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

摘要:汉武帝时期是经学成为汉代统治思想的开始,而由于书籍抄本、对经意理解和对古代制度及人物评价的差别,今古文斗争也日趋激烈。久居官学的今文经虽然影响很大,古文经也有众多的支持者。东汉时代出现了马融、郑玄等古文大家,博采众长,促使了今古文经学的融合。

关键词:汉代;经学;斗争与融合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1-0104-03

谈到汉代今古文经学的的斗争与融合,首先阐述一下两个基本问题:即什么是经,有哪些经。第一,先秦时候就已经有用经做书名的著作或篇章。最早见于《国语》“挟经秉桴”,此处“经”为兵书的意思。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后,一些儒家典籍才确立了经的地位,同时把《诗》、《书》、《礼》、《易》、《春秋》列为官学,设五经博士,置弟子苑,并从经生中选拔官吏,到这时,这些儒家典籍才真正取得了经的地位。到了后世,经的地位越来越神圣。“非圣无法,离经叛道”被视为大逆不道。这种地位是经书所独有而其他任何书籍所不可比拟的,也是儒家典籍在汉代以前所不可能具有的。经学研究了两千多年,关于什么是“经”至今尚未有定论。但简要的说“经”是自西汉以后中国封建统治者所认可的、作为国家统治思想和培养仕人教科书的一些儒家典籍。第二,随着中国封建统治加强统治的需要,就有了所谓五经、七经、九经、十三经的称谓。大抵来说,西汉五经,指的是《诗》、《书》、《礼》、《易》、《春秋》。但西汉还有六经、六艺的说法,是指在五经的基础上加上《乐》。东汉有七经之说,是指西汉五经加上《论语》、《孝经》。

一、汉代经学产生的社会背景

西汉开国之初,面对的是秦朝暴政和长期战乱造成的社会残破、民生凋敝的严酷现实。想要巩固统治,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必须安定民心,休养民力。所以汉初统治集团虽说继承的是秦的大一统的政权,建立的是以帝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但在统治方针上却采取了黄老思想为指导的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从汉高祖到文帝、景帝,都把注意力放在休养民力方面,文化领域实行的是与黄老之学相适应的宽驰政策。直到武帝即位,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国力大增,政府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去造兴功业,民众经过多年休养,也具备了承担国家责任的能力。此时,因循守成的黄老之学已不再适应社会需要,当社会需要更张振作之时,儒家思想便代之而起,把中国历史引向了一个辉煌的新时期。

汉武帝渴望建立功业,积极提倡奋发向上的儒家学说。即位之初就改变了不任儒者的政策,他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将布衣大儒公孙弘擢为三公,封平津侯。给天下士人树立了由儒术进身的榜样,引得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儒学地位空前提高,改变了学术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儒家学说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法、道、阴阳等各种不同学派的思想,逐渐完成了从原始儒学到适应封建大一统需要的新儒学的改造。春秋公羊说的董仲舒起了尤其重要的作用。董仲舒对西汉统一事业的贡献就在于战国以来的的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学说在孔子的名义下在春秋公羊说的名义下统一起来。经过董仲舒的巨大加工,向来被看作是不达时宜的儒学一变而成为霸王道杂之合于汉家制度的儒学,因此,汉武帝接纳董仲舒提出的用儒家学说统一全国思想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儒学地位空前提高,于是体现和宣传儒家思想的经学便发展起来。

西汉经学发展的表现在:第一,国家正式经学列为官学,主要为为五经博士并为博士设士弟员,博士弟子都是从各郡国选拔而来;第二,不仅中央设太学,各郡国都设立学校,设置经师以教学;第三,从经生中选拔官吏。自汉武帝后,学习经学成了获取利禄的途径,因此,凡做官为吏,无不通一经者,而利禄的刺激是促使经学发展的重要动力;第四,在当时的政治阶级的政治生活中引经据典已经成为风气,不论是皇帝的诏书,大臣的奏议,政府的公文以及言谈议论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根据。号为以经术缘吏事;第五,统治者大力鼓吹通经致用。

二、今文经与古文经

今文经是汉代学者所传述的儒家经典,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大都没有先秦古文原本,而由战国以来的学者师徒父子相传,到汉代才一一写成定本。今文经包括三家诗(申培所传的《鲁诗》、辕固所传的《齐诗》、韩婴所传的《韩诗》),出于伏生的《尚书》(分为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三家),出于高堂生的《礼》(分为戴德、戴圣、庆普三家),出于田何的《易》(分为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出于胡毋生、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分为严彭祖、颜安乐两家)以及江公所传的《谷梁春秋》。以上是今文各家,三家诗于文帝、景帝时最早立为博士,武帝时遍设五经博士,至宣帝时今文五经各家全部分立博士。

古文经是指战国时代用东方六国文字写的儒家经典。汉代的古文经有三个来源:一是武帝末年鲁恭王扩建宫室时在孔子旧宅中发现的《古文尚书》、《逸礼》;二是流传于民间的《毛诗》和费直、高相所传的《易》;三是秘府中所藏的《周官》和《春秋左氏传》。以上是古文经在西汉时并没有立博士,王莽时才立《周官》、《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五家古文博士,东汉初期即被取消。古文经在西汉一直处于“私学”的地位。

