判。这些行为在人们看来简直是对上帝的亵渎,但在历史学领域却功不可没:他把《圣经》视为史料,使得《圣经》研究从神学领域延伸到历史学领域。E·卡西勒高度赞扬贝尔的做法,“他在历史科学领域发动了‘哥白尼式的革命’。”18 而学术界在思考:通过研究贝尔批判《圣经》的史学行为是否能够探寻到贝尔的信仰倾向。

从研究贝尔批判《圣经》这一问题出发,大多数西方学者得出的结论不免让人失望,他们认为贝尔信仰问题是一个迷。波普金曾写道:“如果我去试图寻找贝尔信仰的正确定位,我将是一个愚蠢至极的人。”19 他对此问题研究以问号结束,“贝尔批判考证《旧约》中的人物和英雄,是试图引导人们去信仰,还是贝尔在秘密地试图破坏信仰?”20 与波普金设问号方式相比,詹姆斯摆出不同观点而不作评论,这样的方法同样让人思想混乱。“贝尔会说各种确定性来自于《圣经》中神的启示所给予的直觉,从这点出发,贝尔是信仰者”21 但“贝尔声称《圣经》启示是有理性的论证,这一点又证明贝尔不是信仰者。”22 肖恩·凯撒也陷入混沌,他认为“贝尔竭力保护《圣经》中的启示”23 这表明贝尔是一个信仰者,但是“贝尔认为《圣经》中上帝的启示或许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的”,24 这一点让作者认为贝尔不是宗教信仰者。贝尔的双重思想让他陷入沉思,不能找到合理的解释。

“贝尔的信仰问题仍是个迷”,这不是唯一的声音。费尔巴哈明确断定贝尔不是信仰者。他指出贝尔虽然批判《圣经》教义,但他却信仰《圣经》教义,因为“培尔对教义的信仰是他的善良意志”,25 这不是他的本性,“贝尔力图劝诫自己要信仰教义,但这不能防止他所固有的天性显露出来。”26 贝尔固有的天性就是一位不信仰者。贝尔内心是想成为虔诚的信仰者,只是他的不信仰思想是其本质表现。与费尔巴哈观点相反,朗伯罗斯认为贝尔是一个虔诚信仰者。谈到贝尔批判《圣经》,她认为“贝尔坚信上帝对我们所说的呈现在《圣经》中,所以贝尔相信《圣经》”。27 而贝尔对《圣经》的重新解释,其目的是“带着上帝的指示,用人类所能理解的水平去和人类沟通”。28 再有,贝尔将《旧约》中的人物描述成对神不虔诚的人物。朗伯罗斯对这番无礼行为有自己的解释,“他用这种无礼讽刺的手法,不是针对《圣经》,而是针对犹太教义和天主教义的评论者。”29

可见,对于此问题,大多数西方学者研究这个问题陷入混沌,最终只能承认这是一个迷。欧美学界从史学的角度研究贝尔信仰倾向是一个薄弱点,所以贝尔信仰问题的研究需要学术界共同努力。

三、贝尔史学与笛卡尔思想的关联

贝尔思想与笛卡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史学方面,贝尔的史学思想同样与笛卡尔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学界大致从两个角度考察贝尔史学与笛卡尔思想的联系。

第一,比较两者对历史学的态度。朗伯罗斯认为“笛卡尔和马勒布朗士都抛弃人类知识的整个领域,包括历史知识。而贝尔怀着对历史学极大的兴趣和激情,拒绝走他们的道路。相反,他试图寻找方法辨别史料中的真伪。”30 卡西勒与朗伯罗斯持相同观点。“笛卡尔的怀疑对历史纯粹否定的态度,它摒弃和排斥历史。然而贝尔并不否定事实本身,相反,他使事实成了他的科学学说的真正模式。”31 从这个角度考察,学术界大都同意贝尔没有吸收笛卡尔对历史的漠视态度,这是贝尔与笛卡尔思想的不同之处。

第二,考察贝尔的史学方法与笛卡尔方法的关联性。柯蒂斯曾夸赞贝尔“是一个了不起的笛卡尔方法使用者,因为贝尔将笛卡尔的方法论运用到历史学”,32 作者仅用一句话概括贝尔史学方法与笛卡尔方法论的关系,没有涉及具体方法。下面几位学者则从具体的史学方法入手。朗伯罗斯关注贝尔的普遍怀疑方法,“贝尔从笛卡尔思想中学得最重要的一课是如何使自己摆脱一切权威”,33 摆脱权威即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方法。在历史学领域,贝尔受笛卡尔普遍怀疑方法的影响,使贝尔走上史学批判的道路。托马斯·M·列侬与朗伯罗斯关注的方法相同,认为“笛卡尔对知识采取彻底拒绝权威的方法,正是批判历史的重要原则,贝尔正是运用了笛卡尔的方法。”34 赞布罗塔森考察贝尔的大众求同方法,认为贝尔在《历史批判辞典》中运用的排除怀疑方法,是采用大众共同的看法作为标准,这种方法是来源于笛卡尔。35 美国新史学派鲁滨逊夸赞“笛卡儿在反对崇拜古人方面,比培根更进一步。”36 而贝尔从中学会了如何摆脱对古人的崇拜,导致“培尔对于宗教英雄的历史如大卫和奥古斯丁等人进行了无情的审查。”37

