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亚历山大·普凡德尔（A. Pfänder）和舍勒一样，都可以主张自己是现象学运动的共同发起人。如果在胡塞尔那里得到展开的主要是认知现象学或知性现象学，那么舍勒所思考的就主要是情感现象学或感受现象学，而普凡德尔则从一开始所指向的就是意欲现象学或意志现象学。意欲现象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在意欲分析中蕴涵着对意识的结构研究和发生研究两方面的可能性，而且因此也进一步蕴涵着对从理论意向性到实践意向性，或者也可以说，从实践意向性到理论意向性的意识发生研究的双重可能性。因而可以说，意欲现象学在此意义上构成整个意识现象学研究的多重意义上的起点。
关键词：意欲现象学；普凡德尔；胡塞尔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2-0109-16
作者简介：倪梁康，中山大学哲学系、现象学研究所教授 （广东 广州 510275）
一、引 论
亚历山大·普凡德尔（Alexander Pfänder， 1870-1941）是现象学运动的重要成员。还在胡塞尔发表《逻辑研究》第一卷《纯粹逻辑学导引》的同年，即1900年，普凡德尔便已出版了获奖论著《意欲现象学·一个心理学的分析》1。由于胡塞尔在《纯粹逻辑学导引》中尚未用“现象学”一词来标示自己的研究与思考，其间只是偶尔（三次）使用这个词；直到1901年出版《逻辑研究》第二卷时才将它用作副标题：《现象学与认识论研究》，因而普凡德尔用“现象学”这个命名实际上要早于胡塞尔。但正如他和胡塞尔的共同学生施皮格伯格所言，普凡德尔本人从未在这个名称的使用上主张过自己的优先权。2事实上普凡德尔也只是在标题上使用了“现象学”的概念，并未在书中对“现象学”这个概念做出任何说明，甚至在书中也不曾再提到过它。一般的读者甚至会问：为什么普凡德尔没有将自己的论著命名为“意欲心理学”？3他的确在书中没有使用“现象学”，而是两次提到了“意欲心理学”。不过退而言之，即使普凡德尔对“现象学”概念做了说明，他也可能只是在同时代的布伦塔诺、狄尔泰等人的“描述心理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因而很可能会将“现象学”与“心理学”当作同义词使用。与此相类似的是他在1904年出版的《心理学引论》1。当然，随后他于1911年发表的论文《动机与动机引发》2则确实有所不同：由于那时他已经对胡塞尔的思考方式和思考角度有所了解并自觉地处在它的影响之下，其中也有许多思考流露出这方面的明显痕迹，因而更有理由自称为“现象学的”，至少会将“现象学”与“心理学”区别使用。只是在普凡德尔身后的遗稿中，我们才可以找到他后期撰写的一些以《现象学基础上的哲学：哲学与现象学引论》为标题的未完成文稿。3据此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参考普凡德尔自己对“现象学”（或“慕尼黑现象学”）的理解和定义：“现象学的两个出发位置：（1）慕尼黑的利普斯学生们。（2）哥廷根的胡塞尔。”4普凡德尔显然认为自己处在第一个出发位置上，亦即处在与胡塞尔并列的位置上。在这里，也许保罗·利科的说法是更为准确的，他曾就普凡德尔的意欲现象学思考总结说：“普凡德尔不仅最初便预感到了、而且后来也承认了胡塞尔现象学的有效范围。”5
而就“意欲”的语词使用方面而言，它在这里的对应德文词主要是“Wollen”和“Wille”。前者是普凡德尔使用的概念，也被他的学生施皮格伯格英译作“Willing”6，中文也可译作“意愿”；后者则被用来指称胡塞尔的相关现象学思考，通常被译作“意志”。7这两个概念都被他们使用，而且是作为同义词。但在中文翻译中，“意志”的概念显然要强于“意愿”，例如尼采的“权力意志（Wille zur Macht）”，或叔本华的“世界之为意志与表象”的“意志”。笔者在此采用了“意欲”这个表达，原因是它的含义较宽，差不多可以将意思较弱的“意愿”（欲念、愿望、动机等）和意思较强的“意志”（决心、毅力、志向等）都涵盖入内。事实上，它们在德文中的词源也是相同的。后来法国现象学家保罗·利科使用的“volonté”一词，含义也是在“意愿”和“意志”之间。他受普凡德尔“意欲现象学”的影响较深。此外，普凡德尔与利科之所以不会与通常理解的“意志主义”范畴联系在一起，也是因为他们对意欲的现象学-心理学描述分析研究与在意志主义标题下弘扬意志的世界观哲学主张分别处在两个不同哲学讨论层面上。
二、关于胡塞尔与普凡德尔以及哥廷根-慕尼黑学派之间关系的研究
胡塞尔与普凡德尔思想关系代表了胡塞尔在哥廷根时期与早期现象学运动慕尼黑学派和哥廷根学派的最主要思想关联。在现象学运动之喉舌《哲学现象学研究年刊》上，普凡德尔不仅是副主编之一，而且在其中發表自己的两部主要论著《论志向心理学》I-II部分以及《逻辑学》。8
关于胡塞尔与普凡德尔的思想关联和相互影响，舒曼已经在其论著《现象学的论辩I：胡塞尔论普凡德尔》1中做出了思想史方面的详细论证和阐释。事实上，胡塞尔与整个哥廷根学派-慕尼黑学派的思想史联系，无论在历史文献的保存和整理方面，还是在思想脉络的梳理和阐释方面，都是在现象学运动史研究中最为详尽的一个部分。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现象学运动史的最重要撰写者施皮格伯格是普凡德尔的学生，因此在他的现象学史撰写中，他最为熟悉和关注的是慕尼黑学派，尤其是普凡德尔。其次，在他之后最重要的现象学哲学史家卡尔·舒曼也曾在慕尼黑大学学习过；《现象学的论辩I：胡塞尔论普凡德尔》就是他后来在鲁汶撰写的博士论文2。施皮格伯格在其为该书撰写的书评中将它称作在胡塞尔与普凡德尔关系上投射的“一束新的光照”，称自己“对他的成就的评价几近过高，对他的研究结果的兴趣几近过偏”3。
三、胡塞尔与普凡德尔思想联系的早期阶段（1904-1913年）
胡塞尔与普凡德尔的直接私人联系是于1904年通过约翰内斯·道伯特（Johannes Daubert， 1877-1947）的中介而建立起来的。在胡塞尔于1901年被聘至哥廷根大学任教之后，道伯特于1902年的圣灵降临节专程从布伦瑞克骑脚踏车到哥廷根拜访胡塞尔。此后他又于1904年邀请胡塞尔到慕尼黑的“心理学学会”讲演，在那里胡塞尔也与道伯特的老师Th. 利普斯以及包括普凡德尔在内的道伯特的其他师兄弟们见了面。在随后发给胡塞尔的信函中，普凡德尔写道：“在这里的心理学学会的那个有趣晚会上，我发现您的阐述与我自己的看法之间有着如此令人惊讶的巨大一致性，以至于我相信可以允许自己给您寄去我的《心理学引论》。”（书信II，131）
相关热词搜索： 现象学 意欲 开端 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