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理论发展的集大成时期。乾嘉时期的史学理论家和考史学家在叙事之美的探讨上,自觉区分了文学叙事与史书叙事,提出了“情事如绘”的叙事境界说。他们主张史书叙事的熔裁与锤炼。在阐发叙事之美的内涵时,乾嘉史学家充分肯定了“情”在叙事审美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他们也强调“情贵于正”,要谨慎处理客观历史事实和史家主体的情感与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乾嘉时期;情事如绘;熔裁;叙事审美
作者简介:刘开军(1981—),男,安徽宿州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5-0139-06收稿日期:2010-06-15
近几十年来,关于叙事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史学、文学等领域的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而西方叙事学理论与范式对我国当前的叙事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古代史学上关于叙事的讨论至少可以上溯到东汉时期班固父子评价司马迁的叙事才华,此后历代延续,且不断深入,其思想积淀也是非常丰厚的。这主要由两条脉络构成,一是史学家、思想家的相关理论概括,如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在《史通·叙事》、《烦省》等篇中关于叙事的论述。二是历代学者以评论某部史书的叙事得失的方式,阐发有关叙事的各种思考。后者更加具体化,在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理论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古代史家“对‘叙事’的理解,也主要是通过评论史书来展开”[1](P8)。清代乾嘉时期,处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总结和嬗变阶段①。乾嘉史学家对史书叙事的论述,既有理论上的提炼,也有具体的品评,在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理论发展上具有集大成的特点。中国古代史家提出“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 [2](卷6,《叙事》),乾嘉时期的史学家们循着前代史家的思路,对叙事审美提出了不少重要的见解,这对当今的历史撰述和史学批评仍有借鉴意义。
一、“情事如绘”:叙事之美的境界
在关于史书叙事之美的境界的探讨方面,乾嘉时期的史学理论家和考史学家均有所论述。章学诚虽曾谦称“至于文辞不甚措议”,但他在《文史通义》以及与友朋的论学书札中却纵论文史,从“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 [3](卷14,《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的辩证论述中,可以看出章学诚对文学叙事与史书叙事已然作出了明确的、具有理论色彩的区分。他还明白地指出:“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3](卷5,《史德》)他认为叙事之美是良史之才的重要表现,是衡量史家优劣的一个标准。可见,章学诚在史书叙事上实有自己的思考。具体到叙事审美上来说,章学诚的重要见解首先是提出了“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和“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3](卷2,《古文十弊》)的理论认识。这既是论史书叙事的真实之美,也是关于史书叙事的形象之美的简明表述。
不过,章学诚对史书叙事的形象美虽有上述认识,然尚缺少充分的论证。同一时期,以考史著称的一些史学家如王鸣盛、邵晋涵等,则从大量的事例中提出了“情事如绘”的叙事境界说,进一步充实了章学诚的论断。
