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石门坎，云贵乌蒙山区的一片蛮荒、高寒之地。石门乡至今仍是贵州屈指可数的边远贫困乡。但在20世纪上半期，石门坎竟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文化圣地”，创造了数个文化奇迹。分析其成因有：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基督教进入、认同、互动与大环境建设；创制苗文及乡村教育网络的形成等。
关键词：石门坎 文化圣地 基督教 创制苗文 乡村教育
中图分类号：K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3－69－74
前言
位于贵州省威宁县的石门坎，从1905年开始，创建了数个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史上的奇迹：创制苗文，结束了苗族无母语文字的历史；启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教育，在乌蒙山区创办民族学校，属国内第一批苗民学校之一(1905年在石门坎创办的光华小学)；创办贵州第一所苗民自己建的乡村中学(1943年创办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在西南苗族、彝族地区实行男女学生同校，开创中国近代男女学生同校先河；在中国首倡和实践双语(苗语、汉语)教学；在中国西南地区创建第一个足球场和游泳池，倡导民间体育运动，全民参与，使石门坎成为贵州足球的摇篮；在乌蒙山区创建西医医院，建立了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引进接种牛痘疫苗，首次控制了天花在本地的蔓延，使石门坎成为乌蒙山区现代医学和疾病预防的基地；创建中国西部最早的麻风病院及孤儿院；在乌蒙山区创建了农业技术推广站、纺织技术推广站、邮政代办所……这些创举使石门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苗族文化圣地”。甚至连当时英国的基督教报纸，也将其称之为“海外奇观”。当时的外国邮件只须写上“中国石门坎”便可寄到。数个奇迹中，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最为引人注目，“文化圣地”不仅培养了4000多名小学生，数百名高初中生及中专生，三十多名大学毕业生(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每万人口只有10.5名大学生，贵州省每万人口只有4名大学生，贵州少数民族每万人口只有0.8名大学生，而威宁苗族于20世纪50年代初每万人口已经有10名大学生)，四位硕士和两位博士，培养出全国第一位担任大学副校长(贵州大学)的苗族学者，培养出全国第一位担任省级卫生厅(贵州省卫生厅)厅长的苗族高级知识分子，而且为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培养了10位省级领导、20位地厅级领导、200位县处级领导。在一个自古以来无人识字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培养出这么多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被视为教育史上的奇迹。
20世纪上半叶这一“文化圣地”的产生，有着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其他条件。
一、石门文化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相关条件
石门坎隶属贵州省威宁县石门乡，位于贵州省威宁县的西北部，与云南、四川交界。威宁县是贵州最西部的县份，石门乡是威宁县西北角最偏远的乡。由于地处边远，土壤贫瘠，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恶劣。时至今日，石门乡的交通仍极为不便，乡村运输仍靠人背马驮。石门乡至今仍是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威宁最贫困的乡之一，是贵州省屈指可数的边远贫困乡。
