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顾黄初教授是著名的语文教育家，长期从事语文教学研究，享誉海内。他年事虽高仍然关注语文教学的改革。这里向读者介绍他为本刊撰写的新作。课改以来，一些同行面对困难多有困惑，这就更需要回顾百年来的语文教育史，需要顾先生这样的专家指点迷津。我们也希望读者能重视前辈们所作的开拓工作。
顾黄初，生于1933年，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国家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中学语文审查委员，中国教育学会语文教学法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研究方向：语文课程教材教法和现代语文教育史。著有《顾黄初语文教育文集》《现代语文教育史札记》《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讲话》《语文教育论稿》，主编《中国语文教育丛书》《中学语文教师高级进修丛书》等，发表论文300余篇。
北京《语文建设》的卷首，有饶杰腾先生主持的“温故知新”栏目。无独有偶，上海《语文学习》有以范守纲先生为主的重要开篇，“唱”的也是“温故”。这是近一两年出现的新现象。细细想来，这不是什么巧合，而是一些语文教育老一辈的专家、教授，从现实的种种迹象中发现，“老调子”中有些还确实须要“重弹”，可能会起点提醒和警示作用。对此，我有同感，于是手痒起来，应《新语文学习·中学教学》编辑部之邀，参加到“重弹”的“老年合唱团”中来了。
此番“老调”就从梁任公“弹”起。
梁启超（1873—1929）一生活动，大致分三个阶段。1898年百日维新之前，是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他从他的老师康有为那里学到了较为通达的治学方法，接触了当时译出的许多西方典籍，形成了“强国必先强人，强人必先强学；变法必先变人，变人必先变科举制为学校制”的坚定信念；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他企图借助朝廷之力来实践这一思想。从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他逃亡日本，一直到五四运动前夕，是第二个阶段。这个时期，他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中汲取养料，进一步坚定了自己改良主义的思想立场，积极宣扬资产阶级新的政治体制和新的教育学说。五四运动蓬勃开展以后，他从日本回国，开始从无望的政治活动旋涡中解脱出来，专心从事于著述和讲学，这是第三个阶段。他一生学术著作千余万言，而这一阶段留下的成果却有几百万言，其中重点内容之一仍在教育教学方面。有关国文教学的论著（讲演），也都发表在这个时期。
有个现象，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梁氏在学校亲自任教的时间不多，在中学堂任教的时间更短，据他自述，约有半年；但他对中学国文科的读写教学所提出的一些见解，却使当时及后世许多学者推崇备至。
我个人认为，这与梁启超本人的一些独有优势有关。一是他天赋极高。8岁能作诗文（此类传说很多），10岁考中秀才，12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15岁专攻训诂辞章，17岁得中举人，18岁开始广泛涉猎当时上海制造局译出的各种西方典籍。这样一位“神童”式的人物，通过广泛阅读，到晚年已达到常人无法企及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境地，发为议论，当然会令人折服。二是文才也极高。一支笔先是以气韵古雅的古文为人称道，继而又以流畅而笔端常带感情的报章体文言称著于世。五四以后，他写的语体文也达到了当时一般新派作家所能达到的水平。他的著述宏富，语体文体多姿多彩，一概都写得极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三是在治学上掌握了中西思想家们传承的独特视角和先进方法论。国文一科是具有民族特色而又以语言运用特殊规律为主要内容的学科，这样的大学者发表的见解，当然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