还有学者将以上两个角度综合,整体把握贝尔史学与笛卡尔思想的关系。汤普逊认为“笛卡儿轻视历史,但崇拜他的哲学和方法的那些人却想方设法把他的哲学和方法应用于历史。”38 而贝尔是“运用笛卡儿学说诸原则于历史课题的第一位作家。”39 列侬与汤普逊的视角相同,认为“虽然笛卡尔忽视历史学,但是贝尔的史学方法却属于笛卡尔主义的形式。”40 司坦科对此持相同观点,分析更详尽,“这里有一个讽刺的现象:笛卡尔轻视历史学,将历史知识远离确定性,贝尔却将笛卡尔的方法运用到历史学中,以追求历史学的确定性”。41 欧美学界关于贝尔史学与笛卡尔思想的关系研究,出现的部分争议主要是由于研究视角不同,但基本观点大致统一:在史学方面,贝尔是批判地继承了笛卡尔的思想。

除此以外,欧美学者也关注贝尔史学的其他问题。例如,研究贝尔史学影响,在欧美学界亦颇受关注。布拉肯提出贝尔对休谟的影响较深,休谟引用贝尔《历史批判辞典》作为史料;“贝尔对历史学的极大兴趣和信心深深影响了休谟……休谟运行着贝尔的将人类情感纳入历史研究的编史范畴”。42 奥尔尼库克论证贝尔的怀疑精神、历史批判方法、文史分科的思想对伏尔泰的影响。还有学者关注贝尔的公正治史态度,如E·卡西勒夸赞贝尔的治史美德,“他是真正的历史学家的所有美德的传播者和生动体现”;43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敬佩贝尔不偏不倚的治史态度,以致费尔巴哈认为贝尔“他的每一句话都符合事实”。44 其评价过于夸张,但恰恰能反映费尔巴哈高度赞赏培尔的治史态度和人品。亦有学者指出贝尔史学的缺陷,如乔治·萨顿强调贝尔作为史学家,“缺陷在于他很少关注科学史。”45 再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贝尔的悲观史观,并对其分析。如波普金提出贝尔对人类历史的悲观态度,认为贝尔对人类历史的整体认知是“人类历史从古至今是如此的野蛮和不道德。”46 朗伯罗斯简单提及贝尔的历史退步观,贝尔认为“地球上每个地区都被迫经历着繁荣与衰退的交替循环,”47 而产生“这种悲观史观主要来源于他对现实世界永久的灾荒、疾病和战争感到失望。”48

进入20世纪以后,欧美学者特别是一批研究贝尔的权威人物开始转向贝尔史学研究,尤其是贝尔的信仰倾向、史学的怀疑与实证问题研究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然而贝尔史学研究仍处在不成熟的阶段,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失,上文已述,不再展开。欧美学界研究贝尔史学最大缺憾是缺乏系统性。依据目前掌握材料,查尔斯·奥尔尼库克的博士论文是惟一一篇系统研究贝尔史学的怀疑和实证问题,但它并不是专一而全面地研究贝尔史学。其他学者零星提到贝尔史学的某些方面,更无需谈在研究中注意系统性。所以,较为系统和全面地研究贝尔史学,成为必要之举。总之,欧美学界研究贝尔史学虽取得一些成就,但依据目前的研究现状,其道依旧任重而道远。

注 释:

①⑨⑩27 28 29 30 33 Elisabeth Labrousse, Ba p.41.yle, translated by Deny Pot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41,50,29,41,41,50,50,50,39,79.

②38 39 J.W.汤普逊.历史著作史(第三分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97,95,96.

③Michael Heyd, A Disguised Atheist or a sincere christian? The Enigma of Pierre Bayle,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T.39,No.1.p.158.

④16 Charles Olney Cook, The Problem of Certitude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Pierre Bayle and Voltair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Philosophy, 1976.p.79,10.

⑤⑥⑦⑧18 31 43 E·卡西勒.启蒙哲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201,197,198,196,201,196,202.

11 34 40 Thomas.M.Lennon, What kind of a skeptic was Bayle?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XXVI,2002.272, 278,278.

12 Ernst Breisach,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London,1994.192.

13 14 15 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01,201.,201

17 Arnaldo Momigliano,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London,Garland Publishing, 1985.p.10.

19 20 46 Richard H. Popkin, 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From Savonarola to Bay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296,290,293.

21 22 Vere Chappell edited, Port-Royal to Bayle,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2.317,317.

23 24 44 Sean O"Cathasaigh, Skepticism and Belief in Pierre Bayle"s: Nouvelles Lettres Critiqu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45,No.3.433,433,150.

25 26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第三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34,134.

32 D. E. Curtis, Pierre Bayle and the Range of Cartesian Reason, Yale French Studies,No.49.81.

35 Gianni Paganini edited, The Return of Scepticism: From Hobbes and Descartes to Bayle,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pp.399-401.

36 37 41 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85,86,51.

42 Kenneth R.Stunkel, Montaigne, Bayle, and Hume: Historical Dynamics of Skepticism, The Euroean Legacy, Vol.3,No.4,242.

45 George Sarton, Boyle and Bayle the Sceptical and the Sceptical Historian,Chymia, Vol.3(1950).p.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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