“石门坎曾是茅塞未开的村落，但20世纪上半期的历史，却令人叹为观止。这个从物质角度观察近乎‘炼狱’的地方，却成为苗疆的‘另类’地盘。伴随基督教而嵌入的中西教育制度，使地处边远落后的苗族接受现代知识，并跃迁为文化先锋……一个蛮荒不驯的中国西部村落，半个世纪前竟是一个无比绚丽的文化圣地。”。石门坎的文化发展在当时中国西南“实系屈首一指”。
20世纪上半叶这一“文化圣地”的产生，有着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其他条件。
(一)历史背景
石门及周边地区(滇黔乌蒙山区)是苗族、彝族、汉族等民族杂居地。历史上，彝族土司和少数汉族地主(土目)是该地区的主要统治者。清初“改土归流”后，虽然土司制已基本废除，但土目(地主)仍然控制着基层政权和基层经济。在乌蒙山区，稍晚进入的苗族人，多数沦为彝族土司和汉族土目的农奴或佃户，受压迫、剥削程度十分深重。乌蒙山区苗民生存、生活的环境极其恶劣，几乎陷于绝境。他们被官府划为尚未教化的“生苗”，处于半农半奴的境地。民国时期，贵州省一位政府官员在对石门坎苗区考察后，在考察报告中使用“地狱中的边民”一词来描述当时的社会状况：“中央的政教莫及，不论是苗彝回汉皆在不劳而获、颐指气使的‘土目’、‘官家’的宰制之下……和平自由的空气决莫有呼吸过一点点。他们的生活比欧洲黑暗时代的农奴的生活有过之无不及。”
此外，由于屡遭朝廷及其他民族的压迫、剥削、歧视，在内心深处，苗族人蛰伏着民族“复兴”的期望；同时在心理、精神、思想深处，强烈渴望得到尊严与关爱。
基督教传教士到滇黔乌蒙山区后，对苗族人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尊敬与关爱，从感情、尊严和精神上亲近、尊重了他们。建立了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教会，使石门坎苗族成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信仰基督教的“引领人”。同时倡导贫民识字运动，1930年代中期，在苗区初步普及成人初级教育，并带领周边各县少数民族扫盲，石门坎成为一个乡村教育中心，并建立起一个影响滇黔川三省交界地区的乡村文化网络，覆盖近500个村寨。使石门坎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苗族文化圣地”。
(二)社会文化环境
石门坎是苗族、彝族、汉族等民族杂居地。因为石门地理位置边远、荒凉，中原政治力量和汉文化对其影响微弱。居住在偏僻高寒山区的苗民，几乎与外界隔绝，多数不通汉语，苗族既无自己的文字，又不识汉字。正如1915年苗族人在石门坎立的《溯源碑》(溯源碑是苗族人在石门坎立的石碑，用苗、汉文字刻成。主要记述柏格理到该地传教、办学、发展社会事业和苗族的简单历史、生活习俗等方面的情况。)中写的：“我们好象未开化的人一样，没有土地……别人看不起我们，尽笑话我们……”，“我们苗族没有见书四千多年了，读汉书难极了、比什么都难”。由于政治上无权力、经济上无地位，被剥夺了受教育、掌握文化的权利，会讲点汉语的就算能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威宁苗族还处于刀耕火种的生产阶段，文化比较落后，全县苗族只有两家有子弟在村里私塾读书，被苗族称为‘读书家’，后人称‘读书爷爷’”。
(三)基督教进入、认同与互动
柏格理等的“传教日记记录了他们抱着极大的同情心去了解苗族的生活传统，表露出赞赏或者忧虑，他们用基督徒的方式努力改变和‘拯救’这个民族。他们与苗族建立了很深的友谊，情同手足……传教士们舍掉城市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与苗民一起过忍受饥寒的贫苦生活，而且坚持多年。贫穷苗民和传教士建立了极其信任的关系。传教士的人品和善行，使苗族人认为新教(基督教)的上帝是善神，这位善神对苗族是和善的。传教士所说的终极归宿，也可以成为苗族人的终极归宿。苗族人的‘有灵观”在神文化的善恶取向上，与新教(基督教)价值理性不产生冲突。苗族在面对面互动中接触到尊重他们文化的人，产生了认同。”
基督教循道公会传教士塞缪尔·柏格理(ReV.Samuel Pollard，1864－1915，英国苏格兰人)是1905年应
