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对于魏晋神仙道教文化的诗性阐释及其贡献

摘要：竹林七贤对于魏晋神仙道教文化内涵诸如神仙概念、神仙本质、神仙逻辑、致仙之法、神仙与现实欲望之关系所进行的诗性阐释，直接孕育和开启了葛洪一代神仙理论的诸多思想内涵和观念体系，折射了“天下多故”背景下知识分子矛盾痛苦的时代心理，是对于人类生存欲望既符合现实要求又追求理想境界的合理反映，一方面体现了诗性艺术对于生命价值的张扬与企盼，另一方面揭示了神仙道教的全部内核都必须以反映生命关怀为根本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竹林七贤；道教文化；神仙理论；诗性阐释

中图分类号：K23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7—0125—08

对于以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的研究，如果从刘勰著《文心雕龙》论定“嵇志清峻，阮旨遥深”算起，迄今已1500余年。然而对于这个文学团体（又或称为玄学团体，准政治团体）的研究，在丰富的研究成果中，从文学研究的视野来看，学界却没有关于他们对于魏晋神仙道教文化所做贡献的论评，而实际的情况是，作为一个文学群体活动，竹林七贤以文人的身份对于魏晋神仙道教进行了诗性艺术的深层阐释，其结果是直接启发了对于中国道教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葛洪神仙道教理论的诸多内涵。反过来的一方面亦复如此，即从宗教研究的视野来看，学界也没有从宗教发展史的高度把竹林七贤列入其中，①而实际的情况则是七贤对于魏晋神仙信仰的宗教狂热，几乎使葛洪甚至整个中古道教文化的品质被彻底刷新，尽管有学者注意到了嵇康的养生理论的独特意义②，但是，关合文学与宗教的两个侧面对七贤进行双重认识，是千多年来七贤研究亟待填补的空白。

魏晋神仙道教理论的形成，其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是葛洪于317年完成的《抱朴子内篇》。这是一部集中体现葛洪神仙道教理论体系的经典，也是中国道教之发展期的代表性理论著作，③其意义在于标志着中国道教从民间向官方发展的过程中道教理论之神仙信仰的体系化、士族化。道教由汉末的民间倾向或民间色彩向魏晋神仙倾向发展过程中，竹林七贤对于神仙道教给予了诗性的阐释，由此形成的他们的生命期限，正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换句话说，从曹操对太平道的镇压、对五斗米道的分化瓦解，标志着民间道教的低落，到葛洪完成理论著作《抱朴子内篇》，标志着神仙道教或官方士族道教的形成，其间约略一百年左右，。而其中，从嵇康著《养生论》（246年）和阮籍著《大人先生传》（257年）或更早些时候著《达庄论》，④到葛洪始作《抱朴子内篇》（306年），其间约略60年，这60年正是上述道教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时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对于魏晋神仙道教文化的贡献，正在于他们出色地走完了这个过渡时期，即以其对于神仙道教文化所作的诗性阐释催生了葛洪的神仙道教理论；另一方面，几乎是在七贤全部离开人世后，葛洪才生长成熟为神仙道教理论家，从时间的延续性来看，更能体现他们之间的继承关系。

一

“神仙”的概念，在先秦、秦汉和汉末的方仙道、方术道的表述中，被界定为肉体上长生不死的人。汉末道教的产生，无论是太平道，抑或五斗米道，仍然是追求肉体上的延年益寿。发展到葛洪的神仙道教理论，则赋予“神仙”新的概念内涵，把“神仙”界定为能体悟、得到“玄道”的人，是深察和获得玄道之本、万物之性的长生不死者。他说：得玄道者，“高不可登，深不可测。乘流光，策飞景，凌六虚，贯涵溶。出乎无上，入乎无下。经乎汗漫之门，游乎窈眇之野。逍遥恍惚之中，徜徉仿佛之表，咽九华于云端，咀六气于丹霞，徘徊茫昧，翺翔希微，履略蜿虹，践跚旋玑”⑤。所谓“得玄道”，就是深谙宇宙万物之本，能够驾驭万有，体察虚无，把握世界之本体本原，这样的人超越上下，凌驾八荒，极得逍遥自由之乐。

