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费希特“知识学”的批判是黑格尔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费希特率先将康德哲学的主体性原则与斯宾诺莎的“实体”统一起来，完整地呈现出一个一元论的哲学体系。但是，黑格尔青年时期对费希特“知识学”的批判，也同时揭示了这种主体主义哲学在存在论和方法论上的缺陷。黑格尔指出，由于“知识学”是建立在知性反思的同一律基础之上的，自我统一非我的行动仍然是以一种根深蒂固的对立作为前提，所以，费希特在突破康德为现象与物自体之间所划定的界限的同时，却在无形中进一步巩固了康德批判哲学所造成的主体与客体、自由与自然、本体与现象之间的二元对立，以主观理性的统一彻底取消了对客观之道的追寻，由此促成了现代虚无主义的诞生。
关键词黑格尔费希特知识学主观观念论虚无主义
〔中图分类号〕B516.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7）10-0028-09
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一直以来都是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近年来，国内学界也愈发重视从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和定位黑格尔自己的哲学。①不可否认，黑格尔的康德批判本身就构成了黑格尔哲学当中的一个关键论题，同时也是我们理解其哲学的一个重要参照。如何克服康德的二元论哲学所造成的种种分裂，正是黑格尔绝对观念论的主要目标。可是，相比于康德而言，另一位重要的观念论者费希特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似乎一直没有得到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因为离开了费希特的“知识学”，我们就很难理解曾一度是康德伦理学和道德神学的热情支持者的黑格尔是如何转变成康德哲学的批判者，又是如何形成自己绝对观念论的最初构想的。
实际上，自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问世以来，批评康德的二元论和唯我论的声音就不绝如缕，尤其是经历了“泛神论之争”（Pantheismusstreit）以及随之而来的斯宾诺莎主义在德国思想中的复兴之后，发展一种新的一元论哲学，克服批判哲学在主体与客体、自由与自然、无限与有限之间造成的分裂，从根本上拒斥怀疑主义，捍卫理性的绝对性与自主性，就成了后康德哲学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②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费希特率先将康德哲学的主体性原则与斯宾诺莎的“实体”统一起来，从而在后康德哲学的语境中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一元论的哲学体系，并且为“有差异的同一”这个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最为倚重的思辨原则提供了样板，这一切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由于费希特的“知识学”从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同一律出发，自我统一非我的行动仍然是以一种根深蒂固的对立作为前提的，所以，费希特在突破康德为现象与物自体所划定的界限的同时，却在无形中进一步巩固了康德批判哲学所造成的主体与客体、自由与自然、本体与现象之间的二元对立，以主观理性的统一彻底取消了对客观之道的追寻，由此促成了现代虚无主义的诞生。
本文将结合后康德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详尽地考察费希特早期“知识学”构想的问题意识和基本原则，并以黑格尔耶拿时期的重要著作《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Differenz des Fichte’schen und Schelling’schen Systems der Philosophie，1801）及其发表于《哲学批判杂志》第二卷第一部分的重要论文《信仰与知识》（Glauben und Wissen，1802）为主要依据，通过分析黑格尔对费希特主观观念论哲学的批判，揭示主体主义哲学自身的内在困难和悖论性后果。
一、后康德哲学的新起点
雅可比（Friedrich Heiich Jacobi）对理性主义和先验观念论的批判，罗久：《泛神论之争中的理性与信仰问题——以雅可比的理性批判为中心》，《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罗久：《纯粹理性的虚无主义——论雅可比的康德批判及其信仰主义哲学》，《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德国哲学的进程，可以说，后康德的德国观念论之所以为后康德哲学，正是因为他们是在雅可比所开创的问题域中来解读康德的：③Paul Franks， “All or Nothing： Systematicity and Nihilism in Jacobi， Reinhold， and Maimon，” in Karl Ameriks，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erman Ide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02、103.在雅可比的批評之后，哲学要想维持自身的独立性，而不委身于信仰的统治，就必须在康德的精神和他的字面之间做出区分，彻底放弃二元论的构想，并通过理性的论证将世界把握为一个连贯的、一元论的体系。一方面，反思性的论理要求给出事情何以必然如此的充足理由，可是，当世界本身的存在、自由的实在性以及上帝的存在变得需要证明的时候，这无疑成了人类理性的一大丑闻。因为世界、上帝和自由作为无条件者恰恰构成了我们理性反思的前提和根据，当我们试图去证明绝对的存在或绝对的“是”是存在的，这时实际上就等于取消了无条件者，用一个无穷回溯的条件序列消解了反思性论理的立足之地，所以，哲学的论理工作不能从怀疑开始，而应当从一个无可怀疑的无条件者出发。但另一方面，这个直接自明的起点不能通过雅可比式的直接信仰来确立，相反，哲学的论证是必要的，因为只有概念才具有出自其自身的必然关系，个体的信仰并不能保证理性法则的普遍必然性，反而会由于那些属人的经验性特征而将有限的、主观的内容放进客观的、绝对的形式中。因此，从莱因霍尔德开始，包括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在内的后康德哲学家们都试图把关于理性法则之必然性的演证（demonstration）展现为自明的、自身同一的无条件者内在的自身关系，将非推论的、直接确定的起点与理性的演证统一起来，将作为科学之导论的哲学转变成科学本身，将康德以二元论为基础的主观的理性统一转化为主体与客体同一的一元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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