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知识分子转型及其教育推动力

2022-07-08 08:35:03| 浏览次数：

摘要：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化急骤变迁，知识分子艰难地完成了由时代精英向社会基石的转型。这一“凤凰涅槃”式的转变，既需要爱国情怀的强大动力，更倚仗近代新式教育提供的转型方式、超常智慧、文化场域和理想目标。在新式教育的推动下，知识分子在自由与包容的教育场域中完成了文化的濡化与涵化、文化心理的熏陶与淬砺。他们积极地改造教育、救亡国家，以知识分子特有的书生意气实现着自身、教育和国家的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现代化；近代知识分子；教育；转型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5-0085-05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文化研究热潮，知识分子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海内外涌现出许多研究名家和学术精品，在历史学、文学、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颇有建树。“但所有知识分子群体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社会学纽带，这就是教育。” [1 ]因此，只有深入研究教育状况，才能真正理解知识分子现象及其特性。遗憾的是，从教育角度对近代知识分子进行深入剖析的学术研究尚不多见①。本文拟探究近代（1840～1949年）中国文化变迁中知识分子的转型及其背后的教育推动力。

一、“眼睛与良心”——“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知识分子

学术界对“知识分子”一词有诸多定义，笔者不赞同西方由俄语“intelligentsia”演化而来的略带贬义的“intellectual”，也不同意泛化的“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 [2 ]。因为“不是所有的读书人或用字的人必然地为知识分子” [3 ]，他们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自觉的价值批判，“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4 ]。正如萨义德所说：“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 [5 ]因此，金耀基称知识分子为“社会时代的眼睛与良心” [3 ]（也有人称为公共或自由知识分子）。如果知识分子坚持这种“眼睛与良心”的操守，难免会出现人生理想与社会现实的错位，陷入特立独行与生存法则的矛盾之中，但他们依然坚守自己的人生信条和自由精神，在错位与矛盾中努力寻找着自己的人生定位。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又称士绅）作为社会时代的精英，不仅具有相对顺畅的、“学而优则仕”的上升渠道，以保持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且即便闲居乡下也是乡民教化和家族事务的核心。中国古代士绅曾经历改朝换代或外族统治（如元朝、清朝），儒家文化也曾受到佛教、道家等的挑战，但这只是“在传统之内变”，或称为“移动的平衡”（moving equilibrium） [3 ]，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是稳定的。然而，近代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强烈冲击下，中国被动地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进程，其中也包括教育现代化，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乃至存在价值都受到挑战，这种“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中华民族特别是知识分子而言是极其痛苦的。但不管怎样，近代知识分子都要在西方与中国、传统与现代、救亡与启蒙之间做出决择。即便失去了自己的立场，也被“浩浩荡荡”的现代化大潮裹挟着前行。转型与否只是时间问题，好像没有商量的余地，逆流而动只能招来批判唾弃，犹豫观望必定随波逐流，只有顺应时势才能弄波逐浪、独领风骚。这一文化变迁中，知识分子艰难地完成了由时代精英向社会基石、由传统士绅向近代知识分子的“儒林丕变”。这种“凤凰涅槃”式的转型使他们经历了蜕变的痛苦和重生的欣喜，他们的知识结构、文化心理、社会角色和社会理想都与传统士绅明显不同了。

二、“浴火涅槃”——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

1. 知识结构

在这风云突变的时代，中国的文化教育在西方文化的强压下发生了剧变，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素养和知识体系明显地体现了时代的特点。

中西兼通。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古代士绅基本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儒学几乎构成了他们知识的全部。但明清时期，儒学变成“愧无半策匡时艰，惟余一死报君恩” [6 ]的空疏之学，理学与八股久为人所垢病，而清末的西学东渐使人们认识到西学的先进与实用，开始学习西方的“声光电化”，西学取代儒学成为了知识的主导。“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学成了“落水狗”，处处被人痛打，满嘴西洋名词间或掺杂一两个外文单词，渐成“摩登”时尚。实际上，绝大部分近代知识分子既受到传统文化的教育，也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文化。清末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自不待言，儒学根底非常扎实，又能精通西学，如严复、蔡元培等。民国时期，虽然新式学制已然推广，但很多人基础教育阶段都曾接受一定的儒学教育（通常是在村塾或乡村学校中），如张岱年、茅以升、竺可桢等。

文理兼备。古代士绅得以立身的儒学，无文理之分，若以现在的标准当属人文学科。西学分化出诸多学科，偏重理工科的如数学、物理、化学等，偏重人文社科的如哲学、文学、历史、教育等，学习者多选择一类进行深造。社会风气先重法政、后重理工，影响到知识分子的选择。虽然也有如钱钟书、吴晗等特别偏科者，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在私塾受过儒学教育，或在中学打下了扎实的文理基础，具有文理兼通的素养。如严复先学军舰驾驶，又从事教育和翻译；鲁迅先求学于南京水师学堂和路矿学堂，后到日本学医，最终从事文学和教育；雷沛鸿先学化学，后攻读教育等，举不胜举。

