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史学何以成为可能

关键词：刘家和;比较史学;理论;方法;史学实践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博古通今、學贯东西，从事史学研究六十余载，在历史学的多个学术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深受学界敬仰。笔者受业于刘先生，尽管已工作多年，但一直在先生的指导下进行比较史学研究，尤其是在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中收获最大、体悟最深。当前，比较史学的重要作用日益为学界所看重，自觉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史学研究的学者也不断增加，推进比较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就是寻求系统、有深度的史学比较理论和方法作为指导。刘家和先生的学术实践在该领域有突出成就，并形成了对比较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深刻见解，深入探讨刘先生的比较史学理论和方法对于该领域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谨由比较史学发展的角度着眼试析刘先生对该领域理论与方法的见解以回应时代对历史比较研究之需。

一、“同”与“异”的辩证关系

比较史学是在史学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门新学科。对现代比较史学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法国年鉴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Bloch）认为：“比较就是在一个或数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两种或数种一眼就能看出他们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的现象，然后描绘出这些现象发展的曲线，揭示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些相似点和不同点做出解释。”因而，在比较史学理论中，“同与异”、“普遍与特色”的关系问题构成了比较史学的基本矛盾。

刘家和先生的史学比较理论就是围绕这一基本认识范畴展开的。他认为“有相同，才能比其异同，有相异，才能比其同异”;“比较研究的基本功能在于辨同异，从异中见同，从同中见异。”因而，同异正是历史的比较研究赖以实现的前提。这就是说，无异之同不具有比较研究的条件，无同之异也不具备比较研究的条件。当然，同与异的关系在刘先生的比较史学理论体系中，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哲学层面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体现于历史比较不同层面的实践，进而抽象为一种理论与方法。在这种理论与方法体系中，对“同”与“异”的把握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同”与“异”的历史性

这方面的表现分为两层。第一层，“同”与“异”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是史学比较研究的客观前提。刘先生认为，“同”与“异”的对立首先是存在于真实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的，是一种真实的“同”、“异”对立。刘先生坚持历史比较的目的是探求历史的真相，这就不仅需要运用比较以求其真，而且要对进行比较的历史材料进行考证以求其真。因此，先生对清代考据学的史料考证功夫颇为欣赏。他总是强调重视史实的真实性，要求学生掌握一些甄别史料的考证方法，并多次现身说法，用陈垣先生对自己的学术教益来说明史料考证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得其亲炙的学生对此皆有深刻印象。将刘先生的学问之路和其他同辈学者相比明显可以看到，先生既拥有现代优秀学者宽阔的学术视野和坚实的理论功底，又具有传统学者的扎实考据功底，并能将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擅长使用训诂学、考据学、版本学的知识与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比较的资料进行深入考辩。这既是他探讨“同”与“异”客观真实性的坚实基础，又彰显出其求真的学术高度。

第二层，“同”与“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对立统一关系。在刘先生的理论体系中，“同”与“异”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体现历史的动态特性和统一性。例如，他在《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中提及：“西周时期的中国与中古时期的欧洲，主体非一;时代不同，本来不具有可比的条件，可是，只要我们注意到二者皆有分封制度，那么其间的异同就颇有可讲究的了。”他还写到：“近代美洲的易洛魁人与古代希腊人、罗马人本来并无相同之处可以构成比较的条件，但是，当人们注意到它们都有氏族、部落制度，那么其间的异同也就大有可研究的了。”先生进而对此总结道：“以上所举的两个例证，虽然主体不同：时代也不同，但是其可比性在于其间可能有在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相同。这种相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时间相同，而是相对意义上的时间相同。这也是一种横向的比较，一种相对共时J生的异体比较，而其作用却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的纵向的发展趋势。”关于比较史学的根本属性是什么？亦即历史比较与其他比较方式的本质不同何在？先生强调，对历史比较“同”与“异”把握的关键在于历史本身，他将比较的思维和比较的触角牢牢地植根于历史的土壤之中，以历史比较的真实性为基础，使比较的结果体现出了历史的真实性，从而将比较史学与历史哲学及比较语言学区分开来。马克思指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历史现象这种相异相同的客观存在，正是比较研究根据之所在。马克思认为，比较研究与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不同，前者的特点是蕴含于历史之中，并且成为“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而历史哲学则是“超历史的”。与比较史学相比，片面的历史哲学解释难免缺少以历史实践来检验与深化历史理解即历史实践缺位的情况。而布洛赫则指出要将历史的比较研究与比较语言学区分开来，强调比较的最可靠解释应该是真正地运用历史而不是其他。布洛赫的比较史学研究践行了这一主张。在《封建社会》、《为历史学辩护》等著作中，这种实践表现得尤为突出，并获得了重大的学术成就。如果以上述观点审视刘先生比较史学中的“同”“异”关系，就会对其追求比较史学真实性的主张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二）“同”与“异”的逻辑性

在刘家和先生的史学比较中，“同”与“异”是一对将比较思维系统化的概念，因而在逻辑上两者的关系具有系统性和严密性。

其一，“同”与“异”不仅客观地存在于比较的事物之中，同时也反映到人们的主观认识中。比较史学研究必须遵守其内在逻辑和认识程序，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应该展示出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努力从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比较进入到以辩证逻辑为基础的比较新阶段。这体现出比较史学的现代性。在辨明历史比较的功能在于明同异之后，刘家和先生进一步指出，“历史时期相同，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之间的比较才是有意义的，而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与其自身没有比较的价值。这就是说，无异之同不具有比较研究的条件。历史时期不同，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的前后比较是有意义的，而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之间就没有比较的价值。这就是说，无同之异也不具备比较研究的条件。总之，有相同才能比其异同;有相异，才能比其同异。所以，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之间，一般说来虽然不具有可比性，但是，只要从一个相同的角度去看，其间仍然是可以比较的。”上文已经提及，刘先生曾专门以中国西周初年封邦建国与西欧中世纪军事采邑制度之间的比较为例讨论可比性问题。他指出，虽然两者在时空上遥不可及，从整体的社会性质而言也迥然不同，但从分封制这一角度考察的话，仍可找到比较的基础。与此一致，学术界对两者同与异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屡屡获取新的认识，深化了对中西古代分封制异同的理解。由此看来，“由于比较范围的选择、可公度性及语言分类结构是比较者主观预构的结果，因而，事物的本质并非完全外在于比较者的客观存在，它同时也有赖于比较者的理论构想”。“从观念形态上说，历史是人们对过去发生事实的理解。”当然，这种理论构想或解释的基础仍是客观的实在。这样看，人们对历史比较客观本质性的辩证理解与传统实在论意义上的单纯的历史本然理解，就明显不同了。这无疑加深并丰富了对比较史学中“同”与“异”客观逻辑性的现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