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政治文明的创新和传承

摘要：古希腊政治文明的创新表现为三个方面：城邦、民主制和公民身份及意识，三者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希腊政治文明之所以能够创新在于它对先前文明乃至原始社会风俗习惯的传承，在邻近的东方文明影响下希腊得以迅速重返文明社会，从而在其社会结构中保留了民主制这一宝贵的人类文化基因，并在希腊特殊的地理环境下将其发扬光大。因此古希腊的政治文明体现了创新和传承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古希腊；政治文明；创新；传承

中图分类号：D0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1-0047-02

与当时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相比，古希腊文明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它在哲学、艺术、政治等方面的成就可谓创新；同时它又是所谓的二次文明，在迈锡尼文明的废墟旁建立，受东方文明滋养而产生，并开创了长达两千年的西方文化传统，可谓传承。

一、古希腊政治文明的创新

古希腊政治文明创新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城邦的国家形式

希腊在古典时期只是一个文化概念。当时的世界并不存在一个叫做“希腊”的国家，只有一系列的文化同质的城邦——城市国家。和东方的邻居波斯、埃及相比城邦实在是一种很特殊的国家形式，然而正是这种国家形式构筑了日后希腊奇迹的基础。

城邦最突出的外在特征是规模小。面积一般不到100平方公里，人口则数千人，超过万人的城邦凤毛麟角，而古老的东方帝国的臣民动辄数百万，幅员辽阔。希腊城邦的另一个特点是数目非常多，在整个地中海地区星罗棋布地分布着一千个以上的城邦。

让东方人很奇怪的是，如此之多的小国各自为政的局面居然保持了数百年时间，由此可见城邦的独立意识很强。城邦向邻邦宣布自己的自由和自治，同时承认对方的独立，没有表现出东方帝国主义的那种强烈的领土扩张的欲望。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自豪感或重要性在希腊人的政治观念中不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雅典30万人口的规模对于城邦来说过大了，波斯的庞大帝国更是野蛮的、不文明的制度。在他的政治学著作中，只字不提这种古代世界主流的政治体制。

2.民主制的政体

到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世界主流的政治制度已经是民主制度了。古希腊人当时就意识到民主制是一种创新并以此为荣。雅典执政官伯利克里在一次演讲中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人的。”[1]

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的特征是权力的分散，这和东方帝国权力的集中形成鲜明的对比。以雅典为例，由全体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是城邦的最高权力机关，另有五百人议事会直接管理大部分行政事务，相当于雅典政府。陪审法庭是另一个重要的权力机关，它享有司法权，并部分参与立法，同时负责监察公职人员。除了十个将军外的所有公职人员都从经过资格审查的公民中抽签选举产生，所有公民担任公职的机会是均等的。

3.公民身份和公民意识

公民是城邦结构中希腊人所特有的一种身份，古代的东方帝国是不存在公民的，只有臣民。公民和国家是相对应的概念，而东方的臣民对应的应该是君主而不是国家[2]。具有公民身份意味着对城邦的义务和忠诚以及参与公共政治的权利。伯利克里甚至说：“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事务……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1]当希腊人以公民自居的时候，他有一种主人的自豪感，城邦的公共事务既是大家的公共的事务，又是他个人的事务。

城邦，民主制和公民是城邦政治文明的不同侧面，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城邦的本质是公民的共同体，公民是天生的城邦动物，城邦不仅仅是公民的生活场地，它还使公民得以实现自己的价值，城邦本身就是公民的信仰。城邦时代结束后，希腊公民在大帝国中就感到精神失落，找不到心灵的归宿。既然城邦本质上是由全体公民构成的有机整体，每个公民都必须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因此城邦在本性上是民主的，没有民主就没有城邦。

城邦属于希腊政治文明的物质层面，民主是制度层面，而公民意识则属于精神层面。城邦是后两者的物质载体，是有形的东西。历史表明精神层面的东西更能经受时光的考验，显示出最顽强的生命力。当城邦的建筑卫城和广场沦为废墟，民主制度悄悄藏在尘封的古希腊文献中待人发掘时，公民的思维方式则不断被西方的主流群体激活、响应。

二、古希腊政治文明创新的条件

在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四大文明古国都自己独立发展出来的，即初始文明，而希腊文明则是派生文明。四大文明古国有一些共性，比如都诞生在开阔的大河流域，在创造自己的文明前都经过了漫长的史前期。希腊文明的形成却有两个相反的特点，可以视为它实现创新的条件。

1.“跃入”文明的高速度

古希腊进入或重返文明的速度是东方文明古国无法比拟的。东方文明是原生的，因而没有任何先例可循，通过自然演化进入文明，历时很久。希腊本土曾存在过一个迈锡尼文明，它在公元前12世纪被蛮族摧毁，文字失传，文明消失，进入了所谓的“黑暗时代”。由于原来的社会结构被破坏掉了，迈锡尼文明的创造者亚该亚人及其他希腊原住民重新回到原始社会，和征服者多利亚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共同构成“新”希腊人重启通向文明的旅程。在先前文明的影响下，希腊人大大缩短了进入文明的时间，到公元前8世纪时就开始使用文字、建立城邦，一跃跳上文明的大舞台。