考史学家通过考察《南史》和《南齐书》对同一史事的叙述,阐明了这一见解。元徽二年(公元474年),桂阳王刘休范举兵造反,被萧道成讨平。刘休范虽已被斩首,但是刘宋宫内却传言萧道成兵败,新亭失陷,并有人诈称刘休范驻扎于新亭。于是很多人争相投靠刘休范。对这一历史事件,《南史》写道:“士庶惶惑,诣垒期赴休范,投名者千数,及至,乃是帝。随得辄烧之。”[4](卷4,《齐本纪上》)《南齐书》对此则只是平淡地叙述:“士庶惶惑,诣垒投名者千数,太祖随得辄烧之。”[5](卷1,《高帝本纪上》)王鸣盛对比二史的叙事后,评论道:“‘及至,乃是帝’五字甚妙,得此觉情事如绘矣。”[6](卷55,“及至乃是帝”)《南史》增加“及至,乃是帝”五字,将“士庶惶惑”的丑态及其惊慌之状,形诸于笔下。王鸣盛肯定了李延寿于细微处摹写史事的非凡才能。王鸣盛在比较《南史》和《南齐书》关于齐武帝萧赜死后,王融与西昌侯萧鸾各拥新主之争的叙事艺术时也有类似的阐述,这里不妨加以引证:
从“融乃处分”到“无不从命”这五十八个字,写出了王融和萧鸾在关键时刻的斗智斗勇,王融的计谋、萧鸾的智勇以及威慑全局的气魄和当时紧张的气氛,可谓淋漓尽致,有场景,有对话,有心理活动,非常丰满。王鸣盛称之“描摹情事,颇觉如绘”,确非虚言。《南史》之外的一些史书,在叙事审美上也有颇可称道处。如《汉书·孔光传》“描摹光之丑状,可云尽致”[6](卷26,“每朝”)。《新唐书》叙述宦官鱼朝恩“恣横之状”及其被杀经过,也给人“情事如绘”的感受[6](卷92,“《鱼朝恩传》新旧互异”)。
乾嘉时期,和“情事如绘”具有同一内涵,而在措辞上略有不同的其他术语,是“情景如生”、“如画”。《史记》的叙事功力向来为学者们所称道。乾嘉考史学家称赞“《史记》写鸿门一会,情景如生”[7](P93)。他们在读到《史记》中关于信陵君恭迎夷门侯嬴一段的细节描写时,不禁赞叹道:“若令人能画出也。”[8](卷5)《史记·陈丞相世家》“委悉如画”[8](卷3)。其他如《三国志》具备“一语曲折如画”[7](P152)的史文造诣。《后汉书·胡广列传》在叙事上也具有“情事如绘”的风韵:“范晔作此传全用美词,其前但叙顺帝欲立皇后,有宠者四人,莫知所建,欲探筹定选,广与尚书郭虔、史敞上疏谏,乃立梁贵人,则已明著广之党于梁氏矣。及叙至质帝崩之下,但云:‘代李固为太尉,录尚书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阳安乐乡侯。’夫倾固而夺其位,又以定策受封,党恶之罪显然矣。……鄙夫情状,曲曲道破,通读一遍,此传若有美无刺者,而已不啻铸鼎象之,然犀照之”,“读之辄为击节叹赏,亦不觉捧腹绝倒”[6](卷36,“刺广寓于褒颂”)。范晔善于叙述历史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微妙关系,不作直白之言,却能将复杂的史事从容不迫地尽现于笔端,令人读来由衷赞叹,这正是《后汉书》在史传叙事上的成功之处。王鸣盛认为《后汉书》有“铸鼎象之,然犀照之”的妙处,也是肯定了它在叙事形象性上的匠心,可谓范晔的后世知音。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考史学家关于叙事“情事如绘”和“情景如生”的具体评论,与章学诚所说的“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的理论概括,既是实际与理论的契合,同时也反映了史学理论家和考史学家在叙事审美上的异趣与趋同。史书叙事要达到“情事如绘”的境界,一方面基于它们叙事的真实性和形象性,使史事如在读者目前;另一方面在于叙事的生动性。当然,无论是叙事的形象性抑或是生动性,都需要以史文的熔炼和推敲为基础。
二、“炼字炼句之工”:叙事之美的路径
史学家对史文的锤炼,是营造叙事之美的重要途径,用乾嘉史学家的话来说,是要有“炼字炼句之工”[9](卷11,“《新唐书》文笔”)。这是对史家素养提出的要求。章学诚对史文的熔裁发表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
这段话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史文的锤炼。史家在撰写历史之先,面对纷杂的史料,必然要做审查的工作,即章学诚所说的“裁取”,然后才能进入真正的历史撰述阶段。在这期间,对于史家而言,“则贵陶镕变化”,即要在文字表述上下一番取舍、连缀、推敲和润色的功夫,这里面蕴涵着章学诚所强调的“苦心”。那么,史家打磨史文,依靠的是什么呢?是“天地为炉,万物为铜,阴阳为炭,造化为工之意”,这里所说的“炉”、“铜”、“炭”、“工”,恰恰都是关于“炼字炼句”的形象说法,归根结底是在论史家的文字修养。而“古今”、“天地”、“万物”、“阴阳”和“造化”则反映出章学诚在史书叙事的审美上具有的宏大气象和不拘一格、追求叙事佳境的明确意识。需要强调的是,章学诚把史文“陶镕”和他在史学理论上所强调的“史意”联系起来,一方面是扩充了史意的内涵,另一方面也阐发了叙事不仅仅是一种表述技巧,还反映史家之意的认识,这是十分高明的见解。
