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启超对史学的热情终身不辍，晚年更是对中国的各种文化史情有独钟。他对中国三代礼学的研究以宗教为切入点，聚焦三代的宗教礼学，带有明显的梁启超史学的后期特征。梁启超对三代礼学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志三代宗教礼学》中。以此文为中心，他勾勒了三代宗教礼学从一神教向多神教的递嬗轨迹，在此基础上，以天教、祖先教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建构了中国古教的主体内容和逻辑，进而揭示三代礼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深刻影响。凭借对三代礼学的研究，梁启超展示了中国古代宗教的具体内容，同时彰显了中国古教有别于其他各国古教的独特内涵和民族特质。
关键词：梁启超 三代礼学 递嬗轨迹 天教 祖先教
作者魏义霞，黑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如果说喜好史学决定了梁启超对宗教的研究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而非侧重宗教概论或宗教理论的话，那么文化的民族立场则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他聚焦中国宗教，尤其是热衷于从发端处考察、分析中国宗教的国民心理和独特意蕴。梁启超通过对三代礼学的具体研究，凸显礼、天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性，进而揭示中国宗教的特质和内涵。
一、从“以教为学”到“以学为教” [见英文版第4页，下同]
宗教（religion）一詞对于近代的中国人来说是舶来品，刚刚输入中国时歧义丛生。就戊戌启蒙四大家来说，分歧集中在对教与学关系的界定上：康有为教学相混，谭嗣同断言“教能包政、学”，严复坚称教学殊途。梁启超既没有像康有为那样模糊教与学的界限，也没有像严复那样在教与学之间划定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一面肯定教与学有别，一面力图打通二者之间的壁垒。沿着这个思路，梁启超分别用“以教为学”与“以学为教”来概括三代之前与三代以后的“精神思想界”，并由此展开了对中国三代礼学的研究。
（一）以象言天之天教 [4]
梁启超对中国的学术史予以梳理，认为中国学术以三代为分水岭，前后之间既一脉相承，又变化巨大。对此，他的总体看法是：“三代之前，以教为学，春秋战国以后，以学为教，此我国精神思想界一大变迁也。”剖析梁启超的这段话，可以得出三点认识：第一，从时间上看，三代被视为中国“精神思想界”的分水岭，强调中国思想界的状况在三代之前与春秋战国之后不可同日而语。一言以蔽之，三代之前“以教为学”，春秋战国以后则“以学为教”。第二，从概念上看，梁启超主张教学对举。这表明，教与学在他看来是两个概念，其中，“教”指宗教，“学”指学术。第三，从内容上看，梁启超认为，由“以教为学”到“以学为教”展示了中国宗教变迁的过程，这反映了宗教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逐渐弱化。这不仅是梁启超对中国思想史的整体勾勒，而且凝聚了他对中国宗教史格局的基本界定。
基于对“三代之前，以教为学”的认定，梁启超对三代宗教倍加关注。他专门对三代的宗教礼学进行探究，《志三代宗教礼学》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梁启超在文中断言：
我国宗教盖最高一神教，而辅以祖先教。《记》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惟万物本乎天，故有郊社之礼。郊，祭天也。惟人本乎祖，故有褅尝之义。褅者，祭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天帝之名，可通可别也”）后世哲学思想之言天也以理，古代宗教思想之言天也以象，言理故虽精深而去人远，言象故虽简质而去人近。
梁启超对中国宗教状况的探究追溯到三代之前，通过分析中国原生态的宗教信仰来解读中国人的宗教理念，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宗教属于一神教，而中国宗教所信奉的这个神，质言之就是天。因此，中国的一神教也就是以天为教，故称天教。梁启超解释说，中国的一神教以天为最高神，辅以祖先神。天是中国人信仰的最高神，这个最高神又称为帝或上帝。天与帝异名而同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故而“可通可别”：天表示抽象观念，帝便是具象观念。以帝称天是为了凸显天的具象性，也使天、天帝具有了人格神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以帝称天，类似西方宗教崇拜的上帝。在这个前提下，梁启超特意强调，作为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天属于抽象观念，为了凸显天的人格之谓才以象言天。正是以象言天划定了三代之天与后世哲学之天的学术分野，因为后者以理言天。以理言天与以象言天的后果大不相同：以象言天简质，而以理言天精微;以象言天去人近，而以理言天去人远。
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梁启超进而指出，古代之天与人休戚相关，是人信仰、膜拜的对象。他列举《诗》《书》所讲之天并归纳出天的十个共同特征，以此论证和解释古代天教的具体内涵和性质。梁启超断言：
今得刺举《诗》《书》之言天道者而观其会通焉：其一，人之生命，为天所赋，寿夭长短，天实司之……其二，天为人类立一道德之规则，其名曰彝……其三，此道德规则，天有命令，使人率循，其名曰命……其四，天常监察人类，视其曾否实行此规则……其五，人从天所命，则无灾害……其六，天命令赏罚之权使王代行……其七，天之立王也，先求得其人……其八，王者失道，天先谴告警惧之，不改而罚乃加……其九，天意所寄，在于众民……其十，人死则归命于天，其有贤哲，则在帝左右。
他以《诗》《书》为例证明，古代所讲的天具有共通性，并将之归纳为十个方面。借此，梁启超强调，《诗》《书》所讲的天是宗教意义上的天，而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天。这证明了《诗》《书》所反映的三代之前“以教为学”，也证明了三代之前是宗教盛行的时代。在此过程中，他承认三代之前与三代之后都讲天，同时凸显二者之间的区别——三代之前之天为宗教之天，三代以后之天归为哲学之天。对宗教之天与哲学之天的具体内涵以及二者的区别，梁启超如是说：
其（指古代宗教，具体指《诗》《书》言天之宗教——引者注）与后世哲学思想异者，后世孔子老子之教，以理言天，所谓天者，乃包举自然现象之总名，大化运行，微漠无朕，其性质在有意识、无意识之间。古代宗教，则以为天具有意识，一如吾人，特其威力甚强，超出吾人之上而为吾人主宰。耶苏教言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为造化主，而威力不可抗，其与《诗》《书》垂教之义，乃绝相类也。其极当注意者尤有一义，则《诗》《书》只言天，不言天地，（惟《伪古文尚书·汤诰篇》有惟天地万物父母一语，与古代宗教义不相应，即此可证其为晚出伪作）言天地始于孔子之演易，以天地分表阴阳，此哲学家言，非宗教家言矣古代此种宗教思想，其圆满微妙，诚不逮后之哲学。而直捷鞭辟，普遍深入于人心，则为力过之，能使人人对于具象之上帝，生寅畏虔恭之念，故其《诗》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又曰“各敬尔仪，天命不又”。群治所以维系于不敝，实恃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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