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术界关于张鲁政权研究的再认识

2022-07-17 18:20:03| 浏览次数：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关于张鲁政权的探索从未停止过，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学者们的研究涉及张鲁政权的方方面面，包括张鲁政权的性质、地位、作用、管辖区域、张鲁政权与中国道教的关系，等等。但是也存在着许多分歧，而且某些领域的研究成果稀缺的局面亟待改善。

关键词：张鲁政权；学界；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B9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3-0100-02

一、学界关于张鲁政权研究文献的综合分析

在中国知网以“张鲁五斗米道政权”为主题进行模糊搜索，时间截至2015年4月底，共搜集各种文献约58篇，逐篇对其题目和内容进行筛选，符合主题需要者不足二十篇。为了对相关研究有更加全面的掌握，随扩大了搜索范围，又以“张鲁政权”采用同样方式共检索到96篇研究成果，其中17篇符合主题需要，有个别成果前后两次重合。即便如此，这样的结果并不足以反映学界对于张鲁五斗米道政权研究的全貌，张鲁作为道教创始人张道陵的嫡孙，其个人活动轨迹及政权的建立始终与早期道教无法分开。再次通过搜集分析有关研究道教的文献资料，从中发现了数十处关于张鲁政权的片段记载。综合起来，学界关于张鲁五斗米道政权的研究资料近乎六十篇，这样的结果对于曾经在西南偏远地区汉中盆地建政的小地方政权而言意义非凡，它凸显了张鲁政权的影响力及其历史价值。

二、学界对于张鲁政权性质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学界对于张鲁政权性质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农民政权或者农民财产共有的政权模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及其以前比较普遍，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此加以论证。学者杨柄认为，利用宗教鼓动和组织农民起义是东汉末年农民战争的一大特点，天师道也不例外，受黄巾大起义影响和下层道教群众的要求，张鲁遂领导天师道在汉中发动了两次起义，从而建立起了割据一方的农民政权。这种政权性质体现在“打倒了农民视为豺虎的封建官吏”“废除了残害农民的封建法制”，初步实践了“财务共有、周穷救急的主张。”[1]学者梁赞英认为，张鲁政权是以散落的农民为阶级基础，并为农民阶级服务的，这是判断政权性质的根本标志[2]。持农民政权观点的还有钟肇鹏、宁可、侯外庐等学者，不一一累述。

二是封建割据政权。有学者认为，张鲁进入汉中并不是什么农民起义，而只是刘焉割据势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随着张鲁实力强大摆脱了刘焉父子的控制，成为割据汉中的封建政权。教徒入道和五斗米道治病必须缴纳五斗米，恰恰是张鲁地主阶级政权对人民的贪婪剥削本质的表现[3]。刘焉死后，张鲁遂又和东汉中央取得联系，并被册封为镇民（南）中郎将、汉宁太守等职，这样“在形式上又成了东汉王朝的地方官，汉中政权形式上又成了东汉王朝的地方政权。”[4]赵克尧、许道勋也认为前期奉命控制汉中属于刘焉封建集团势力的一部分，后期和刘焉之子刘璋决裂自立门户，而汉中央“力不能征，遂就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5]。张鲁政权是前期封建割据活动的继续和发展，流民不能作为其阶级基础[6]。

三是认为张鲁政权因历史阶段发展具有不同的性质。鼎盛时期的张鲁政权由于杀汉吏宣告与东汉朝廷决裂，打击地方豪强大族，提出了与东汉朝廷相对立的政策措施，因而得到了贫苦人民的支持，具有劳动者专政的性质，是典型的农民政权；动摇时期的张鲁政权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需要，增设封建官职，吸收封建体制内的人士参与决策，与地方封建豪强势力相互勾结，逐步向封建割据政权转化，这一时期的政权性质是劳动者专政兼具封建割据特点；倒退时期的张鲁政权面对曹操的强势兵力，“为了保存自己，扩充实力，不惜损害劳动者专政的利益，招降纳叛，把这个政权变为关中各股反曹操势力的一面旗帜……实质上已完全倒退为封建割据的政权”[7]。

三、学界关于张鲁政权管辖区域的探索

明确张鲁政权的管辖区域是深入了解这一政权历史和现实的需要，然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极其稀缺。经过多方检索，只有周克林博士的《张鲁汉中政权辖地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究。他认为陈寿《三国志》所言雄踞巴汉太过于笼统，如果据此推断，张鲁所辖大致包括今天重庆全部、四川东部及东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和贵州北部，而这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并不能客观展现张鲁政权的实际管辖区域。经过仔细考证，他认为，张鲁政权的实际管辖范围仅相当于今天陕西安康和汉中两市，以及四川东北部边缘地带和湖北西北的部分地方[8]。

