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考据学作为清代显学影响广泛，其分支历史考证学与曲论关系甚为密切，从这一角度切入，首先，通过明清曲论对比，考察清人论曲方式的变化，造成差异的根源是学术风气的新变，但同时也牵涉到曲家的双重身份和戏曲综合性的文体特征。其次，专研曲论中的历史考证，确定二者关系后，进而从论曲现象、考证方法、曲家戏曲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历史考证学对曲论的渗透。最后，在明确曲论特征的基础上，探究其形成原因，得知曲论面貌的最终定型受到“实事求是”和“六经皆史”说为主的历史思潮的推动。
【关键词】 历史考证;乾嘉时期;曲论;征实;六经皆史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考据学是清代300年最重要的学术思潮，尤以乾嘉时期为盛，故又被称为“乾嘉朴学”。自民国以来，学界就对清代考据学的诸多内容展开了热烈讨论，在经史小学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作为一代显学，考据学的影响除了经史之外，势必也会波及其他方面，包括戏曲。但目前学界较少关注考据学与曲学的关系，本文拟就此展开谈论。（1）
清代学者最初致力于儒家经典的训诂和疏证，而后将研究范围扩展至史学、子学、金石学、文字学、文献学等多个领域，其中，历史考证学是考据学的一个重要分支。[1]1历史考证是一种传统治学方法，注重考辨史书的真伪虚实，力图去伪存真，是历代史学家惯用之法，因其长久不衰，于是由一种单纯的治史方法逐渐发展为一门学科，最终在清代成熟，成为史学主流。
由于考据学内容广博，涉及多个学科门类，仅凭一文恐难将考据学对曲学的影响谈得面面俱到。古代戏曲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在考据学的众多领域中与史学关系甚为密切，加之历史考证学是乾嘉乃至清代史学的核心，故本文从历史考证学的角度对曲论进行考察。
一、论曲方式的新变
明清两代的戏曲创作和演出是中国戏曲史上的鼎盛时期，在此背景下，大量曲论应运而生，数量远非前代所及。虽然明清两代戏曲批评兴盛，但在论曲方式上，二者却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明人论曲多为空疏的泛泛之谈，随兴而发，以个人好恶为标准评价戏曲作品，持论偏于主观，缺少严密的逻辑和论证。纵观明代曲论，从明中叶何良俊《曲论》、王世贞《曲藻》到晚期王骥德《曲律》、吕天成《曲品》以及祁彪佳“二品”，评论方式均是个人漫谈，主观性和随意性极强。虽然晚明《曲律》、“二品”与中叶曲论相比，在理论的系统化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但究其评论戏曲的方式和风格，仍与中期一般无二。试举几例如下：
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如曲中语：“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是骈俪中景语。“手掌儿里奇擎，心坎儿里温存，眼皮儿上供养。”……是骈俪中情语。“他做了影儿里情郎，我做了画儿里爱宠。”……是骈俪中诨语。“落红满地胭脂冷”，“梦里成双觉后单。”是单语中佳语。只此数条，他传奇不能及。[2]29
《西厢》则十六折，多寡不同，骨力更陡，此其所以胜也。昔人评者，谓“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信不诬也……且《西厢》之妙，正在于《草桥》一梦，似假疑真，乍离乍合，情尽而意无穷，何必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而后乃愉快也……王弁州取《西厢》‘雪浪拍长空’诸语，亦直取其华艳耳，神髓不在是也。语其神，则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2]241-241
只是淡淡说去，自然情与景会，意与法合。盖情至之语，气贯其中，神行其际。肤浅者不能，镂刻者亦不能。[3]140
从这几例中不难发现，无论是明中的王世贞，还是稍晚的徐复祚、祁彪佳，三人论曲风格极为相似，用词抽象，纯是个人体感受，仅仅点出“佳语”“乍离乍合”“情尽而意无穷”“气贯其中，神行其际”而已，不做任何详细阐释，令读者难以揣摩。即使徐复祚不赞同王世贞对“雪浪拍长空”诸语的评价，认为“神髓不在”，却不做任何分析，立论缺乏凭据。但这并不是个别曲家的弊病，而是明代所有曲论的共性。究其根源，离不开明人的治学风气。
明人治学深受宋明理学的影响，空谈经义，不重实学，导致思想空疏，多受清人诟病：
惟明人空疏无学，而好讲书法。[4]252
明人好谈名节，而于纪载多失讨论。如此者盖不少矣。[4]270
今观其书，矫诬迂怪，颇染明中叶人不读书而好奇习气，文理至此，竞不复可言矣。[5]930
近时之为史学者，有二端焉。一则塾师之论，拘于善善恶恶之经，虽古今未通，而褒贬自与……一则词人之读史，求于一字一句之间，随众口而誉龙门，读一通而嗤虎观。[6]347-348
在清代学者眼里，明人空谈误学，不好读书，缺乏务实精神，即使研究历史，也无视史实，一味地驰骋议论，致使学风空疏。治学方法会影响到学术风气，戏曲批评自然也难以幸免。再者，戏曲是明代文人闲暇之余的玩乐之物，他们研究经史尚且如此随意，对用以极视听之娱的戏曲，恐怕更是以一种游戏的态度随兴而发了。
到了清代，学术风气发生明显转型，空疏虚妄的漫谈已被严谨征实的考据学所取代。清人研治经史审慎求实的态度自不必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以同样谨慎的态度对待戏曲文献，考据方法几乎与史学一致。以乾隆间焦循《剧说》为例：
辉县褚邱，去百泉四十里，有白马将军祠，土人多崔姓，而近又有郑村。……《旷园杂志》云：“唐郑太常恒暨崔夫人莺莺合墓，在淇水之西北五十里，曰旧魏县，盖古淇澳也。明成化间，淇水横溢，土崩石出，秦给事贯所撰志铭在焉。……志中盛传夫人四德咸备，乃一辱于元微之《会真记》，再辱于关汉卿、王实甫之《西厢记》。历久而志铭显出，为崔氏洗冰玉之耻，亦奇矣。”《诗辨坻》云：“陈仲醇《品外录》载《唐郑府君夫人崔氏合墓志铭》，秦贯所撰也，陈因据此辨《会真》之诬，用意可谓长者……[7]104—105
同样是评价《西厢记》，焦循已全无明人漫谈式批评的痕迹，而是结合笔记、墓志铭等多种材料考订崔张故事的本事，甚至连剧中关键地点都有出处，不可谓不精细审慎。而对于明人偏好的曲詞鉴赏，焦循却不置一词。可以看出，焦循论曲极为客观，其目的在于为读者展现戏曲本事和文史背景，故不作任何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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