学术并重，以学为主。由于国难当前及西学重视科学实证和实践操作，近代知识分子改变了士绅“重道轻艺”的传统，既注重研究学理，追求高深学问，又注重联系实际，解决现实问题。比如雷沛鸿在给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撰写的计划中指出：“学的方面，要探讨民众教育原理及民众教育哲学；术的方面，要寻求民众教育的实施及推行所应有之适当方法及进行程序。” [7 ]许多知识分子走向实践，关注民生，如詹天佑、侯德榜、晏阳初等，为自己的救国理想而奋斗。当然，在学与术的权衡中很多人更加重视“学”。

这种中西兼通、文理兼备、学术并重的知识结构，使近代知识分子具备了古代士绅和当代知识分子都无法比拟的优势，如宽广的文化视野、深厚的知识底蕴、通达的思维品质，为吸纳西方文明、改造传统文化、构建本土化的中国特色文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人才条件。但遗憾的是，由于战乱频仍、政局动荡等原因，这一理想并没有实现。

2. 文化心理

中国文化重视伦理道德和人性问题，虽然自先秦以来人性善恶多有争议，但儒家基本倾向“性善”。近代西方自然人性观传入，有人提出人性“善恶皆后起者也” [8 ]，“习于正则正，习于邪则邪” [9 ]；也有人认为人天生自私利己、趋利避害，“夫背苦而向乐，人情之大常也，好善而恶恶，人性所同具也” [10 ]。人们只有为了更好地利己，才能为他人和社会做出奉献和牺牲。在救亡图存的时代重任面前，这种切身利益的鼓动宣传可能比空洞说教更有说服力，更能推动现代化的变革，有利于自由平等博爱和个性解放思想的传播。

中国古代重义轻利，主张“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11 ]。近代则主张“义利并重”，但洋务派所言之“义”依然是封建三纲五常；维新派和革命派强调用资产阶级道德来取代封建的伦理道德，但前者强调“新民德”（即公德建设），后者更强调革命道德的作用。人们认识到“以农为本”的局限，开始接受“农工商皆本”的观念，由“讳言利”到“言商不讳利”。而且民国初年，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的“五育”教育中强调了“实利主义教育”，并作为教育方针指导民国教育，成为培养知识分子的一条基本原则。

因此，近代实用主义盛行。比如，在求学时，清末时期人们倾向学习政治、法律等学科以获得相应的功名，民国时期人们又转向理工学科以利谋生。在处理中西文化的矛盾时，在本土化抑或西方化的问题上显得茫然无措。虽则“师夷长技”渐成共识，但究竟是“中体西用”，还是“变革政体”，甚至是“全盘西化”，众说纷纭，终无定论。

这些使近代知识分子具有了复杂的文化心理和多变的文化性格，经常是表现出崇洋与爱国并存、进化与好古共生、高傲与自卑同在，成为近代文化发展中一道别致的风景。

3. 社会角色

中国传统士绅的人数较少，或出入庙堂而“兼济天下”，或隐居乡里而“独善其身”，都是社会精英。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设立，知识分子的精英角色渐趋改变，而颁布“癸卯学制”和废除科举制使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上升通道彻底废弃②。人们纷纷转向新式教育，新式学堂迅速发展，总计辛亥革命时国内学生在300万人左右，几乎是1905年12倍 [12 ]。商人、军官、政客、教师等多样化的职业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余英时认为近代知识分子逐渐“边缘化” [13 ]，李泽厚不太同意这一看法 [14 ]。实际上，他们虽然社会角色多样化但依然是各行业的智力核心和中坚力量，只不过“分散化”了。丁文江曾经说：“进过大学堂，晓得一点科学，看过几本外国书的，不过八万。我们不是少数的优秀分子，谁是少数的优秀分子？” [15 ]在19世纪晚期，“绅士及其亲属约占全国人口的2%”，却获得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4%，“绅士的人均收入为普通百姓人均收入的16倍” [16 ]。民国时期，大学教员平均月薪为工人一般工资水平的12倍，其中助教月薪为一般工人的5～8倍，教授月薪为工人的12～24倍 [17 ]。近代知识分子成为了有较高收入的阶层，保障了他们能够衣食无忧、彰显个性地从事文化活动。这样，近代知识分子从受到核心文化的排斥到渐趋接受，直至成为社会主流，为新兴行业筚路蓝缕、创规立制，起到了社会基石的作用。