乾嘉时期,许多史学家都对史文的锤炼发表过意见,形成了一些普遍性的认识。他们在考史中字斟句酌,在评史中也着意于文字表述的揣摩,他们强调的“炼字炼句之工”和“陶镕变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于老练。史家“炼字炼句”有一个标准——“老”。“老”作为史家笔力的一个抽象概念,大致包含老练、浑妙、不带雕琢痕迹等意思,是指史学家娴熟于文字并具有较高的文章技巧。“叙事文微冗碎,要当炼之,使其老洁。”[3](卷9,《再答周筤谷论课蒙书》)在赵翼的重要史学著作《陔余丛考》和《廿二史札记》中,不少条目的札记都以“老”论史书的叙事。如谓《晋书》“纪传叙事,皆爽洁老劲”[10](卷7,“《晋书》二”)。与《新唐书》相比,可见《旧唐书》作者“文字之老”[10](卷16,“《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反之,考史学家对史书叙事欠“老”的表述有所指摘。《三国志》的“《钟会传》大概冗放,非简练用意之作。‘文王欲遣会伐蜀’云云。此段追叙文王与邵悌论议,极有关系,但词句纡覆繁曲,似未加琢炼”[7](P183)。他们常指出史书某处“欠炼”、“少炼”,有时候连一个字的使用也要经过认真推敲。如《新五代史·刘铢传》“‘是时太祖方欲归人心’,按‘归’字不如作‘收’字为稳”[7](P586)。“‘不觉朵颐,垂涎呀呷’,按此极意用字刻划,而形容犹未尽工。”[7](P593)只有这样严格地琢磨文字,才能具有不凡的笔力,撰出脍炙人口的史著。例如,《梁书·吕僧珍传》记吕僧珍之廉洁:“僧珍旧宅在市北,前有督邮廨,乡人咸劝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督邮官廨也。置立以来,便在此地,岂可徙之益吾私宅!’”[11](卷11,《吕僧珍传》)牛运震认为《梁书》“不如《南史》云‘岂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一语为老”[7](P324)。王鸣盛也有类似的论述,《北史》“《孝静帝纪》:高澄侍帝饮,大举觞曰:‘臣澄劝陛下。’《魏书》‘下’下有‘酒’字,《北史》省此一字,欲简老,翻稚气”[6](卷66,“臣澄劝陛下”)。可见,一字之增删,实关乎叙事之效果。乾嘉史学家对前代史书的这些批评,也反映出一种严谨、重推敲的良好文风。
其次,关于文气。文章气势是古代文学家和史学家作文撰史之时十分重视的问题。何谓文气?“从这些句子所得到的感觉,以及读出来的声音,也就有高低,有强弱,有缓急,抑扬顿挫,这就是所谓文气了。”[12](P166)乾嘉史学家从文势与文气的角度来欣赏、鉴别史书的文字表达。赵翼对《梁书》的评价不高,但对其叙事的文气却十分推崇,认为《梁书》诸传,“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10](卷9,“古文自姚察始”)。牛运震评价《三国志·吴书·是仪传》,“‘邻家有起大宅者’云云,此段横插中间,意虽相属,而文势中断”[7](P208)。历史撰述需有一以贯之的精神、气力,才能令史事贯通,史文畅达,使读者一气读完,有酣畅淋漓之感。文生枝蔓,文气窒碍,则影响了史书的文字之美。乾嘉史家的上述论述,是有道理的。
文气是与叙事的用语和文字的修饰密切相关的。乾嘉史学家虽称扬史书“行文典雅”,“措词不苟”[9](卷14,“《明史》行文典雅”),但他们并不主张叙事时故意避俗,用字新奇,即“徒以新巧避陈俗”[9](卷11,“《新唐书》文笔”)和过分的雕琢。因为“文胜且不成史矣”[7](P313)。意思是说,史书倘若过于追求文字的修饰,则失去了史学的质直之体。史书和文学作品毕竟不同,故史文的润饰也要讲究度,超过这个度,则使史书叙事“落文家套数气”[7](P546)。这也足见乾嘉史学家论文气、评文字,不同于古文家的文章点评。《南史·齐高帝诸子传》载:“‘时有广汉什邡人段祖,以淳士献鉴’云云,此段刻划极工,然纪事之文无暇及此。”[7](P388)与其说“无暇及此”,不如说没有必要如此。下面的这个例子更为典型。《魏书》“‘以刀子戾其颈,使身首异处。’按此只可云‘以刀子断其颈’足矣。史法贵质老,安用此装饰语?”[7](P438)“断其颈”自然“身首异处”,《魏书》的表述显然没有牛运震所写的简洁且有力度。可见,文字浮华不但不会起到积极作用,反而会适得其反。