在葛洪的神仙涵义中，神仙又是淡薄名利，恪守真一之道，无为恬淡，默静无欲的超脱自由者，他说：“仙人殊趣异路，以富贵为不幸，以荣华为秽污，以厚玩为尘壤，以声誉为朝露，蹈炎飚而不灼，蹑玄波而轻步，鼓翮清尘，风驷云轩，仰凌紫极，俯棲昆仑。”⑥既不以富贵荣华为念，则恬淡静默，返璞归真，守一抱气乃为仙之首务，所以他又说：“山林养性之家，遗俗得意之徒”，“涤除玄览，守雌抱一，专气致柔，镇以恬”，“削斥浅务，御以愉慔，为乎无为，以全天理”。⑦上述诸论，葛洪是从人的精神层面来界定神仙的内涵的，亦即神仙是一种精神上自由超脱，与宇宙天地永恒的实际存在。然精神上为神仙，与现实人类渴望的肉体上长生不老却相距甚远，故而他又从人类生命躯壳的追求长久上对神仙做了界定，他说：“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⑧很显然，神仙就是肉体上无病无疾延年益寿的人。

综而观之，葛洪神仙道教理论中的核心内容即关于神仙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可由中得知，神仙乃精神上自由，肉体上永恒的超凡之人。这种综合灵魂与肉体含义的神仙观念或神仙理论，直接脱胎于葛洪之前不远的阮籍的神仙信仰。

如前所述，阮籍所著《达庄论》《大人先生传》早于葛洪的《抱朴子内篇》整整60年或更久，而《咏怀诗》82首的大部分之写作也约略早于《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⑨在这些作品里，阮籍已全面地对神或神仙作了诗性化的、艺术化的概念规范，我们把他的阐释与葛洪的神仙理论对照起来看，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或逻辑理路是很明显的。

神或神仙是什么，阮籍认为，首先他是一种精神境界，是一种自足自满不汲汲于外物的精神状态，是一种绝对的精神自由，他说：“神者，自然之根也”，“必超世而绝群，遗世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自舒，飘摇于四运，翻翺翔乎八隅，欲纵世而仿佛，浣瀁而靡拘。廓无外以为宅，周宇宙以为庐，强八维而处安，据制物以永居。”“夫世之名利，胡足以累之哉？”⑩神是万物之根本，如果能够透悟宇宙万物之本，则人的精神处于绝对自由之境，就能外名利，超天地，越宇宙，人的主观意志就能驾驭万有，总御宇宙，故阮籍又说：“神者天地之所以御。”B11反过来，人如果做到不汲汲于富贵名利，就不会扰乱人的精神自由，故他说：“夫无贵而贱者不怨，无富则贫者不争。”“奇声不作，则耳不易听；淫色不显，则目不改视。耳目不相易改，则无以乱其神矣。”B12阮籍把上述掌握了“神”的宗旨大义而能精神自由的“人”称为“至人”、“真人”、“大人先生”，实际上就是葛洪后来指称的神仙——“得玄道者”。不同的是，阮籍对于“神仙”的阐释是以诗性和艺术的融通来表现其对于神仙所蕴含的信仰意义的，下面所引我们无论从文体表述形式、语言韵律、文学意境，抑或是诗学见识诸方面，都能代表魏晋之际诗体发展在骈偶、五言“趣味”等艺术上的表现倾向，质言之，只有从诗性的角度才能理解和接受神仙的“存在”，因为这是诗人和艺术家们在饱受了“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血雨腥风的痛苦之后所构建的幻想的生命之境：“至人者，恬于生而静于死。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生究其寿，死循其宜，心气平治，不消不亏，以是广成子处崆峒之山，以入无穷之门；轩辕登昆仑之阜，而遣玄珠之根。此则潜身者易为活，而离本者难与永存也。”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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