工业化、城市化的趋势导致他们期待在城市里像精英一样生活，不再像士绅一样安适于农村生活，于是纷纷摆脱宗族关系走向城市。新式教育使农村的结构发生剧变：“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 [18 ]这时，人才流动由城乡双向互动变为城市对农村单向“虹吸”，知识分子在朝野、城乡之间的粘合剂作用失效了。农村的行政统治、经济地位和文化水平急骤下降，“愚穷弱私”（晏阳初语）现象愈演愈烈。在农村人口占绝大部分的中国，这种城乡对立严重阻碍了现代化进程。虽然知识分子试图努力改变，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雷沛鸿的国民基础教育等，但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说都未能真正见效。

4. 社会理想

古代士绅徘徊在社会领袖和独立精神之间，期待“名君圣主”亲贤远佞，国泰民安，万国来朝。近代社会中，从政已经不是知识分子的惟一选择，但他们依然心忧天下、关心政治，“在历史的舞台上发挥着学术与政治的双重社会功能” [19 ]。国家政体不断演化和争论：清朝专制、君主立宪、中华民国；实现理想的方法除了革命与改良之争，还有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总之，中国当时急需的独立和富强，结合西方社会的民主、自由、法制，成为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理想。

文化教育事业作为社会理想的一部分，也倍受知识分子关注。在教育救国的理想指导下，他们将西方教育模式作为中国教育变革的样板，分科的课程体制、集体的班级授课制、统一的学制体系逐渐在中国发展起来，为尽快培养工业社会急需的人才奠定了基础。知识分子也走上了“批量生产”之路，人数急骤增加，但独立个性却受到压制。

三、生长与陶铸——教育在知识分子转型中的作用

在知识分子的“浴火”重生中，新式教育不仅“孵化”了他们，而且培育其生长，“陶铸性情，功在上哲” [20 ]。此时，教育的功能已经远远超过了保存、传递文化，在与知识分子的互动中体现了选择、整理与创新文化。而且新式教育“陶铸士风”，给他们提供了亟需的转型方式、超常智慧、文化场域和理想目标。

1. 社会文化的濡化与涵化

文化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时刻变迁的过程，即文化的濡化与涵化。濡化（enculturation），又译作“文化熏染”，指下一代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学习上一代传承下来的社会文化的过程 [21 ]，教育则是一种高级的濡化活动。近代存在着知识分子后辈向前辈学习的“前喻文化”，有同辈知识分子相互学习的“并喻文化”，也有前辈向后辈学习西方科技的“后喻文化” [22 ]。涵化（anculturation），指由不同文化的个人组成的群体，因持久地相互集中地接触，两者相互适应、借用，结果造成一方或双方原有的文化模式发生了大规模的变迁 [23 ]。中国文化涵化西方文化中，清末主要表现为被动接受的“逆涵化”，民国时期主要表现为主动学习的“顺涵化”，当然这中间一直存在着中西文化的“对抗涵化”。比如，据何兆武回忆20世纪30年代后期上学时的情形：“我们的教科书几乎都是美国课本，中学也是，虽然有的有翻译的，但实际上那些术语，像什么速度、加速度，数学里的无限大、无限小之类，都用英文……而且后来西南联大理学院的许多课程，像姜立夫先生讲微积分，周培源先生讲力学，都是直接用英文讲。” [24 ]这些文化通过教育进行的濡化与涵化，特别是三大学制（壬寅—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的确立使其得以制度化、规范化，为知识分子的成长与转型创造了独特的文化环境。

2. 文化心理的熏陶与淬砺

新式教育熏陶着近代知识分子，淬砺出了独特的文化心理，被一代代知识分子③传承创新着，逐渐走向成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25 ]成为他们的终极追求。而他们逐渐认可了自己的地位和角色，坚定了强国御侮、振兴中华的决心和信心。新式教育中逐渐演绎出重理轻文、重工轻农的观念。而文化形态如书写工具（弃毛笔而用硬笔）、书面文字（使用标点，提倡简化字）、书写方式（由竖排改为横排，并未普及）等的剧变，认同了知识分子的西化。更深层次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变革，如废除八股提倡“文由心生”、弃文言倡白话、精通外语（英文、日语等）等，则加速了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的西化。

虽然近代文化变迁是多线演进的，但各文化因素的主次消长却不相同。由于救亡图存的压力，知识分子渐渐失去了平和的心态和理性的思考。在中国文化走向的争论中，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影响力此消彼长，最终激进者以“打倒孔家店”的反传统主张取得了优势，保守的国故派们固然失去了民心，主张理性分析、中西结合的中间知识分子也由于未得到政治上的支持而走向没落。知识分子失去了变革的耐心和自由的气度，但是“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不能经由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经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建立起一个新的、有生机的传统的时候才能逐渐获得” [26 ]。近代文化变迁的路径孰优孰劣至今无法定论，当前小学“读经热”兴起、恢复繁体字的倡议等都是这一问题的反映，而其中的文化心理值得我们深思。