三、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区别,从表面看只是书籍抄本的不同,从实质上看对经书的意义理解有很大区别,对古代制度及任务评价都很不相同,因而形成两大派别。依据周予同先生的说法,今古文经学的不同可以从两派对《六经》的排序顺序说起。今文家的次序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古文家的次序是《易》、《书》、《诗》、《礼》、《乐》、《春秋》。今文家是按《六经》内容不同从浅到深排次,古文家则按照《六经》产生的时代先后排次。这反映出,在今文家看来《六经》是孔子托古改制而写的著作,在古文家看来《六经》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孔子所整理保存下来的古代史料。对六经看法不同,引出对儒家创始人孔子的认识也产生出不同观点。在今文家看来,孔子主要是教育家、哲学家、政治家,甚至是受命的“素王”。孔子把《六经》当作发挥自己思想的躯壳。在古文家看来,孔子主要是史学家、教育家,是儒学的先师,孔子的精神即在《六经》本身。又由此引出对经学本身认识产生出不同的观点,今文经学重在阐发《六经》中的微言大义,重视《公羊春秋传》,因而很容易与纬书相结合,表现出浓厚的神学色彩。古文经学重视考究史实,重视《周礼》、《左传》,因而向阐述古制、古文字的方向发展,表现出比较朴实的学风。由此出发,今古文经学对先秦学术思想的看法,对上古历史的看法,对史学史的看法以及对文字学的看法都发挥出一系列不同的观点。

今古文之争还有深刻的政治背景。汉代帝王一般不是站在今古文两派中的一派反对另一派,而是保持不过分倾斜的态度。采取这样的态度的表面理由,往往是雅学好问,扶持微学,增广见闻等。更深一层的原因则在于汉代政治的基本原则。试看武帝的用人,他接受了董仲舒的表彰儒学的建议,所重用的却不是董仲舒,而是“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的公孙弘。经学本来就不是也没有被当作高于政治利益的学问,最高统治者宁可采取比较超然的态度,以便依据政治需要在今古文两派之间自由选择。今文派公羊春秋学那个“孔子为汉制法”的说法迎合了汉代的政治需要,所以能够久居官学地位。古文派左氏春秋的“汉为尧后”说法很自然的引申出“禅让”的观念,迎合了王莽的政治需要,所以受到王莽的重视而立于官学。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今古文经学各有众多的门徒,世代相传,壁垒森严,上下左右盘根错节,形成各自的集团。一直居于官学地位的今文派固然势力强大,古文派也成为不能压制的势力。

西汉末到东汉末今古文经学的四次重要争论,现略述如下:

第一次是刘歆(古文派)与太常博士们(今文派)的争论。西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六年)刘歆提出立古文经《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博士。刘歆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经过秦代焚书和禁止挟书保存下来的今文经传残缺不全,古文经可以补其残缺。《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16篇,《逸礼》较《礼经》多39篇。今文经传中存在脱简漏字,可以用古文校补。二是古文经比今文经可信。刘歆认为左丘明是孔子同时代人,亲见夫子,好恶与圣人同,而谷梁、公羊等人则在七十子之后,传闻之与亲见详略不同,他曾根据这个见解与他父亲、今文学家刘向辩论。刘歆还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谴责太常博士们“犹欲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实情,雷同相从,随声是非”。这封信引起今文学家很深的忌恨。有的以罢官威胁,有的弹劾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之所立”,刘歆被迫要求去地方做官以避祸。平帝时,王莽执政,代汉,重用刘歆,扶植古文经学,于是《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立了官学,古文经才第一次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但随着新朝的灭亡,古文经又都废除了。

第二次是韩歆、陈元(古文派)与范升(今文派)的争论。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尚书令韩歆上疏欲立古文经《费氏易》和《左传》。范升以《左传》“不祖于孔子”、“无本师而反多异”、“非先帝所存”等理由加以反对。接着又奏《左传》之失14事,并说各家纷纷争立,“从之则道失,不从则失人”。古文派陈元又上疏以《史记》多引《左传》作为古文经可靠性的证据,遂引起对《史记》评价的争论。争论几十回合,光武帝决定立《左氏》于学官,以李封为博士。适遇李封病卒,《左氏》复废。这次争论仍无结果,但古文派的影响扩大了,可见学术风气转变和古文经学渐兴的景象。

第三次是贾逵(古文派)和李育(今文派)的争论。东汉章帝建初元年贾逵条奏《左传》优于《公羊》、《谷梁》之外,并以图谶附会《左传》,博取章帝信任。李育作《难左氏义》,提出41个问题反诘。至建初四年白虎观会议,双方继续反复辩论。白虎观会议的结果没有作出古文经学立于官学的决定,但肯定了古文经学的不少论点。