苗族人邀请进入石门地区的。柏格理到石门后，感情上同苗族同胞亲近，第一件事就是生活全部“苗化”。柏格理很快同苗族同胞在生活上和感情上融为一体，得到苗族人的好感和亲近，苗族人对传教士认同，愿意把自己的子弟送人教会学校。
1915年9月15日，柏格理因救治中国苗、彝族学生感染伤寒病逝(时年51岁)，仅石门为柏格理送葬的苗、彝族群众，多达近2千人。“许多人伤心欲碎，许多双眼睛充满泪水。不少人在这座新坟边守候了数日之久。还有一些人实在不愿离去，就彻夜不眠地在墓旁陪伴着他。”
从柏格理葬礼的壮观情形，我们可以看出，石门地区苗、彝族人，已与基督教和传教士建立了深厚的信任与感情。这种信任与感情的结果，就是教会、传教士与苗族人的彼此认同与互动，共同联手创建了“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文化圣地”。
二、大环境建设
柏格理自1905年到石门后，便在教会支持下，建立起与教堂、学校相谐调的人文环境，以石门为中心，成立教育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医药委员会、文学委员会、产业委员会等机构，发展教会与发展教育及其它事业同步进行，并实施了一系列改善社会环境、净化社会习俗的改革，加速了苗区的的文明化进程。
百年前的苗族人继承、保留了许多不健康、不文明的陈规陋习，比如吸鸦片、酗酒。1907年，柏格理在石门召开了一次关于改革与建设的会议，与会者有苗、彝、汉族代表80余人。会议讨论了关于宗教、教育、婚姻、卫生以及生活习俗等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陈规陋习的方案。
对这一发生在百年前的改革，在石门光华学校读过书的贵州省威宁县原民族中学校长、原教育局局长杨忠信先生做了一个客观的评价：“柏格理把一个烟酒成瘾的社会改变为一个烟酒有度的社会，实在是十分难得。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苗族社会，是一个以读书、识字为荣，以歌声充满乡间为乐的社会。当时的物质生活虽苦，但精神生活丰富，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环境的改善，文明程度的提高，助推了石门文化、教育的平稳发展。
基督教在以石门为中心的乌蒙山区传教有一个特点，就是启动一系列公益行动，传教士们在少数民族村寨实施了很多扶贫和乡村发展计划。石门坎溯源碑上的“文章机抒，操持实业经纶，道德森林，饶有民生主义”，记载的就是石门坎公益事业和技术推广活动。
教会办学常有五年计划，或六年规划大纲，经常派人到各地宣传大纲精神，动员和督促计划大纲的实施。如1941年教会决定的五年计划大纲，其中心任务包括生活改进和公益事业：第一，衣着上，改良栽麻及纺织方法，使大家有适当的衣服穿，而样式仿汉人改良；第二，饭食方面，改良种子，改良家畜，增加副食品，使有适当的饭吃；第三，住的方面，改良人畜同居，修窗户等，以讲究一般的卫生原则；第四，实行模范村制度。派员到各村宣传，使大家明白其意义。五年后，对成绩特别优秀者，予以奖励。要在五年内本村至他村之道路，由各村自行修建。
石门坎文化的大环境建设表现为贫困苗民主动参与了从一砖一瓦建筑学校，到一字一句翻译圣经，从文化制度、民主评议到乡村经济建设的全过程；同时还表现为在苗区兴办实业、推广实用技术，帮助教会和学校实现自给自足等。
整个大环境的配套建设，为“苗族文化圣地”的形成、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三、创制苗文及发展教育
1、创制苗文，为传教及发展教育奠基础
苗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有自己的文化、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柏格理到乌蒙山区后，除认真学习苗语外，极力想为苗族创造文字。1905年他与苗族、汉族知识分子共同创造了西部方言苗文，沿用至今。这种文字在西方文献中称“柏格理文”(Pollard Script)，又称“柏格理注音字母”、“波拉德字母”，国内称作“滇东。北老苗文”或“石门坎苗文”。