再次,关于骈文排语。骈体文曾盛行于六朝,隋唐之后,其风渐歇,但直至明清时期还被应用于公文和应酬等文字中。晚清著名文论家刘熙载说:“八代之衰,其文内竭而外侈。”[13](P21)可谓一语击中骈文的要害。乾嘉史学家反对以偶句、俪语撰史,实际上是在抵制绮靡的文风和呆板的形式主义。“排语用之史传,板滞未化”[7](P119),过于工整的骈文对仗,使史书文字语言显得呆板,缺少变化,会影响史书的流畅、飞动之美。清代是古文占主流的时代。牛运震所说,既对史书叙事的基本理论有积极意义,又符合其所处时代的文学潮流。但是,他却忽略了不同历史时期文风的变化对史书叙事风格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见识稍逊于邵晋涵。邵晋涵认为史书的文字是与史家所处的时代和所叙述时代的文章风气密切相关的。“夫文质因时,纪载从实。良以周代尚文,仿古制言,文章尔雅,载笔者势不能易彼妍辞,改从俚语。”[14](卷12,《周书提要》)从时代考察史书的文风,显示出见解的通达。章学诚与邵晋涵是史学上的同道中人,章学诚进一步提出了化骈俪以入史传的解决办法,“骈丽不入史裁,而诏表亦岂可废,此皆中有调剂,而人不知也。”[3](卷14,《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这就很好地处理了历史撰述中载文和时代风尚的关系,显示出乾嘉史家在“炼字炼句之工”认识上的深刻性,是他们在历史文学史上的一个贡献。
乾嘉史学家的上述批评,提出了史文表述中的一些规范性与技术性问题。这些是他们从自己的读史经验与感受中,结合文章技巧和个人喜好所得出的甘苦之言,值得后代的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仔细思考。上述论述主要是从撰述的一般要求上来说的,而“情事如绘”的叙事美不仅意味着史家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真实地、惟妙惟肖地叙述出来,还需要产生触动、感染、震撼读史者的效果,在史书与读者之间产生共鸣。
三、“情文相感”:叙事之美的要素
优秀的史书,无不文情兼美。读史者阅读史书,往往会受到历史上的人物、事件的启发与感召,从而获得美的感受与体验,这也是史书叙事之美的内涵之一。“读《史》《汉》等书,不知倾多少眼泪,盖情文相感,有不期然而然者矣。”[15](卷上,“读书倾泪”)这是乾嘉史学家关于史书叙事感染力的非常直白的表述。史书叙事能达到这样的感人效果,主要源于字里行间蕴涵的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真挚感情与敬意。用章学诚的话来说:“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文挚,天下之至文也。”[3](卷5,《史德》)换言之,情、文、气是史书叙事审美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而情在诸要素中似又尤为重要些。
乾嘉时期的史学家们对“前四史”叙事的“情文相感”讨论得还是比较多的。他们在总结《史记》和《汉书》摹写人物的突出成就时,对“情文相感”作了一定的阐发:“史传中写小人得志情形亦多矣,而《国策》《史》《汉》尤善描摹,穷秀才诵之,不觉眉飞色舞。”[6](卷6,“司马相如”)《史记》等史书能够令读者“眉飞色舞”,正是因为它们抓住了不同人物的身份与性格特点,传神地刻绘了人物的形象,从而与读者产生了共鸣。乾嘉史学家围绕叙事之情发表了大量的评论。“《史记》写项王分封诸侯王将相,数用‘故’字‘因’字,画出无限委屈。《汉书》一概删去,但用直叙,事虽具,神理绝少矣。……《项羽本纪》详核而生动,奕奕如有神气。《项籍传》概从减削,固极简直,然事迹仅具而神味索然矣。”[7](P93)司马迁以生动的史笔叙写了项羽的神韵和风采。牛运震十分推崇司马迁饱含感情的叙述。如《史记》叙赵王张敖受贯高等人意图谋反的牵连,被刘邦逮捕。贯高为了证明张敖的清白,隐忍不死。后来刘邦赦免张敖和贯高。听到张敖被释放的消息时,“贯高喜曰:‘吾王审出乎?’”当确知张敖已被释放时,贯高便自杀了。司马迁紧接着写道:“当此之时,名闻天下。”[16](卷89,《张耳陈余列传》)在司马迁的笔下,贯高对张敖的忠诚、贯高的作为在当时所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影响,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但这两句话在《汉书》中被删去了。牛运震认为“此等皆《史记》声色动人处,班《史》一概削去,此知为史而不知为文者也”[7](P94)。将“为史”与“为文”区分开来,再一次说明了“史”与“文”的差异,同时乾嘉史家又不轻视史家的文学修养。其他一些史书在“情文相感”上也有得有失。《陈书·萧摩诃传》“叙写战阵情事,颇未明尽,无气力神致”[7](P356)。《南史》写袁粲则“激昂有情”[7](P290)。这些评论,着眼于史事叙写的美与史家的情感认同,是深入到了历史、史书和史学批评家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而提出的认识,值得我们继续研究。
