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莫不知丰川

让时间退回到三百年前的清初。当时，陕西蒲城一进士上京参加殿试。大学士鄂尔泰满含关切地向这位进士打问：“丰川安好？”进士一头雾水，茫然不知应对。鄂尔泰先是惊诧，继而哂笑：“天下莫不知丰川，子为其同乡人，（何）顾不知也？”进士惭愧地低下了头。

这位鄂尔泰非同凡人，乃是雍正、乾隆朝的红人，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太保。雍正时任云贵总督，监管广西，与田文镜、李卫并称“模范总督”。乾隆初年，为辅政大臣。鄂尔泰还受命编纂《八旗通志》《国朝宫史》，是名满天下的大学问家。能让鄂尔泰如此关心的丰川先生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一

丰川先生即是清代理学名儒王心敬。

王心敬，字尔辑，自号丰川，陕西户县人，生于顺治十三（公元1656）年，病逝于乾隆三（公元1738）年，主要活动于康熙、雍正年间。王心敬颇为人称道的是曾两次“奉旨特征”，皆托病不就：一次在康熙五十三（公元1714）年，另一次在雍正元（公元1723）年。

为何不应征召？王心敬在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七日《拟谢恩陈言疏》中有表述：“本县官吏捧部檄到臣内，称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朱轼荐臣心敬纂修明史——奉圣旨，王心敬着取入明史馆，一同纂修，钦此钦遵。……闻命之下，感激无地，然亦惶恐难胜。……独奈臣天性鲁钝，兼之伶仃孤苦之备尝。是以四十年淬励志业会莫克就，而早已未老先衰。迨五十六岁，臣母一旦见背，随不觉左耳重听；及五十八岁，又得受风胸寒之症。故甲午春，湖督臣额伦特荐臣山林隐逸。仰荷圣祖仁皇帝下旨征取臣时，即沥情以病固辞。……一耳重听，面对天颜之为难耳。矧今又十年矣，年日增而两耳俱聋，畏风亦且益甚。会敢应纂修重任，贻羞国章耶。”（《丰川续集·卷十二》）。

以老病托词，似乎最合情理。这在王心敬，不是不与清政权合作，标榜所谓的民族气节，而是另有想法。在《答三原李重五先生》中，他有这样的表白：“台谕应召之说，某少不自量，亦思稍自建树。逮绵历世故，即觉性刚才疏，与世不宜。加以癡肠大热，不知自惜，铅刀微割亦必试之者，实知其能，实尽其用，然后薄效可收。宇宙悠悠，古今得几鲍叔，又岂易言鱼水之契哉！兼亡母知子，独深虑子殊切，三十年中时时以潜修明道为训，不入不肖子入世取寡。故某年三十即谢掌故之业，匿影讲习千圣之宗傳，一割小利近功私见。盖区区愚心妄异于学术，大致或能略探原委，不至盲昧终身，即足答天地君亲生成教育之恩而无憾于心矣。故日来邑侯使使持书恳劝以应召为言，某坚辞之。”（《丰川续集·卷十五》）。很显然，潜修明道，讲习千圣之宗傳才是王心敬的人生追求，更明了的说法是：“成纯粹中正之德，建俊伟光明之业。”

事实上，王心敬在当时名播华夏。据《户县志》记载：宰相朱轼在陕督学时，曾多次到户县请教；亲王至陕，殷勤顾问；凡一品大员来陕，鄂尔泰一定要他们代问丰川安。一时黔、粤、吴、楚等地的巡抚都以优厚的待遇聘请他（王心敬）为本省书院总教习。他曾应湖北巡抚陈跣之邀，讲学于江汉书院。

二

王心敬绝非浪得虚名。他终其一生执着钻研以儒学为根本，兼及道、释精髓的理学，是理学的重要流派“关学”的实践者和传承者。

关学的开创者是北宋中期的张载（1020——1077），因其侨居于陕西凤翔眉县横渠镇，眉县又地处关中西部，故张载所创立的理学被学界称为关学。在宋代，理学形成四大流派，即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闽（朱熹），其中洛闽（闽学与洛学有师承关系）之学对后世影响最持久，而张载被认为是理学的重要奠基者。

理学是在拯救儒学的过程中诞生的。从东汉平帝元年佛教东传，魏晋以降，直至北宋，诸多高僧大德致力于佛老之学接中华之地气，逐渐使其服了中华水土，它的往生、今生、来生观，尤其是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主张对解除人生痛苦、人生迷茫问题开出了自己的药方，深受上至达官贵人，中至知识分子，下至普通民众的认可；道教也由早期的“大道无形，不可言说，炼成神仙，以求不死”发展到“性命双修，超脱凡胎”，即通过对自身精神、心理、生理状况的改变来进行修炼，以此达到与道的和合，超越凡胎，同样就人生问题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在民众中有一定的认同度。而在此时，儒学仍停留在对孔子所编订的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的章句注疏阶段，僵化而缺乏活力。虽然这一时期儒学仍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居于正统地位，但是其影响力已远非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比。

儒学这种微妙的处境，令一些有思想的儒士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拯救儒学。这样，突破对经学摘章逐句的考据，理性阐发儒学的义理之学即理学便诞生了。张载就是其中的开山者。

宇宙的本源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任何哲学体系都不能回避这些问题。作为理学的奠基者，张载给出了属于自己的见解。他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认为“气之为物，散入无形，聚为有象”（《正蒙·太和》）。明确表示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那就是“气”，气聚构成有形的物质，气散则成无形的虚空；事物内部阴阳二气的对立引起事物的运动、变化，且这种对立贯穿于一切事物当中；人也是由气聚而成的，必将散入无形。这种唯物论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佛教“以目观山河国土及诸众生，皆是无始见病所成”（《楞严经·卷二》）的现实为眼疾错觉观；否定了道教太虚既空无的观点。值得重视的是张载对佛、道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在借鉴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阐发天道、人性的含义，主张“天人一本”，直达儒学的最终目标，从而奠定了理学的理论根基。张载主张躬行礼教，直接与儒学创始人孔子相对接。孔子主张“克己复礼”，施行“仁政”。这里的“礼”指西周的“礼”，是孔子面对春秋末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内乱频仍，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现实提出来的政治主张。“复礼”就是恢复西周的礼仪，其实质是规范人的言行，建立秩序化的社会。张载所处的北宋中期土地大量兼并，社会贫富悬殊，主张躬行礼教，也许是一贴济世良方。张载的又一思想特质是注重社会实践，注重自然科学研究。“大道精微之理”在实践中得到完善，气体论则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张载对儒家道德理想的贡献是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主张发展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元学案》）这四句话成为后世诸多学者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