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吕舟教授的门生张荣为该报告的负责人。
“过去的建筑测绘手段落后，人工皮尺丈量，加上建筑材料本身就有侧角，弯曲，倾斜的变化，测量数据一般只能读到厘米级，很难控制误差，并且有大量数据无法测量。我们使用三维激光仪器后，可以取得所有需要的尺寸数据，并能将误差控制到毫米级。”张荣说：“我们得到了3000多个木制构件的数据，测算出了东大殿地建筑结构基本单位是一分等于21毫米。从斗拱的材分尺寸到所有的开间、进深都是依据这个单位比例来进行的。我们因此得到了东大殿建成时的设计原型。根据原型和现状的对比，发现了西南角柱下沉了20厘米，后檐有3根柱子相比短小，明显是后代更换的。根据现场勘查可以肯定的是，佛光寺东大殿的结构没有变化，绝大部分材料都依然是唐代原件！”
相比之下，日本京都、奈良等地现存的唐代建筑，因为有历代多次的整修、翻新，结构和构件已经变化，很多元素都已经不是唐代的原物了。而且，当年日本的唐代建筑受限于对中国古代建筑结构体系认识的缺失，主要是模仿外形结构的相似，很多内部的规制都很粗糙，天花板内外的结构完全脱节。要说到纯正的唐风建筑，佛光寺东大殿才是最原汁原味的，由此可见佛光寺在整个东亚古代建筑史上的珍贵地位！
1961年，五台山佛光寺被列入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命运女神也十分眷顾这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期间，据说“破四旧”的红卫兵也曾经来过这里企图捣毁佛殿，却最终未能得手。中华民族的这点古代建筑的血脉幸运的完整保留下来了。
1984年，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在美国出版，佛光寺考察成果是其中重要篇章。
有趣的是，据日本昭和十四年（1939）五月十五日出版的《支那文化史迹》（常盘大定（1870-1945），关野贞（1868-1935）著）所记载。日本建筑学家曾经委托摄影师在1925年拍摄过佛光寺的照片。一位日本的净土宗学僧小野玄妙甚至在1922年拜访五台山的时候就到达过佛光寺，也拍摄了图片。可能是因为小野玄妙不太懂建筑，而日本的建筑学家本身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结构“法式”的了解不够透彻，又没有亲自到现场勘察，也就无法断定佛光寺的确切年代和艺术价值。
五台山上，一如既往的香火旺盛。偏僻山村里的佛光寺依然如野百合一般的悄悄绽放。目前，佛光寺一年的、接待的游客大约4000多人，大多是古建筑的爱好者，或者文物行业内的专家学者。来这里的参观者中有一部分是学习美术，建筑的大学生群体。外国游客不多，主要来自日本和韩国。欧美客人主要是来自于文化艺术机构。文物部门目前的政策是“以保护为主的开放”。
刘俊文，一位略显内向腼腆的文管所长，48岁的他从2000年开始，已经在佛光寺工作15年之久。一位调皮的大学生模样的游客用手叩响了挂在东大殿台阶上的明代铜钟，刘俊文赶紧一路小跑过去劝阻。“我们都长期住在佛光寺大院子里，文物保护是一个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工作。这样珍贵的国宝级文物在我们的手里得到良好的保护和照顾，我们都很自豪！”刘俊文说：“我自己也不知道进入过东大殿多少次了。我自己最喜欢的是释迦牟尼佛面前的两个伺女，她们就在佛像前对立站着。每次我们一打开东大殿，伺女手里的丝巾仿佛被大门外的风轻轻吹动，丝巾的一角都轻拂飞扬起来的感觉！唐代工匠们高超的雕塑技艺让大家叹服不已！”
中国历史上，对于建筑的研究非常缺失。中国文化传统里，绘画和书法都被尊为高大上的艺术范畴。可是，建筑学却一直被人为地贬低为“工匠之术”，甚至是“奇技淫巧”。梁思成先生开创了中国建筑作为艺术门类的先河，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开山鼻祖。同时，梁思成先生还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先驱。
梁思成先生很早就具备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世界眼光。解放战争时期，他为当时包围北平的解放军提供了不能作为炮击目标的古代建筑名单。他早就有这个意识，就是文化遗产是世界的，是全人类的，必须共同保护。联合国正式推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是在1975年，比他晚了20多年。张荣说：“梁先生不愧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先驱，他提出的修旧如旧的核心概念，到现在也是全球文化遗产保护的圭臬！”
东大殿屹立在五台山一隅已经1158年。梁思成和林徽因找寻到这里那一刻也过去了78年！在偏僻幽静的佛光寺院落里，似乎依然可以看到梁思成和林徽因兴奋的面容和调研，测绘的忙碌身影。世事变迁，沧海桑田，我们得到许多，又失去许多。相比“得不到”和“已失去”，最值得珍惜的就是“在当下”。
黄昏时分的佛光寺是最美的，因为太阳西沉，霞光可以直接照进坐东面西的东大殿。站在大殿前的唐代石经幢旁遍眺望远方，远处的太行山脉层峦叠嶂，晚霞在迷雾中勾勒出群山蜿蜒的迷人线条。
美好的一定就是短暂的吗？佛光寺似乎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抚今追昔，终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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