有的史书在摹写历史人物的英雄气魄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旧唐书》的“《高仙芝》、《封常清》二传,似分似合,《常清传》内载其临死谢表,郁勃悲凉,而继之以仙芝之死,叹息数语,觉千载下犹有生气”[10](卷16,“《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这里所说的“生气”和“郁勃悲凉”都是着眼于叙事的感染力而发表的评论。为了更深入地展开论述,这里可举乾嘉史家对《北史》和《北齐书》关于邙阴之战的不同记载的品评为例。《北齐书·高昂传》记述高昂战死之经过,仅曰:“昂所部失利,左右分散,单马东出,欲趣河梁南城,门闭不得入,遂为西军所害。”《北史》则以浓重的笔墨记述了高昂兵败至被杀的情景:
这一段文字写东魏大将高昂战败后逃亡之状、高永洛见死不救的原因、高昂临死前的傲视不羁、东魏和西魏截然不同的反应,有条不紊,于从容不迫中写出当时的气氛,刻画了高昂的勇猛形象。在赵翼看来,“此段文字,千载下犹有生气。而《齐书》但云昂奔河阳城,不得入,遂为西军所害,真乃索然无味”[9](卷8,“《北史》较《北齐书》繁简互有得失处”)。“千载下犹有生气”,是赵翼关于史传感染力的形象表述,是他理想中的史文典范。史书叙事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历史图景,使读者于千载之后仍能感受到活泼的历史气息,确实是历史撰述中的上乘之作。景、境、情三者交融,才是乾嘉史学家心目中叙事的美景。
如前所述,欲具备史传的感染力,史家在历史撰述中需注入丰富的情感,但乾嘉时期的史学家还十分敏感地指出,史家在历史叙事中要谨慎处理客观历史事实和史家主体的情感与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文非情不得,而情贵于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3](卷5,《史德》)这里强调的“情贵于正”, 并不是一句故弄玄虚的话,而是有鉴于史家“因事生感”所可能产生的偏失。这是因为,史学家如果不能克服感情的“流”、“溺”和“偏”,那么在历史叙述和历史评判上就会有失公道,违背历史学客观和公正的本质属性。
四、结语
叙事审美,是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相关的零散论述,在魏晋时期已经比较常见,至《史通》出,叙事之美才成为史学上一个引人瞩目的课题。纵观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历程,自《左传》《史记》以下,历代史家都在追求美、塑造美、审视美、评论美,叙事之美成为史学的本质属性之一。乾嘉史学家承袭了前代学者关于叙事审美的丰厚积淀,又把自己擅长的绵密的考据功夫应用于对史书之美的探索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乾嘉考据史学在史料的审查、事实的判断和释解典制文字的疑难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对历代史书和史事的考订,为其叙事形象性的观点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所谓叙事的“情事如绘”,与今天人们所说的还原历史场景是相通的,体现了乾嘉史学家论叙事之美的现代价值。乾嘉史家总结和反思了两千多年的史学进程,为如何实现叙事之美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即“炼字炼句之功”。乾嘉史家实际上是非常重视史书的文辞之美的,但他们从史学家的立场出发,所追求的显然不同于文学上的叙事,这是文史分途的学术理路下关于史书叙事艺术的比较辩证的认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对这个问题尽管可以有多种认识,但“炼字炼句”无疑是一个带有基础性的原则。