东方文明的出现需要数千年的演化，古希腊社会仅用了三四百年的时间。希腊短时间内实现文明的飞跃，其直接后果就是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得以保留。古希腊没有经历大规模的部落兼并就步入文明、建立城邦，因而国家规模极小——一个城市而已。城邦前身为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最早的政治制度为王政，继承了原始社会末期的制度。然而城邦王政绝非东方的君主制度，“王政是荷马时代（黑暗时代）原始民主形式”[2]，城邦大都经历过王政——贵族制——民主制的演变，看似突兀，其本质却差别不大。部落社会的习惯一直在希腊文明社会的机体深处潜伏着，好像一种隐性文化基因，没有被淘汰，而是等待着表达的机会。在希腊民主政体中的元老院、公民大会、执政官中，我们可以从黑暗时代希腊部落的酋长会议、民众大会、军事首领那里找到原型[3]。

在东方帝国在数千年的演化历史中，古老的民主制湮灭在历史长河中。民主制、公共政治、公民意识和帝国的政治现实格格不入，没有生存的土壤。它们是人类宝贵的文化基因，却无法适应帝国的环境，最终遭到淘汰。比如，中国远古的禅让成为后人弘扬祖先美德的传说，原始社会的民主超出了帝国臣民的想象力。特殊的机遇让希腊人进入文明的同时保留了这个文化基因。但是基因的表达需要合适的外界环境。幸运的是，希腊的地理环境给它一个完美的表现机会。

2.独特的地理环境

和东方文明古国相比，希腊的地理环境明显不利于文明的生成。希腊适合农耕的土地被山川分割得支离破碎，除了帖撒利亚盆地以外，几乎没有一块大平原。如果考虑到地中海上的小岛及沿海的殖民地，希腊的地理版图就更复杂了。希腊人只能在狭窄的山区谷地从事农业生产。另外希腊没有初始文明普遍具备的水利农业，耕作完全靠季节性的雨水和山上流下的溪水。集约型的农业无法形成，东方社会引发部落兼并的一个重要条件在此不存在。

并不富饶的土地、群山的阻隔、先民热爱独立自由的传统，给希腊世界的统一带来重重困难，使那些野心勃勃的希腊英雄和东方君主望而却步。古希腊历史上城邦之间的征服并非不存在，然而征服的代价太高，被征服者会顽强抵抗，交通不变给征服者带来很大麻烦，最后的收益很少，因为绝大部分城邦都没有聚集太多财富。因此被征服的城邦最终又恢复到独立自由的状态。

在农业文明时代，小国寡民是民主制及其公共政治生活的必要条件。希腊世界的民主制是建立在城邦基础上的，城邦人口过多，会使公民的参与公共政治的热情降低。城邦是全体公民共同占有的事物，人口也多，单个公民在城邦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小，就跟以人口为分母的分数值一样。过多的人口还会使民主制无法实施，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发明出代议制这种东西，希腊民主制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直接民主。它以公民大会为最高的权力机关，城邦的广场可以为大会召开提供公共领域，是一个决策中心和信息中心，过多的人口它无法容纳。东方帝国的人口动辄数百万，帝国的权力中心只能位于宫殿或者密室之中。

三、创新和传承的辩证法

在希腊的政治文明我们看到了创新和传承的辩证统一，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传承是创新的基础

希腊文明还是黑暗时代希腊部落社会的直接继承者，原始社会的部落是城邦形成的基础。在部落社会的许多因素中我们可以找到后来城邦制度的影子。希腊文明是派生文明，它产生的基础是古老东方文明的熏陶及其先驱迈锡尼文明的滋润。如果没有这些早期文明的传播，希腊本土的特殊地理条件不太可能滋生初始文明。同时代的腓尼基人也是希腊人的老师，他们带来的字母是希腊人进入文明的必要条件。

2.创新是创造性的传承

希腊城邦制度颇似今天生物技术中的基因工程的产品。物质匮乏的原始社会形成的民主制度和建立在雄厚财富基础上的文明社会特有的文字、国家制度组合在同一个社会之中，这就是古希腊。希腊人的创新在于使这两个本不相干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和谐相处，浑然天成。

3.创新成就了传承

希腊人的天才创新为西方人保留了一个弥足珍贵的政治传统。他们不仅成就了希腊奇迹，而且是西方文明成为和古代主流的东方文明相抗衡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后世西方文明崛起埋下了伏笔，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30，132.

[2]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112-113，38.

[3]赵汀阳.城邦，民众和广场[J].世界长春哲学，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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