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郑凯（1983-），男，汉族，河南驻马店人，助教，历史学学硕士，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研究方向是世界史。
孔静（1984-），女，回族，河南周口人，助教，历史学硕士，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研究方向是世界史。
摘 要：伏尔泰不仅是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同时也是一位理性主义的历史学家，他为编纂历史开辟了新的领域，在他看来，政治、军事、科学技术、农工商业、文学艺术乃至民情风俗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看作历史编纂的对象，打破了西方2000多年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要内容的史学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近代史学发展史上，他是第一个把文化史引入历史学领域的学者，倡导“文化史观”，批判神学史观，否定传统的世界史体系，开始把人类历史当做一个整体进行综合和比较的研究。伏尔泰对后世西方史学的影响是深远的，一直为后人所瞩目。本篇文章将就伏尔泰对历史学所作的贡献简要介绍。
关键词：伏尔泰；理性主义；文化史观；世界主义
中图分类号：K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2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启蒙思想家们兴起的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思想家用笔当做武器，用他们的著作去戳穿宗教神学的虚伪，揭开了专制暴政的真实面目。他们控诉社会不平等的罪恶，打开封建专制的重重禁区，反映时代的要求，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形成了一个强大有说服力的公众舆论。这种舆论对18世纪的法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以“科学”和“理性”为武器，去揭露宗教蒙昧主义，反对宗教狂热和迷信，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特权和黑暗统治。
启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奏，在政治、思想和理论上为大革命作了充分的准备，并在世界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启蒙运动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是法国18世纪一大批杰出的文化人：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正是在这批领军人物的带领下，法国在18世纪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和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启蒙时代的欧洲是法国的欧洲”。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是18世欧洲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他勇于揭露封建专制的黑暗统治，抨击天主教会的野蛮行径，进行了持久战斗，为即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做了舆论准备。他学识渊博，涉猎广泛，活跃在18世纪思想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仅是著名的哲学家、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而且还是以为颇有建树的历史学家，被称为是“理性主义历史学派”的奠基者。伏尔泰的历史著作主要有一下几部：《查理十二史》、《路易十四时代》、《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和《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史》。《查理十二史》写于1731年，作者通过对北欧瑞典国王查理十二的事迹，刻画了一个“好战的国王的形象”，宣扬了作者的反战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颇有进步意义的。而《路易十四时代》则主要详细记载了1638年到1715年间，法国文化史上一个“黄金时代”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详细阐述，可贵的是伏尔泰阐述了文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在史学界一直认为是近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著作，它从全球宏观的角度来考察人类文明史，摒弃了以基督教文明委中心的世界史体系，建立起以人类文明为中心的新的世界史体系。《彼得大帝统治时代的俄国史》中，作者把彼得大帝描写成俄罗斯的伟大改革者和开明君主，赞美其改革后俄国出现的变化，成为“奇迹”，寄托着作者的政治思想，他认为可以通过这些开明君主的明智，去改变旧制度，建立一个理性的社会。
在伏尔泰的历史著作中，体现了这样一个倾向：他力图冲破旧史学的藩篱，凸显出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他努力描绘出世界各民族各地区历史发展的全貌，继承了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史料充实、取材广泛的传统，第一次打破了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用以政治、军事史为主要内容的史学传统，为历史编纂学开拓了新天地。他写的是世界史，尤其致力于描写人类精神的进步，把笔墨着重描写在人类智慧方面的文化成果上。他所开辟的道路成为后来包括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在内的历史哲学家们所遵循的规范。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不仅包括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显赫武功和卓越政绩，还包括那个时代的司法、商业、科学、习俗等各方面内容。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指出，这部著作的目的是“着重描绘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文化记忆的日臻完美”。汤普森曾这样评价伏尔泰，他认为伏尔泰有两大贡献：第一，他是第一个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的学者；第二，他把历史理解为人类一切活动所表现的记录。这包括艺术、学术、科学、风俗、习惯、食物、技术、娱乐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伏尔泰在历史哲学世俗化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在他的那个年代是很不简单的。