3. 教育场域的包容与自由

新式教育不仅培养了近代知识分子，而且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场域。近代教师成为一种普通的职业，不再具有与“天地君亲”并列的尊崇地位，但依然吸引了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比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南开封高中的校长和绝大多数教师都是北京大学毕业生 [27 ]。知识分子更青睐大学教师职业，当然学历层次的要求更高，据1932年统计，高校教师中具有国外留学经历的有3 968人，占38.7%，国内专科以上毕业的有3 471人，占33.8%，中等学校及以下毕业生共2 815人，占27.5% [28 ]。

许多学校（尤其是高校）奉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神为治校圭臬，教师学术相对自由，学校管理相对民主。而教师可以自主择业和自由流动，谢泳统计了1949年前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的100位教授，“他们当中自由流动三次为一般规律，多的有流动四五次的，而流动的时间一般在三四年之间，最终落脚在一个自己比较理想的大学内” [29 ]。教育场域的这种包容与自由，使他们获得了独立自由的空间，彰显了主体性。1921年交通大学正式成立，校长叶恭绰在开学时给师生提出3点要求：“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 [30 ]这些要求明确地指出了教育对知识分子的期盼与责任，其自由、创新、实用之意溢于言表。这样，知识分子才能作为“社会时代的眼睛与良心”独立地批判社会、认真地思考国家安危、自由地参与文化变迁。

4. 教育救国的理想与现实

近代知识分子认识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 [31 ]于是，他们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纷纷投入到教育活动中去，掀起了一次次教育运动。清末的洋务教育、维新教育、新政教育，虽未取得实质性突破，但毕竟开始向教育现代化迈进。民国时期在“教育救国”思想指导下，出现了实用主义教育、乡村教育、平民教育、国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科学教育、工读主义教育等运动，不仅使教育现代化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而且培养和锻炼了大批知识分子。在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知识分子更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如抗日战争爆发后，年近百岁的马相伯在门口贴上对联：“生有自来戚继光，死无遗憾范希文。”热切关注抗日前线状况和国家民族命运，并积极捐款捐物，呼吁人民支持抗战 [32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实现着自己的理想，完成了由士绅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蜕变。然而教育也因此承担了许多额外的责任，虽然是迫不得已，但却影响了教育自身的发展理路，使教育有了难以言说之苦和难以承受之重，在新式教育本土化之路上平添了许多曲折和艰辛。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无庸置疑的，但面对西方强势的工业文明却变得无能为力，那么如何处理好中西文化的关系？在文化变迁中是相互借鉴还是舍弃一方？如何创新中国文化？成为知识分子无法绕过的问题。找到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又能应用于实践的理论，是近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理想。为此，知识分子阐发了许多理论和主义，也掀起了许多运动。但近代中国的救亡任务压倒一切，社会活动的政治倾向明显，实用主义盛行、自由启蒙淡化、理性思辨不足都可能为长远的发展埋下隐患。庆幸的是，教育在推动知识分子完成转型的过程中，在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身上依然保留了传统士绅的独立思考、自由意志、人性关怀、公平正义等精神。在救亡与启蒙、继承与借鉴、理想与现实的三重变奏中，知识分子完成了自己的“凤凰涅槃”，教育事业也展现了巨大的推动力。当然，这中间的是非功过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和深入地研究。

注释：

① 具体可参阅邵小文《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现代哲学》2010年第4期）。目前，研究教育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作用的主要有：Sally Borthwick（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 in China：the Beginnings of the Modern Era.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Stanford University，1983）、Pual Bialey（Reform the People：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Popular Educa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0）、叶赋桂（《新制度与大革命：以近代知识分子和教育为中心》，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等人的论著，但其取向与本文差异较大。与本文相近的有陈蕴茜《论教育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转型的影响》（《江海学刊》1996年第5期）、朱小农《近代教育与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陆发春《转型时期的教育变革与新型知识分子的塑造——新发现胡适澄衷学堂丙午日记的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年第3期）等论文，或偏重一隅或长于细节，本文则从宏观视角，以文化学为指导阐释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与教育的作用。

② 余英时认为，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是“士”变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界线（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页）。笔者赞同这一观点，若再加上1904年“癸卯学制”的颁行则更加妥当，如果说“废除科举”破坏了士绅生成机制的话，那“癸卯学制”则从制度上保障了新式知识分子的形成与发展。

③ 李泽厚将近代知识分子分为四代，即封建末期一代、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0页）。虽然争议，但基本能体现出知识分子发展的脉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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