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伦理与经济增长

摘 要：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约正式制度。从宗教的角度探讨非正式制度中的伦理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物质基础（经济）决定上层建筑（包括宗教），但反过来上层建筑也制约着物质基础的建造。宗教伦理对经济增长既有制约的作用，也有促进的作用。

关键词：宗教伦理；经济增长；马克斯·韦伯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4-0057-03

一、非正式制度制约正式制度

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有意识制定的，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各种合同制度等。非正式制度是那些对人们的行为的不成文的限制，是与法律等正式制度相对的概念,是人们对其他人行为方式的稳定预期,这种预期不是基于正式制度,而是来源于社会共同知识,文化传统是非正式制度的主要来源[1]。非正式制度包括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习俗，其中意识形态是非正式制度的核心。

非正式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潜规则，是人类活动或区域活动中逐渐累积形成的集体理念。这种集体理念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在长期生活或文化习惯中经过互动的默认或可塑后形成的一种民俗，其中，模仿和顺从是最重要的机制。由于模仿可以节约认知成本，因而，一旦一些具有经验式的理性活动被认同，模仿便扩散开来，同时，人们将模仿作为一种策略，转化成惯例。策略的中心便是顺从，因为顺从意味着采取与其他人一样的行为方式，避免其心理紧张，并取得“认知的一致性”。在很多地方，社会动机强化了这种顺从，因为与其他人一样行事可以避免歧视，从而得到社会认同的性格特征。

非正式制度对人们行为的作用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的：外在约束和内在约束。外在约束是指社会群体对个人的约束，其作用机理是若个人不遵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套规范，群体便会在相应的方面产生对其人行为的坏的预期，并形成对该人的抵制甚至是孤立。“人无信不立”是对这种情况的一种解读。内在约束是个人基于自身修养而形成的对自我行为的约束，自省、自慊、慎其独，修身之法无不可归一为内在约束。

正式制度是建立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的。正式制度若与非正式制度相悖，则这项正式制度不稳固，其执行的效果将因受到后者的抵制而大打折扣，比如俄罗斯建国初期（1990）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困难重重,便部分地可以归结于俄罗斯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不相适应的文化和传统。也就是说,虽然俄罗斯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大部分正式制度,但俄罗斯并没有实现“制度均衡”[2]。可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非正式制度制约着正式制度。

二、宗教伦理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

宗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其对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而实现的。宗教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宗教的价值观、伦理观都长期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本文主要探讨宗教伦理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而提起宗教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似乎都是消极的一面——“宗教是精神的鸦片”。

其实，宗教诚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类文明的进步，阻碍了经济的增长，然而，宗教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的的确确对人类文明的进步、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宗教是人的宗教，其存在是有限，而如同任何有限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一样，宗教也不例外。我们对于宗教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看法也应该采取辩证的科学态度。

宗教伦理通过影响人的行为方式来影响经济增长。若是宗教伦理支持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或是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符合宗教伦理，那么此种经济行为将与宗教伦理在一定期间内和谐共存。

当个人的经济行为有悖于宗教伦理时，这种行为是很难长期稳定的存在的；而当一种宗教伦理对经济的发展产生阻力时，这种伦理也有被摒弃的倾向。究竟是两者（宗教伦理和经济发展）谁改变谁，答案是都会做出改变。人们的经济行为势必受到宗教伦理的制约，这为人们在有序高效中从事经济活动提供可能；而宗教伦理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作用是促成那一时期人们的利益最大化。因此，某一宗教伦理是与一定的社会状态相应的。当社会状态在发展中变化时，曾经的宗教伦理一部分就会不适应这种变化，而这一部分便有被摒弃的可能。

可见，人们的经济行为和宗教伦理是在对立统一中不断的发展自身的。本文就是试图在这样的动态中考察经济增长与宗教伦理的相互影响。

（一）经济对宗教伦理的作用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并不单纯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一种纯精神的东西,它是以具有宗教信仰的一个庞大的群体作为其外在表现的,这个庞大的群体就是由宗教教职人员和广大信教群众共同组成的。宗教教职人员是指在宗教组織内专门从事教务工作并有宗教职称的人,他们负责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主持宗教礼仪或担任宗教组织的各种职务,可见宗教实体的发展离不开物质财富的保证。各宗教往往都有自己传播与活动的物化载体寺院、道观、教堂和庙宇,它们作为各宗教传播与活动的物质基础,是宗教领域、经济领域的一种特殊现象,其经济活动统称为寺庙经济。宗教经济的经营活动是宗教实体增强实力的重要手段。如在西藏的历史上,寺院的发展,标志着西藏政治和宗教文化的延伸,寺院经济的雄厚实力,使西藏佛教形成宗派有了经济基础。可见宗教经济的经营活动是宗教实体增强实力的重要手段。

经济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是宗教产生的前提。宗教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一定经济基础上的产物,它也必然会对其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所以，宗教伦理也一定是受到经济基础制约的。

（二）宗教伦理对经济的作用

宗教伦理通过对人的作用而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因此，要考察宗教伦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际上是考察其对经济行为人的影响。

集体的宗教价值影响信徒个人；这些宗教态度最终将改变信徒对工作和赚钱的态度；当许多个体行动者都发生这样的改变时，结果便是一种对待经济事务的集体态度[3]18-21。可见，宗教伦理对经济行为人的影响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从微观到微观→从微观到宏观的历程。