18世纪的西欧的世界史著作不多，但却充满了人类进步的观念，反对神学的偏见，有世界主义倾向，涉及经济、政治、文化、风土人情。其中伏尔泰的作品《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是最具有代表性，被认为是近代史学的奠基性著作之一。这是一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突破了基督教的世界史体系和政治史传统，他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畴，综合研究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方方面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从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开始，历史学家们便把眼光投向了本土以外的世界。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把眼光投向希腊以外的世界，主题虽是希波战争，实际上写的却是他那个时代希腊人的“世界史”，他笔下的世界包括西亚、北非、黑海沿岸、地中海沿岸等许多地方，在这方面，他是表达普世的、全球的、或“世界的”这类含义的先行者。其作品此可称得上时一部“通志”，一部上古世界的“世界史”，他没有带着种族偏见的眼光，而是非常重视东方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比当时的希腊人有着更远大的历史眼光与超群的智慧，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间。此后的修昔底德及其作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成为古希腊史学的最高成就，他以记载政治史为主要内容的编写体例，成为西方史学家长期效仿和尊奉的史学传统。而进入中世纪的历史时期，基督教史学取代了古典史学，在神学史观的影响下，西方的史学从世俗的书院转到了僧侣的庙堂，所叙述的对象不再是现实的人间而是空渺的彼岸世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确立了基督教的世界史理论。1681年法国主教博絮埃德《世界史论》这种神学史观统治了欧洲乃至法国近一千年之久。
随着西欧一些地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阐述，东西方新航路的开辟，分散的世界逐渐联系为一个整体。在这种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下，在新的经济因素和政治结构的制约下，世界历史发生了大变革，西方文化也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文艺复兴运动打破了中世纪思想锁链，也给西方史学带来新的变革。而启蒙运动则有力地推动着西方历史学的进步，启蒙时代的历史学家，在反对宗教神学，推翻专制政权斗争中，曾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在西方史学发展史上，伏尔泰是最早提出“历史哲学”一词的，但他并没有写过一部完整的书籍对历史哲学的内涵作系统的阐发。他所提出的历史哲学一词指的是历史学家撰写历史，不应当是一种史实的铺陈，而是运用哲学或者理论对之进行思考，然后作出解释。18世纪西方社会的发展，赋予伏尔泰比他前辈更成熟的史学思想。在启蒙年代，伏尔泰猛烈抨击了奥古斯丁和博絮埃的神学思想构筑起来的神学体系，他在批判以博絮埃的《世界史论》为代表的中世纪的神学体系时，不但探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等世界史理论，而且又亲自编著了《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这种“新类型”的世界史，对后世的世界史理论研究和世界史著作的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伏尔泰眼里，世界史不再是神的意志的产物，而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写历史也不应根据奇迹，更不能根据神话，而要根据历史事实。他彻底否定了历来那些按照神话传说来写历史的人。伏尔泰明确指出，《圣经》不是解释历史的最高权威，全部的人类文明史在时间上都要早于《圣经》的记载，而且论述的范围要远远超过基督教徒或犹太人所知的地域。他论述了东方各国，如迦勒底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的文明史，有力的说明了基督教神学所构建的世界史体系是何等的谬误百出，从根本上否定了基督教神学创建的史学体系。
他从宏观的角度来综合考察人类文明史，他的视野从波斯到阿拉伯各国，从印度到中国，从日本到秘鲁，正是这种全球角度观察世界，使他能够开创性的运用比较历史研究方法，得出了与先前历史学家尤为不同的新见解。伏尔泰尤其赞赏中国，在他看来，中国的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对中国古代的历史给予极高的评价。在他看来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便写的合情合理”。世界上只有中国人做到了摆脱一切迷信和野蛮行为的宗教来撰写历史。伏尔泰还首次提出了整体史的编纂方法，他的历史观从国别的文化史迈向了世界文化史。从最初的《查理十二史》的瑞典，到《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再到《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地球上的诸民族，无不体现了他的历史观的发展进步。
伏尔泰的创新，不仅体现在开拓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上，而且还突出的体现在他把哲学或理性精神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西方史坛缺乏批判精神，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面前，缺乏一种明察秋毫、鞭辟入里的历史眼光。17世纪曾一度出现过怀疑主义思潮但没有在学术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以哲学家的眼光，驰骋于迄未受到批判精神挑战的广阔领域，沉重打击了盲目轻信的风气，把哲学引入史学领域，是西方史学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伏尔泰把18世纪的西方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理性主义史学阶段，这也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最终确立的世纪。
参考文献
[1] 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4]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5] 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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