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思想产生与历史发展来看,《周易•彖辞》中的“汤武革命”说实际上晚于《尚书》“革命”论,前者极有可能就是归纳或引用自后者。《尚书》“革命”论的基本内涵是:天子之位惟有德者居之,统治者如果“失德甚重”就会被得民心、顺“天命”者取代,其实质是一种民本道德主义。《尚书》“革命”论对中国的政治伦理、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尚书;“革命”论;民本道德主义
[中图分类号]K01[文献标志码]A
学界历来重视对《周易•彖辞》中“汤武革命”说的思想和政治行为模式的研究,而对早于此说的《尚书》中的“革命”论却较少涉及,在史学史及史学理论著作中,只是将它作为“鉴戒史观”“历史盛衰理论”或者“神意史观”的一部分来谈。其实,《尚书》“革命”论具有其独特内涵和重要影响,值得深入探讨。
一、《尚书》“革命”论与《周易》“汤武革命”说
有必要先探究一下《尚书》中“革”和“命”的含义。关于“革”字的原始含义,《汉语大字典》有详细的解释和引注。
《说文》:“革,兽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古文革之形。革,古文革,从三十,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也。臼声。”……更改,改换。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三十四引《说文》:“革,更也。”《玉篇•革部》:“革,改也。”《易•杂卦》:“革,去故也。”《公羊传》:“(丑父)使顷公取饮,顷公操饮而至。曰:‘革取清者。’”何休注:“革,更也。”晋桓玄《鹦鹉赋》:“革好音以迁善,效言语以自骋。”[1]
可见,“革”在古代即“更”,更改、改换之意,有“迁善”之寓。在《尚书》“殷革夏命”等语境中,“革”字正是更改、改换之意。“命”字是指“天命”,“殷革夏命”,即殷商由于积德行善,得到了天意、民心,从而改变了倒行逆施的夏王朝的“天命”。这里对“人”的主观能动性明显有强调的意味,而且这里的“天意”也不是难以捉摸、变幻无常的,而是对敬德保民者青睐有加,与西方文化中“上帝”的喜怒无常(详见《圣经•约伯记》)的形象大不相同。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唯道德论”根深蒂固的重要原因。如果只是把“殷革夏命”理解为近似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或者不予翻译,或者简单地翻译成“殷商革了夏桀的命”之类,一方面不够准确,另一方面也容易使读者受到误导,以为此处的“革”“命”即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而实际上二者的含义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而言,在现代汉语中,“革命”更多地表现出其暴力、暴动的色彩(近年来的一些特殊的“革命”如所谓“橙色革命”等除外),而且一般是自下而上的。但是,在《尚书》《周易》以至整个中国古代,“革命”基本还是维持着《尚书》中“改朝换代”的含义,并且不一定是暴力性质。
从《尚书》来看,其“革命”论的出现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在较早的阶段,“革”即“改变”的意思并没有明确地体现出来。在反映史实年代较早的《尚书•甘誓》中,夏启说:“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2](P207)其意旨无非说我夏启是替天行道,却没有说夏启要“革”有扈氏之“命”,这或许与事件的性质有关——夏启只是讨伐不服从的同姓诸侯,并非后人理解上的“改朝换代”。至于《汤誓》中所记的商汤伐桀的誓词,虽然事件本身带有“改朝换代”之意,但是商汤的语言中仍然没有明白表达出“革”即“改变”之意。
到了后来,“革”即“改变”的意思才逐渐凸显出来。反映周初史实的《尚书•多士》篇就有记载。
我闻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向于时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辞。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致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2](P499-500)
这里有两处提到了“革”。很明显,“革”意义的凸显,就是“改朝换代”意识日趋明确的表现。在周公看来,周之所以“革”了殷的“命”,是因为文王等历代周族领袖敬德、行善、保民,从而获得了“天眷”的结果。晚出《尚书》(即通常所说的“伪《古文尚书》”)也有多处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呜呼!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监于万方,启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咸有一德》)[2](P503)
王若曰:“呜呼!父师,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绥定厥家。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式化厥训。”(《毕命》)[2](P614-615)