梁氏早在1896年就当时书院的课程改革提出过这样的意见：“学非一业，期于致用；言非一端，贵于可行。”强调学习任何课程，都必须重在“用”，贵在行。国文一科，当然也不例外。为了蓄积而致力于“读”，目的是为了表达的需要，一句话是为了“应用”。因此他把自己有关国文教学问题的讲演定名为《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
从“应用”这个总目标着眼，他提出一个分类、分期、分组进行国文科讲读教学的设想，即所谓“三分法”的新体系。
诗文分类，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成果之一。《诗经》分诗体为风、雅、颂三类；《尚书》分官家公文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类；三国魏曹丕著《典论·论文》，西晋陆机著《文赋》，南朝梁任昉著《文章缘起》，南朝梁刘勰著《文心雕龙》等等，都在古代文章分类学上占有重要地位。一些学者，为了给后学弟子提供诵读材料，根据文章分类研究的成果选辑成各种范本，先有南朝梁萧统辑《昭明文选》，后有清储欣辑《唐宋八大家类选》、姚鼐辑《古文辞类纂》、曾国藩辑《经史百家杂钞》等，泽被后学，影响至巨。不过，这些成果毕竟是封建等级制和科举制的产物，历史发展到20世纪，对文章的内容和形式都提出了新的写作要求和新的评判标准，应新式国文教学之需，更必须按这种新的要求和标准对古今文章重新分类。梁氏的讲读教学构想，首先在文章分类上为时代提供了新的成果。这一成果因密切结合国文教学之需，被称为文章的“教学分类学”。
梁氏的分类标准有二：一是文章的功能，二是文章内容和形式的繁简难易。他把一般文章分成三类：记述文（或称记载文）、论辩文和情感文。梁氏写文章，都要求“笔端常带感情”。笔端所带的感情，有浓烈淡雅之分，显露与含蓄之别。“第三种情感之文，美术性含得格外多，算是专门文学家所当有的事。中学学生以会作应用之文为最要，这一种（指情感之文——笔者注）不必人人皆学。”这一观点，前承蔡元培，后启叶圣陶，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样的三分法，梁氏是从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消化吸收得来的，但仅此三分，未免粗略，还必须按照由简到繁、由浅入深的原则，分析各类文章在内容、结构、写法上细微差别，作所谓二级分类，并且做好分类列序工作。如把记述文细分为四类：一、 记物件之内容或状态，属静态记述；二、 记地方之形势或风景，所记范围有所扩大，但可以按空间划出界限，仍属静态；三、 记个人之言论行事及性格，已属动态记述；四、 记事件之原委因果，在动态记述中顾及前因后果。论辩文则细分为五类：即说谕、倡导、剖释、质驳和批评。梁氏这种一级、二级的分类研究，现在看来，似乎还嫌粗略；但在20世纪20年代却是新人耳目、带有创新意义的，后世的国文教材编制工作从中获得过重大启示，这是历史的事实。即使在今天，梁氏这种凭借自己丰富的读写经验和卓越的智慧卓见所创建的现代“文章教学分类学”也是值得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的。
梁氏的分期设想是：“我主张一学年有两学期。一学期教记述文。一学期教论辩文。由简单而复杂。记述文先静后动。论辩文先说谕倡导，而后对辩，论小事的在先，论大事的在后。”他这种分期集中、前后期轮换的思想，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也符合教育心理学“刺激集中印象愈深”的认知规律，因而后世所谓“初一以记叙文为主，初二以说明文为主，初三以议论文为主”的语文教材编制思路，大致也是沿袭梁氏的构想。
根据同样的信念，梁氏还提出了“分组讲授”的设想：“不能篇篇文章讲，须一组一组讲。讲文时不以钟点为单位，而以星期为单位。两星期教一组，或三星期教一组，要通盘打算。”这种构想也是借鉴当时欧美和日本通行的“单元教学法”而来，但梁氏的想法有所发展，实行的是“大单元”制，容量更大，选文之间可资比较的空间也更大。这种新的教材结构已经为今后学生进行专题性学术研究提供了初步的入门基础。今后我们高中语文的教材编制和教法改革，可以从当年梁氏的讲读教学体系的构想中吸取有益的养料。
说到“教法改革”，除了分组集中讲授外，还有授之以鱼（即“结论”）不如授之以渔（即“获得结论的过程和方法”）的箴言。他说：“教员不是拿所得的结果教人，最要紧的是拿怎样得着结果的方法教人”，也就是“善于教人者是教人以研究的方法”。所以有学者说，梁启超的语文教育思想是以他自己的治学经验（不是直接的从教经验）为立论基础的，此言不虚。
（扬州大学文学院；22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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