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工业4.0”战略等，以提高国家整体科技创新竞争力和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水平。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也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成为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内容[6-7]。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依靠创新驱动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科技创新对于改善投入产出的要素结构和配置，提高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边际效率，降低投入生产要素规模和提高生产效率具有重要意义，科技创新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中的作用和意义已得到广泛认同[8-9]。
自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全球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在物质财富获得极大增长的同时，以消耗大量能源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如温室效应的日渐加剧带来全球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等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对各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造成严重影响，日渐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联合国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启动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7项目标中明确提出“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减少碳排放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内容[10-12]。低碳经济是一个实现控制碳排放和促进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重要概念。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对于降低能源消耗、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具有积极意义。科技创新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对碳排放影响的效率改进效应、能源消费“反弹效应”备受国内外学者重视，科技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方向、程度和时空异质性等方面的研究对于提高制定节能减排政策的科学性和针对性，缓解全球气候变化难题、实现低碳化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 文献综述
在碳排放问题和科技创新提升备受国内外关注的大背景下，科技创新与能源消耗碳排放的关系成为备受诸多学者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从已有文献成果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科技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关系研究。科技创新对碳排放可能存在复杂的双刃效应，一方面科技创新能够通过使用替代性清洁能源、碳捕获和存储技术以及能源效率提升等减少碳排放，Bosetti[13]、Gerlagh[14]、涂正革[15]等学者根据对全球主要碳排放国家、中国八大行业部门碳排放量分析，认为科技创新能够有效降低碳減排成本、缓解强制性减排的负担。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在推动经济规模增长的同时，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例如金培振等根据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经验数据分析发现，技术效率提升带来的减排效应不能抵消其推动经济增长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导致的碳排放量增长效应。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两者关系具有不确定性[16]。Fisher-Vanden[17]认为先进的技术能够降低能源消耗强度，由于Khazzom[18]界定的“回弹效应”存在，产出水平大规模增加，导致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总量增加，使得两者关系具有不确定性;②科技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方法研究。考察科技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根据其分析框架，大致按照以下四种路线展开，一是，理论层面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嵌入经济增长模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内侧重于技术进步的外生假设，考察科技创新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Nordhaus[19]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新古典增长模型，提出了分析气候变化的动态综合模型，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使得技术进步内生化假定分析科技创新对碳排放影响成为可能，例如Angelopoulos[20]、Jaffe[21]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技术进步可以通过规模效应增加碳排放，也可以通过技术效应减少碳排放。二是，借助IPAT、STIRPAT、LMDI、Kaya及其扩展模型分析科技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如20世纪70年代Ehrlich[22]和Holden[23]提出基于人口（P）、人均财富量（A）和技术水平（T）对环境（I）产生影响的IPAT模型，随后York等[24]将IPAT模型改造为STIRPAT模型，Liddle[25]、何小刚[26]等运用此模型对碳排放因素进行了相关分析，张鸿武等[27]则运用LMDI模型分析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三是，基于面板回归方程、空间协整分析和向量误差修正等计量回归模型验证科技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例如申苹等[28]借助Grossman和Krueger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验证科技创新、经济水平、贸易发展、环境规制等对区域碳排放影响效应的回归分析。四是，基于投入产出分析工具分析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例如Goulder和Schneider[29]、邓细林[30]、姚云飞[31]等运用CGE模型分析科技创新、R&D补贴对碳减排密度、碳减排强度与减排量的影响与优化路径;③在研究对象方面，在全球尺度、国家尺度、省域尺度和县域尺度等开展了大量的科技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也有基于微观个体效应和宏观经济增长角度探讨科技创新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科技创新对区域碳排放和不同类型产业碳排放的研究成为重点。例如周银香等[32]基于33个国家利用GVAR模型分析碳排放的经济规模效应（Scale effect）、结构效应（Structure effect）和技术效应（Technical effect），王为东[33]、李小平[34]、马歆[35]等研究环境规制约束下和空间溢出视角下技术创新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创新驱动对中国省际碳生产率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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