可见,《尚书》中周公明白提出的“殷革夏命”以及与之相连的“周革殷命”的观点,也就是“革命”说。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第一次,是周公的伟大创造。
正是在此基础上,到了《周易•彖辞》中,才明确提出了“汤武革命”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2](P202-203)这是彖辞对“革”卦的诠释。一般认为,包括《彖辞》在内的《易传》产生比较晚,有的观点认为是战国时期,也有认为是孔子所做(或者至少是孔子编订或传授过的)。但无论如何,其年代不会早于《尚书•周书》。春秋战国时期,《尚书》已经流行,这是公认的事实。所以,《周易•彖辞》的“汤武革命”说作为对“革”卦进行解说的一个论据,极有可能提炼于《尚书》中的史实,产生于《尚书》“殷革夏命”之后。《周易》“革”卦说:“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2](P202-203)这只是一句简单的概括而已,并没有对彖辞中“汤武革命”的史实作出注脚或提示,因此,《周易•彖辞》中的“汤武革命”说不是《周易》本身的产物。刘起釪先生说过,《尚书》“到了汉代,它却被尊奉为儒家‘五经’中最重要的一经”。[4](P1)也就是说,在儒学独尊的最初阶段,《尚书》的地位要高于《周易》。所以,无论是从年代先后,还是从影响大小、地位高低来说,《周易•彖辞》受到《尚书》的影响都是很正常和合乎情理的。基于此,我们有理由说,《尚书》“革命”论是《周易》“汤武革命”说的来源,二者都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学术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尚书》“革命”论的内涵及实质
在《尚书》“革命”论中,夏桀和商纣这两位帝王的共同特点是严重失德、不理朝政、不恤民力以致民怨沸腾、民心思变、众叛亲离,是暴君兼昏君的典型;而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都是积德行善、深得民心、得到各方拥护的圣君。这是“革命”成功的基本条件。基于这种分析,我们可以将《尚书》“革命”论的基本内涵简要概括为:当统治者道德极为堕落、政治极为昏乱而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时,在下者可以奉天命、顺民意,取而代之。当然,在最初阶段,一般是另一部族的首领或另一政权的统治者才有资格和机会去“革”其命,但是自从刘邦成功地建立汉朝后,布衣平民也可以侧身其中了。
不难看出,《尚书》“革命”论实质上是周初民本思想兴起的产物,它反映了周公及其所代表的周人对于人事的重视,也折射出当时人们对于自身道德力量的自信。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大转折点。刘家和先生说过:“殷人以为只要对鬼神进行盛大而殷勤的献祭,就能获得成功,这是一种迷信的天真——以为人的意志能够主宰历史。周公……以其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并现打破了殷人迷信的天真;可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也是以为人的意志(坚持敬德)是能够决定历史的,他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历史的某种客观的必然性,因而显现了一种最初的理性的天真。”[5]
关于周初周公对于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以及当时“神本”色彩渐衰、“人本”气息日浓的形势,不少学者有过论述。如有学者认为:“西周统治者继承了殷商的思想而有所修正。……他们在上帝的旨意中,增添了‘敬德’和‘保民’的内容,比较商代一味讲无所不能而又空洞无物的‘帝’,不能说不是一种进步。”[6](P22,P24)游唤民先生明确指出了西周初年统治者对于人民力量的重视和人民地位的提高:“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极其丰富……其源头是《尚书》。《尚书》已孕育着丰富的民本思想。……民的地位开始提高……他们发现了民众乃是朝代兴亡的决定性因素。”[7]吴怀祺先生也谈到了周初对于人事亦即“敬德保民”的重视:“敬德、重德与保民两个方面的结合,说明《尚书》触到历史变动的原因的重要方面,把总结历史的眼光从天神转向人世。……《尚书》作者思考历史盛衰的思路大体是这样的:天帝支配社会的变动,其支点是人间的帝王的‘德政’,‘德政’的中心内容是‘保民’,谨慎地修德可以祈天永命。……到了周的时候,‘敬德’更落到实处,而‘天’、‘命’更虚玄了。”[8]
《尚书•仲虺之诰》中说,商汤灭夏之后,尽管他只是将夏桀放逐而不是杀戮,仍然自谓有惭德,于是仲虺安慰他,讲了一番大道理。汤的表现实际上反映出商代初年“神”或者“天”对人们的影响很大,人们对于自身的道德力量仍然很不自信,“敬德保民”的思想尚未确立。整个商代对鬼神格外重视也是同样道理。这与周初认为“敬德保民”就可以永保天下的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周代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少有以人祭神或殉葬的活动,即使偶有之,也会受到谴责。这种强烈的民本意识,就受到了周公所确立的民本道德主义的深刻影响。