宗教伦理对经济会产生消极的作用，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宗教伦理，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存在一些打击人追求财富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消极因素。

儒教伦理对中国人的商业观产生的毒害是很具有持续性的。《大学》最后一段的最后几句话是这样说的：“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故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在西方世界中，基督教是人们共同的信仰，基督教伦理是西方人遵守的行为规范。在《诗篇》中有这样一句话：“那些急切追求俗世财富的人，藐视他们的灵魂，并非因为灵魂被忽视且肉体居于先，而是因为灵魂被用在这些追求上。”[4]136在此基础上，基督教的旧教的一些教派，其伦理观的某些成分也是不利于人们对财富追求的合理性的。这些教派认为“财富的诱惑永无止境，财富的追求比起神之国度的无上重要，不仅毫无意义而且道德可疑。”[4]137而其中较为极端的伊比奥尼派，其教徒称呼自己是“贫者”，发誓守贫，认为这是抵达“上帝之国”的不二法门；因此他们抛弃所有财产，过着一种宗教共产主义的团体生活。

可见，宗教伦理中的一些成分否定了人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性，这严重打消了人们追求财富的热情。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趋利性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动力：经济活动的产生在于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的欲望的无限性的矛盾。否定了趋利性的合理性，就是断送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幸好，人们对教义的理解是在发展中进行的：在《圣经》之后出现了很多神学家（比如托马斯·阿奎那、马丁·路德等），他们前赴后继的对《圣经》进行了属于他们时代的现实的解读。而人们理解《圣经》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些神学家的“解经”来实现的。对经文的积极解读，迎合了人们对经济增长的需求，这样就可能使教义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除了上面的消极作用，宗教伦理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作用。谈到宗教伦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自然会想到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促进作用。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只产生于欧洲，是因为在世界各大宗教中，只有新教给人们提供了节制消费、积极追求财富的道德观念[5]89。而笔者认为，积极追求财富的道德观念尤为重要。因为，即便是在儒教的伦理体系中，也存在着类似于节制消费的勤俭节约的概念。“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而从上述一席话中不难发现除了节制消费外，儒教伦理还倡导加大生产力度。然而可惜的是，儒教中的一些教义却引起了一些歧义。“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笔者认为，其实《大学》中的这句话说的是：财富是手段，是“发身”的工具，即以雄厚的经济基础为依托来进行自身的道德情操、艺术等上层建筑的建设。人是应该不断被超越的，不应只是停留在“饮食男女”的生理欲望上，从这层意思上来讲，这句话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后人只是强调并误解了“不仁者以身发财”这句话，片面的否定了追求财富的道德合理性，这可能是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对商人轻视的原因之一。所以，积极追求财富的道德观念尤为重要。而基督教新教对这一点便给出了积极的肯定。

如上文所述，在基督教的发展历程中，一代又一代的解经人为教义的完善和与现实的匹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基督教的一个基本前提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上帝，已经确定的教义可以大幅度地修改[5]89。对于基督教而言，虽然基督教最重要的另一个前提是：一个万能的上帝的存在。这多少有些个人崇拜的味道。但是，毕竟上帝不属于此世，人们对上帝的绝对信仰是观念的信仰，因此这种“个人崇拜”并不能使基督教教义停滞不前。相反，以上看上去似乎矛盾的两个前提却在打破教会的专制上相得益彰，因为只有一个万能的上帝，所以教会便失去其权威性，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教皇比平民更接近于上帝。而出于这个原因，以加尔文、路德为代表的新教领袖的出现也具备其必然性。

当新教出现后，其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展现出一种和谐的匹配。虽然早在基督教产生之初，便倡导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新教将这种倡导大大的推进了。新教反对宗教财——如赎罪金之类。新教徒认为教会并不代表上帝，而对上帝的认知要通过对经文的理解和切身体验来达到。这无疑加强了人们的平等观念。而平等产生自由，而自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一个前提。虽然说最早的资本主义产生于新教出现之前，但新教的伦理的的确确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三、结论

宗教伦理与经济的增长有着一定的关系。它们的关系可以用“河床比喻”来形容：河床决定着河水的流向，而同时河床也在河水日积月累的冲刷下不断改变自身的状态。宗教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亦复如是。经济基础决定宗教伦理，而宗教伦理反过来刺激或阻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宗教伦理发展的前提，而宗教伦理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或桎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上，两者的相互作用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对有限资源的无限欲望，那么改变这种发展方向的转动力便是宗教伦理。这如同火车的前进，经济增长是动力，而宗教伦理就如同铁轨改变着列车的方向一般改变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在科学技术早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今天，如何正确的看待宗教伦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使两者相得益彰是我们关注的主题。笔者认为，因为幸福是最高的善，因此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宗教伦理，二者都不是终极善而是为人类谋取幸福的手段。轻此重彼必然会使我们陷入错把手段当目的而迷失方向的危险境地。

参考文献：

[1]王文贵.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一个总括性分析[J].江汉论坛,2006(6).

[2]王跃生.文化传统与经济制度变迁——非正式约束理论与俄罗斯实例检验[J].北京大学学报,1997(2).

[3]理查德·斯威德伯格.马克斯·韦伯与经济社会学思想[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4]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罗德尼·斯达克.理性的胜利——基督教与西方文明[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相关热词搜索： 经济增长 伦理 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