四、学界关于张鲁政权地位和作用的不同看法

一种认识是张鲁政权对此后的农民起义影响非凡。张鲁政权的基本力量来源于各地流亡至汉中的农民，无论知识水平还是文化观念都很落后，但是作为五斗米道的教徒在张鲁领导之下居然雄踞汉中三十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方面，张鲁政权的成功经验可以为后续的农民革命提供理论支持，其负面消极之处可以引以为戒；另一方面张鲁政权的长期存在充分证明了农民武装起义只要善于利用周围环境是可以在封建时代建立政权并存续下去的[1]。

第二种观点认为张鲁政权对促进当时汉中区域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东汉末年诸侯纷起、战乱不断，加之自然灾害频繁、官场贪腐之风盛行。社会秩序动荡使得百姓无法从事农业生产以至民不聊生的情景遍及全国。张鲁割据汉中三十年创造了一个相对安稳的社会环境，依靠五斗米道教化百姓，实行积极的救死扶伤政策，为百姓的休养生息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学者张仁镜认为，正是张鲁采取的简政省刑、救穷周急的措施解决了流民的生存困境，使他们可以安心从事农业生产，有利于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7]。

第三种看法认为张鲁政权对三国局面形成具有关键影响。汉中自古是连接南北的咽喉要道，张鲁汉中政权的建立客观上割裂了南北交往，使得以四川盆地为核心的西南地区、以关中盆地为核心的西北地区交往受阻，在西部地区形成三个相对封闭的割据政权。学者梁中效认为，由于“关陇与巴蜀是秦汉帝国以西制东、建国安邦、繁荣昌盛的基地，谁能据有秦蜀，就能一统河山。”[9]张鲁汉中政权居于当中，自然成为各方力量争夺的关键。“正是由于张鲁政权的存在及其对张鲁政权控制地域的争夺，不仅导致了西部的政局变动，曹、刘双方的交兵，而且促进了三国鼎立格局的最终形成，完成了天下大乱到天下三分的历史进程。”[9]

第四种看法认为张鲁政教合一政权对汉中区域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张鲁割据汉中数十年，在促进汉中地区社会发展的同时，其宗教文化也在不断普及并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张鲁五斗米道的乐善好施接济来自五湖四海的流民，使不同文明共生共鸣，最终“形成了具有包容性的多元文化圈”[10]。张鲁五斗米道“提倡诚信、共济、重生、归朴、清静等宗教教义”[11]，塑造了汉中淳朴的民风、与世无争的处世原则、热爱生命的积极态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这些对今天的实际都具有现实意义。也使得汉中留有大量的早期道教文化遗址，为汉中区域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文化基础。

五、学术界关于张鲁政权对道教影响的认识

学术界关于张鲁政权对道教的影响主要集中张鲁雄踞汉中的鼎盛时期及张鲁政权晚期的降曹前后。雄踞汉中的三十年间，张鲁不仅很好地壮大了教团组织，而且完成了对五斗米道的改造，明确老子为教中最高神仙、强化内部组织管理、完善宗教典籍、规范道教戒律。使得五斗米道在张鲁的领导之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李凤兰认为，这一时期的五斗米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具有完整宗教特征的民间宗教组织。”[12]随着曹操大军压境，张鲁率众于公元215年投降，这标志着张鲁地方割据政权的瓦解。张鲁政教合一政权的解体对于五斗米道而言，却迎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出于对五斗米道强大社会动员力的恐惧[13]，曹操采取怀柔政策，除了给张鲁及其重要首领加官晋爵外，还将数万教民迁出汉中至北方广大地区，包括今天的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关中一带。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正是张鲁北迁，五斗米道才得以在全国各地迅速传播开来[14]。但降曹之后的五斗米教开始出现分化倾向，“上层首领受曹魏的收买，更进一步脱离下层道民，蜕变为利用宗教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帮凶”[15]。

总之，学界对于张鲁政权的研究颇为丰富，客观上弥补中国传统宗教文化、政治文化和地理文化的某些不足。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对张鲁本人及其领导的汉中政权的认识也将会更加公允，将会有力的促进张鲁古城的发掘和汉中区域文化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柄.汉中农民政权与张鲁其人——与张炳耀等同志商榷[J].江汉学报，1962（9）：32-36.

[2]梁赞英.也谈张鲁政权的性质[J].浙江学刊，1983（1）：74-77.

[3]张炳耀.试论张鲁及其政权性质[J].江汉论坛，1961（1）：21-30.

[4]黄惠贤.试论张鲁政权的性质[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1964（3）：88-94.

[5]赵克尧，许道勋.关于张鲁政权性质的再探索[J].杭州大学学报，1980（3）：12-17.

[6]赵克尧，许道勋.再论张鲁政权的封建割据性质[J].浙江学刊，1983（3）：31-35.

[7]张仁镜.试谈张鲁政权[J].汉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1）：69-94.

[8]周克林.张鲁汉中政权辖地辨[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129-133.

[9]梁中效.汉末西部政局与张鲁政权[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2）：49-52.

[10]贺小娜.浅析五斗米道在汉中地区兴盛的原因[J].兰台世界，2012（10）：2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