三、《尚书》“革命”论的重大影响
“革命”论自从在《尚书》中首次提出以后,对中国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为《尚书》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典之一,“不论发生些什么变故,它总是随着2 000多年封建王朝的历史发展,始终雄踞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宝座上,成了历代帝王和封建士大夫必读必遵的政治与道德教科书,给了汉以后全部封建时代的政治和思想以巨大影响”[4](P1)。《周易》的“汤武革命”说的影响实际上可以看做是《尚书》“革命”论的间接影响。
第一,《尚书》“革命”论对中国政治伦理和政治哲学都产生了的重大影响。这种政治伦理的基本内涵是:皇位或王位惟有德者方可居之;如果在上位者失德甚重而祸国殃民,那么,在上位者就有可能被推翻或者取代。但前提是在上者失德甚重以至于使黎民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取代者又必须是真正民心归向、各方拥护,否则就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篡逆行为,就是非正义的。三国时期曹操说即使天命在他身上,他也愿意作周文王而不是周武王;司马懿同样如此。二人都将登基称帝的机会留给后代,固然有时势不得已的因素,但也不能排除他们个人在政治伦理上的考量。另外,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也受到了《尚书》“革命”论的明显影响。一般而言,惩于前代之弊,汲取教训,新政权的统治者都比较爱惜民力,注重德行修为和政治治理,从而使得其统治较为清明,百姓因而也得到了休养生息,对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积极作用。周公在论证“革命”的正当性时对“敬德”的一再强调,也对中国“德治”理念的形成起到了强化作用。
第二,《尚书》“革命”论对中国历史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人”而非“神”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前文已经述及,周公对人民在历史中的作用非常重视,继此先声,人民在历史中的地位愈来愈受到重视,而虚无缥缈的“神”的作用则日益式微。“自西周后期至于春秋时代……在天命观进一步动摇的思想趋势中,重视人事并企图由此来解释社会的观点增多了。……有的干脆就从对民的态度来论国家兴亡的原因……在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强调人的作用,在国家诸问题中强调民的地位,是春秋时期进步的社会观的基本倾向。”[6](P25)这种思想经过孟子等思想家的阐发,成为中国传统历史哲学的基本特点之一。同时,《尚书》“革命”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历史“治乱盛衰循环”论的滥觞。其基本逻辑是:前代的统治者如果不敬德、不畏天命、不以民为本,而放纵自己的邪欲,那么他就要被后起的有德之君所取代。这对后世的“三统说”“五德终始说”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尚书》“革命”论对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和历史面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历史上,一般来说,中国人平时对政治腐败有相当大的忍耐力,只要不到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地步,并不一定要求改朝换代。但是,身当乱世之时,人民总是盼望能有汤武这样的明君出来,“奉天承运”,“革”旧王朝帝王之“命”而代之。中国传统的民本论精髓“得民心者得天下”正是《尚书》“革命”论导出的必然结论。
[参 考 文 献]
[1]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缩印本)[K].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1799.
[2]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繁体字版)[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简体字版)[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 刘起釪.尚书学史(订补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9.
[5] 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4.
[6] 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7] 游唤民.尚书思想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92.
[8]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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