老苗文圈的核心地区在黔西北、滇东北、川南的苗族地区。石门坎被确定为苗语滇东北次方言区的标准音所在地。“这个文字流行于云南昭通地区、楚雄州、昆明郊区和曲靖地区的一些县。贵州则流行于毕节地区、普定、六枝、织金、紫云、镇宁等县操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教会也曾用它拼读川黔滇次方言苗语并译制圣经和一些颂歌，所以也流行于川南、云南的镇雄、威信和文山一带。”“这种文字在苗胞区域里流行，非常普遍广大”，“在昭通接近贵州戚宁的石门坎教堂里，且有苗文报纸的印行。苗胞中的青年，不识这种文字的已经很少。在云南南部的文山、开远一带，这种文字的流行也极广。”
由于《圣经》、《赞美诗》及编印的科普读物都是苗文，再加上各山寨办夜校用苗文扫盲，到20世纪30、40年代信教群众已普遍懂苗文，普遍能识字、能写信、能记帐，基本上扫除了文盲，使“蒙昧”的乌蒙山区苗族社会的文化状况发生了变化。《溯源碑》记载“伫见户诵家弦，子妇解松扬之谱”的句子，就是当时信教读书的场景。“石门坎苗化之区，计七八百里……苗民一万六千中，三分之二均能草读千字课本四册。”
2、发展教育，建立了开放的、多层次的基础教育体系
石门坎乡村教育起步于1905年，当时中国尚处清末。当深居苗寨，面向苗区的石门坎教育兴办30年之后，国家才开始在乌蒙山区兴办少数民族教育。此时石门坎教育以成绩斐然，闻名遐迩。
自1905年11月5日在石门坎建立光华小学后，教会和柏格理又在周边地区乃至云贵乌蒙山区相继建立了20余所学校。据不完全统计，到1949年，教会已在黔滇川地区建立了小学96所、初级中学5所、盲人学校2所。这些学校的建立，“使滇黔川三省上万名青少年接受了规范的初等教育，使数万名当地群众完成了扫盲教育，为苗族、彝族培养出第一批高级知识分子。”
(1)办学形式
教堂到哪里，学校也就办到哪里，积极兴办学校，不是为学校而办教会，是为教会而办学校。苗族由于历史长期形成的受剥削、压迫，没有文化的痛苦，迫切需要文化，在此情况下，哪里有学校就积极送子女到哪里读书。自1905年石门光华小学开办到1949年的44年间，学校从未停办过，除1919年与1923年当地出现大荒年，学生就学人数下降，学校没出现异常情况。学校从未停办的原因，不是教会给教师的薪金待遇高，相反，教师的待遇及其低微。每月所领取的薪金，只能购买当时的生活食用盐，吃饭主要靠学生缴纳的学费(玉米)来解决，如果学生少，教师从家里带粮食解决吃饭问题。教师尽管待遇低，但是有保障的，薪金从未间断或被克扣。因此，在教会学校任教的教师能安心教学工作。
学校收费很低，学生是用包谷(玉米)交学费。在石门光华小学读书的学生，初小：教徒子弟每人每学期缴纳包谷5升(约35市斤)，非教徒子弟每人每学期缴纳包谷7升(约49市斤)；高小：教徒子弟每人每学期缴纳包谷7升(约49市斤)，非教徒子弟每人每学期缴纳包谷1斗(约70市斤)。学生生活很艰苦的，自理课本、纸张、笔墨，学生伙食由自己负担，学生是自己从家里背粮食到学校自己煮吃的。
石门教会学校(光华小学)建立后，周边一些村落的苗、彝族孩子都来读书，有的孩子跋山涉水，要走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的山路，十分艰苦，教会和柏格理便决定：把教堂和教会学校建立到“便于孩子们读书的
地方去”(《柏格理日记》)。至1920年，仅滇东北、黔西北地区，就建立了小学34所，至1936年，教会已在滇黔毗邻地区建校27所，在川黔毗邻地区建校15所……
贵州省教育厅在1938年的《视察威宁报告》中写道：“自清末，英籍牧师柏格里来石门坎立教堂、设学校，苗、彝民族多人其教，受其教育感化，勤于畜牧、农业，衣服装俗多改旧观，民族性最纯，多皆自食其力，不为盗，不为乞丐，少吸烟，诚系难能可贵者也。”这些教会学校传授汉文、英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理、体育、音乐、美术等科学知识，把东西方文化直接传播到了苗族地区，促进苗族文化科学的进步。
石门坎光华小学取得成功后，1943年光华小学扩建为中学，名为“西南苗疆威宁石门坎初级中学”，是西南苗区第一所中学。截至1951年，这所学校毕业的小学生累计4000多人，培养的初中学生累计500多人，生源来自远近20县100所小学的贫困子弟。
