梼杌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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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的遗传基因并不总如他的宝座那般稳定。杂交水稻也可能歉收,高粱秆儿也会变成矮冬瓜。黄帝的孙子——北方天帝颛顼固然是人中之龙,但颛顼的儿子梼杌却剑走偏锋,成为了“人子”的反词。《山海经》说,梼杌为一种人面虎身、凶狠狂暴的猛兽,也被称为“难训”或“傲狠”,还说梼杌喜好在荒野中拔足狂奔,从里到外的极端无政府主义,没有人能够使其归顺于制度和伦理的麾下。颛顼徒为神仙大帝,可惜的是,他的4个儿子均为邪神,前三个生出后不久就夭折了。第一个死后住在江水中,变做“虐鬼”,散布瘟疫疾病;第二个死后住于a若水,叫“魍魉”,以使人生疮害病或者惊吓小孩为使命;第三个死在正月三十,最喜穿破衣喝稀粥,人称“送穷鬼”。只是他们恶的级别不够,比不上恶兽梼杌的名头。

在我看来,这口口相传的历史具有阴谋论和血统论性质。颛顼为黄帝后裔、昌意之子,生于若水(今雅砻江四川境内的雅安一带),有学者指出,“蜀”在古羌语呼复辅音“颛顼”,其义言鱼,高阳氏之鱼王,即蜀王,也就是禹王;颛顼是禹的羌语名。颛顼二字很奇怪,字书上解释有愚昧、谨貌等义项。颛顼二字均从“页”。《说文》云:“页,头也。”足见颛顼与头有关。《说文》言颛顼是“谨貌”,就是“木头木脑”,川语“木脑壳”是也。所以,它被引申为“愚昧”。如果我们把颛顼与三星堆青铜人头像相联系,那些青铜头像就有些木脑壳意味。这幽暗地昭示后人:有其父,必有其子。

中国古代有所谓四大凶兽——贪得无厌的饕餮、穷凶极恶的混沌、背信弃义的穷奇和好斗不已的梼杌。梼杌的长相是十足凶恶的,《神异经•西荒经》中有云:“西方荒中有兽焉,其状如虎而大,毛长两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长一丈八尺,扰乱荒中,名梼杌。”我估计这样的造型比起玛丽•雪莱笔下的佛兰肯斯坦,后者难望其项背也。后来梼杌被用来比喻顽固不化态度凶恶之人,《左传•文公十八年》有云:“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

梼杌另有一说是神名,《国语•周语上》:“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另外有一部战国时的书简名叫《梼杌》,是专门记载楚史的史书。我估计写作者是着眼于断木的木纹,取其年轮与史记的吻合。所谓“纪恶以为戒”,这至少说明,那个时代的梼杌恶名并未闻名遐迩,不然,又何必以此来命名煌煌史书?否则,史书则是记恶之书了。

有学者推测,梼杌可能是指某一支好战的强悍部落。但这个与人伦格格不入的怪兽为什么从木呢?我的推测是,在冶炼青铜尚未出现之前,木器不但是最常见的工具,也应该是武器。《说文解字》:“梼,断木也,从木,寿声”。在《汉语大字典》当中,“杌”字有一个义项是:“砍树剩余的桩子”。因此,“梼”和“杌”放在一起,意思就是:树木横断之后剩下的树桩。焦循(1763-1820)在《孟子正义》中解释说:“惟梼杌皆从木,纵破为析,横断为梼杌。断而未折其头则名顽。是梼杌则顽之名,因其顽,假断木之名,以名之为梼杌,亦戒恶之意也。”

四川与梼杌有关的,在神、人之外,还有一本书。《蜀梼杌》一名《外史梼杌》,是北宋蜀州新津人张唐英早年的著述。《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载记类》称:“其书本《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仿荀悦《汉纪》体,编年排次,于王建、孟知祥据蜀事迹,颇为详备。”由于来源于西蜀官方史籍,其立场与北宋官方史籍有异乃至对立。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晖先生指出,古蜀人用表示圆木桩的“梼杌”(梼梼)来称呼先辈祖先。“梼杌”(梼梼)应是中性词,是没有褒贬之义的。所谓的恶名应是中原诸侯方国强加给的。这就像“混沌(浑沌、浑敦)”一词,最初也是中性词,所以《庄子•应帝王》中用来称呼“中央之帝”──黄帝及其后人的,显然是褒义性的。因此,《梼杌春秋》其义实际上就是“先祖们的历史”。(见《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