这是因为大凡叙事优胜的史书,必然是那些在文字表述上炉火纯青的著作,而这是离不开文字的锤炼的。另外,乾嘉史学素以考据著称,似乎给人留下了一种艰涩、乏味的印象,然他们论“情”在叙事审美的作用,既以“气势”、“情致”、“神理”、“动人”、“慷慨”等术语评骘史书叙事之美,又能自觉提出控制情感的要求,弥补过分强调以情动人可能带来的缺陷,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拓宽了人们对乾嘉史学的整体风貌的认识。乾嘉史学家围绕叙事中的历史文学要求,论叙事意境、表述规范和史文感染力,不再局限于文辞之美的范畴,丰富了史书叙事的审美内涵。乾嘉史家虽然没有写出一部专门的史学审美著作,但他们将对历代史书审美的意趣和心得札记为文,同样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足以滋养当前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建设。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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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雪萍]
On the Aesthetic Criticism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Historians in the Qian-Jia Period of Qing Dynasty
LIU Kai-jun
(College of History,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8,China)
Abstract: The Qia-Jia period of Qing dynasty is a period when brilliant achievement is made in narrative theory of history books. The historiography theoreticians and textual historians distinguish between literary narrative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then propose “narrative as painting”——the theory of the state of lively narrative. They argue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gees and polishing of narrative as well as tact,grace and rhythmical prose with parallelism and ornateness adopted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Historians affirm that “feeling” in the aesthetics of narrative is very important. They also emphasize “feeling requiring justice”and prudent management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objective historical facts and the feeling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historians.
Key words: Qia-Jia period;narrative as painting;comprehensiveness of gees;narrative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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