对于成年人，教会利用苗民定期聚会的便利条件推行贫民教育。石门坎苗文创制出来后，圣经就成为苗民的扫盲课本。大众化的教材对扫盲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最初有柏格理与苗族教师编写的苗文《苗族原始读本》其内容一部分为苗族的历史传说、诗歌、故事等苗族文化，另一部分为科普知识；到30年代中期有朱焕章先生编写的《滇黔苗民夜读课本》，其重点是宣扬爱国主义、贫民教育、自力更生、人人平等的思想，并包含有讲究卫生、团结友爱、互助合作、诚实相处、发展生产、选择优良品种、提高生产技术、写信、写借条、写收据等方面的内容。
石门坎的业余教育也很活跃，星期六、星期天及寒暑假，学生便回乡开展业余教育和宣传活动。20世纪30、40年代，“威宁、彝良一带三分之二的苗族能读朱焕章先生编印的汉文《平民夜课读本》又名《苗民千字课》。这多半是石门坎的学生业余教育的结果。抗日战争时期，苗族农村妇女普遍能用汉语或苗语唱《黄河大合唱》、《流亡三部曲》、《在太行山上》等歌曲。石门坎的学生在校是学生，回到农村人人都是小先生。”[1鲴
随着苗族文化教育的发展，循道公会石门坎教区于1910年设立了专门管理苗族地区教育的机构——教育委员会。该机构以石门坎光华小学为中心，有计划地在各联区、各支堂建立教会学校，派遣教员，发展各地的教育事业。随着教会学校的增多，为办好这些学校，每年暑假在石门坎轮训教员，交流办学经验。各教会学校还设立了校董会，由教牧人员和热爱教育事业的苗族长老组成，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学校教育中所遇到的问题，例如集资集力维修校舍，动员苗族子女入学，评定优秀学生和推荐优秀学生到高一级学校深造等，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
(2)人才循环机制
石门坎教育人才机制之一是“以苗教苗”、薪火相传。从石门坎学校走出来的小学毕业生、中学毕业生，以至于大学毕业生，都一一进入石门坎师资储备库，轮流上岗，支持日益庞大的石门坎教育网。被选送的苗族学生，普遍得到本村寨村民的集体捐助，外出进城的学子，都保持着与亲缘、学校、教会的紧密关系。
宗教与教育合二为一，是柏格理和继承者在以石门为中心的乌蒙山区苗族地区传教办学的一大特色，而其根本手段是“以苗教苗”。他们的要求不但是牧师即是教师，既要能传播上帝的福音，又要能为人师表，传道授业解惑。而且最重要的是培养愿意为教会学校服务的本地人、苗族。只有这样才符合教师、牧师、苗人三位一体的要求，才能做到“以苗教苗”。
石门光华小学第一批学生毕业时，教会和柏格理就决定将其中优秀学生送出去继续深造。1913年，石门“石破天惊”地将苗族历史上第一批小“留学生”送往成都华西中学。中学毕业后，又升人华西大学等高等院校。此后，教会又陆续将一批一批的优秀学生送到成都、南京、武汉等地接受中、高等教育。学业结束后，大多数又回到乌蒙山区教会学校执教。比如1929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的贵州第一个苗族博士吴性纯、1935年毕业于华西大学教育系的苗族学生朱焕章、1938年毕业于华西大学社会历史系的苗族学生杨汉先等。凡是从石门及周边教会学校送出去深造的学生毕业后，大多数都“回归故里，报效乡梓”，自然形成一个培养优秀人才又由优秀人才执教的循环机制。
石门坎领导着一个不断成长壮大的乡村教育体系，这个教育体系以石门坎为中心，辐射到周边滇黔川三省交界地区近二十个县。滇黔川毗邻地区的民族教育从石门坎起步，在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令国内外瞩目的成就，并影响深远。
近百年前石门坎“苗族文化圣地”、“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的成就是引人注目的；近百年前石门坎的教育事业起步、发展，并逐步形成一套开放的、多层次的基础教育体系，其社会影响是深远的；在资源短缺、信息封闭、收入、福利都很低微的情况下，石门坎的教育人才回归机制竟然持续了30至40年之久，这是值得研究的，研究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发展乌蒙山区乃至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乡村教育是有借鉴和启示意义的。
责任编辑 何 萍
相关热词搜索： 石门 成因 现象 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