我在此引述了一些古事,并非有暗含高标鄙人出身之义,因为我等不过是尘土。只是想说,这梼杌一般的性格,一直就横行在人性的天桥上,稍不留意,他就会冲垮天桥,只以血淋淋的断壁残垣来满足内心的嗜血——而不论结局是伤害对手,还是自伤。我的青少年时代,在搏杀之余,偶尔也会阅读家里不多的闲书,也许这个习惯最终改变了我的命运,没能以拳脚为生。记得那时读《世说新语》,王敦和周处卓然独行的故事很是吸引我,以至于我被邻居视为周处时,自己竟然还以周处后来的除害之举聊以自慰。但这种幻觉终究将彻底消散,以至后来在《水浒全传》里,这种痒意的疮,终于得到了全面爆裂。所以啊,“金疮迸裂”不一定就是亡命之兆,也有大释放的快意。

成年以后,我读明代的禁毁小说《梼杌闲评》,发现其命名颇有深意,既可理解为大恶人魏忠贤评传,又可解释为史事小语。小说确为“大嚼疗饥奸贼脑,横吞解渴残臣血”的泄愤之作,又岂是清风明月的“闲评”?!

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历史与怪兽》一书,围绕现代性和怪兽性的辩证、历史和“再现历史”的两难来展开历史、暴力和叙事之间的互动。看来,梼杌历经了怪兽、魔头、恶人、史书和小说的面具转变,说明中国文明对历史、暴力和叙事想象之一端,它引发人们思考:历史是对怪兽的暴力记录,还是本身就是暴力体现?王德威指出,“历史只能以负面形式展现其功能:亦即只能以恶为书写前提,藉此投射人性向善的憧憬。扬善是历史书写的预设及终点,但填充文本的历史经验却反证了善的有效或可行性。历史的本然存在,甚至吊诡地成为集恶之大成的见证。”这是说的大历史,我想这并不一定包括个人的小历史。但就我而言,却觉得这当中蕴含了难以言传的诡变和危机……

这就是说,善恶固然是有标准的,但历史并不掌握这个标尺。“秉笔直书”的人俨然拥有这个标尺,读史的后人则人人胸怀真理。我难以做到,只是希望在复原往事的过程里,上帝即在细节中。危地马拉作家奥古斯托•蒙特罗索在《黑羊和其它的寓言》里,借“恶”的口吻独白道:“事实上很难让人们跳出现在的思维模式,恶怎么做都不对,善做什么都有理。”正因为“恶”有这样的想法,“善”又一次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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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均是体制里的小职员,不尚力,也不习武,他们庞大的家族中没有一个与武功有关。母亲出生于资中县苏家湾,为地主以及(伪)乡长家庭,她怀揣20块大洋步行两天到成都求学医道,但这样的努力并未改变她的家庭成分。后来,父母几乎就是“伪人”(体制的命名技术,是对于不同制度下的机构、官职统统冠以“伪”字,古人说:“伪者,人为之,非天真也。”在我看来,这有些近似于清朝公文中那些加口旁、加三点水旁的怪字),旧时母亲家中有佩枪,有电话,有制糖厂,出产蔗糖和各种蜜饯,这些背景使得她必须沉默寡言,就像被时代的粉碎机打磨出来的小石子,噼噼啪啪,黯淡,制式划一,发出破响。父亲是国民政府“幼年空军学校”第五期学员,校长是宋美龄,学号1411,1949年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了祖国,他必须养活他的一大堆嗷嗷待哺的弟妹。他像落在盐锅边的青蛙,只得冒险前行。父母在1960年左右从乐山双双调到自贡市盐化工系统。他们的结合,其实是糖与盐的综合,像比例不甚适中的糖盐水。后来,此消彼长,接近钱钟书所说“盐溶于水,有味而无痕”的状态。

父亲唯一的爱好是体育,后来与母亲邂逅,一起参加过第一届全运会。因此原因,我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被送到业余体校参加训练。初去练竞赛,后来改田赛,最后是篮球。训练过程中发生过几次脱力性的昏厥,这锻炼了我的体格和毅力,十三四岁就显示出强大的肺活量,达4000毫升以上。肌肉力量却是在16岁后逐渐爆发出来。那时,体重仅100斤的我,就可以跟搬运工角力,扭扁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