第四次是郑玄(古文派)与何休、羊弼(今文派)的争论。东汉桓帝至灵帝时期,今文学家何休作《公羊春秋解诂》,并“与其师傅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郑玄看到后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何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从上述四次争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争论内容,始终以《左传》为中心,争论《左传》与《公羊传》的优劣问题。所争的目的是古文经学的官学地位。今文派一直利用政治力量压制古文派,反对立古文经传博士。古文派一直不甘心处于无权的私学地位。争论的发展趋势是古文派越来越壮大。东汉时代出现了郑众、杜林、桓谭、贾逵、马融、郑玄等著名的古文学家,遂使今古文经学趋于融合。

四、今文经学的衰落与今古文经学的融合

今文经学到了东汉中后期逐渐衰落,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今文经学的更加谶纬迷信化;第二,更加的繁琐化。今文经学长期处于官学的地位,使得今文经学更加僵化和缺乏发展的动力,今古文经学的融合主要是由古文经学大师完成的。今古文经学融合的根本原因在于尽管它们治经的方法不同,对经义的解释不同,但是两者之间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它们在巩固封建统治这个根本的目标是一致的。而古文经大师完成了今古文经学融合的历史责任,也在于首先古文经学大师一般都博通群经及今古文说,他们自身的学术素养具备了融合的条件;其次,古文经学在东汉虽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古文学派终东汉一代始终未能立官学,也就是说,始终处于私学的地位,所以古文经大师锐意于学术上的完善,十分重视吸收今文经学的长处。其中,古文经学大师许慎和郑玄在融合今古文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郑玄,为今古文经学融合的集大成者,贡献尤为突出。

许慎,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人。师从经学大师贾逵,曾担任太尉府祭酒。历时二十一年著成《说文解字》,另著有《淮南鸿烈解诂》等书,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美誉。其《说文解字》固然是古文经学的著作,却吸收了很多今文经学对文字的解释。如《孟氏易》、《公羊传》、《京氏易》、《欧阳尚书》、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及庆氏《礼》,特别是多采用三家《诗》说。清代王先谦说:“许君说文有序自言:‘《诗》称毛氏,皆古文家言,而《说文》引《诗》,什九皆三家。’”许慎另一部体现今古文融合的著作为《五经异义》,该书就经书中的问题依次列举今古文诸家学说,然后加“谨案”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或者肯定今文经说,或者肯定古文经说,或二者皆予否定,体现了不偏不党,择善而从的精神,这正是一种融合的精神。

郑玄字康成,东汉北海高密人。生于顺帝永建二年,卒于献帝建安五年。年轻时游学各地。从京兆第五元先学今文经,研通了《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其中除《礼记》和《韩诗》外,均为古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后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师从扶风马融,但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未得见,后由于解决马融的未能解决的研算浑天问题得到马融的赏识,郑玄便趁机把平时疑难问题一一向马融请教,学业精进。后归家专心著述,立志“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遍注群经。其注经方法是打破今古文经的界限,博综兼采,择善而从,简明扼要,提纲挈领。因此读郑玄注往往能够收到“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思则解,于力则寡。”据考郑玄的著作有六十余种,最重要最有影响且流传至今的有两部:《三礼注》和《毛诗笺》。我们从这两部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郑学的特点:第一是简约。郑学之简约,往往注少于经。郑玄说“文以自解,故无言之。凡说,无解者而。”第二是兼采诸家。据皮锡瑞《经学历史·五》:“按郑注诸经,皆兼采今古文,注《易》用费氏古文,爻辰出费氏分野,今既亡矣,而施、孟、梁丘又亡,无以考其异同。注《尚书》用古文,而多异马融或马从今而郑从古,或马从古而郑从今,是郑注《书》兼采今古文也。笺《诗》以毛为主,而间易毛字,自云:‘若有不同,便下己意’,所谓‘己意’实本三家。是郑笺《诗》兼采今古文也。注《仪礼》并存今古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是郑注《仪礼》兼采今古文也。《周礼》古文无今文,《礼记》亦无今古文之分,其注皆不必论。注《论语》,就《鲁论》篇章,参之《齐》、《古》为之注,……是郑注《论语》兼采今古文也,注《孝经》则多从今文说,严可均有辑本。”

郑注出现之后,因其简约而取舍得当,影响很大。又据皮锡瑞《经学历史·五》曰:“学者苦其时家法繁芜,见郑君闳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于是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韩、齐之《诗》不行矣。郑《论语》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重以鼎足分争,经籍道息。”郑注的出现,使得延续两汉的今古文经学的长期分争结束,今文经和古文经最终走向彻底的融合。

五、结语

两汉今古文的斗争和融合 ,几乎经历了整个两汉时期,也是儒学发展的一个关键的阶段,通过今古文学派的斗争和辩论,儒学逐渐完成了经义的逐步完善和向中国封建统治思想的转变,在整个中国经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今古文学派由斗争走向融合,同时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的地位得到确立和进一步的巩固,对两汉以后中国的社会思想、政权结构、伦理道德和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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