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宽广的世界眼光”。忧患意识是中国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价值理念和人文精神，是一种基于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充满生存智慧的进取精神和探寻意识。忧患意识在党的建设中体现为忧党意识。忧党意识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价值理念，又是党执政兴国的行政态度和行为方式。忧党意识的强弱同执政绩效的大小、执政地位的巩固与否紧密联系。
建党八十多年来，“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处的历史方位的不同，忧党意识的具体体现也有所不同。党的三代领导人，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党建重大问题，着眼于世界，更着眼于党内，清醒认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科学实践，这种忧党意识充分体现了他们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忧国忧民的情怀。
一、毛泽东的忧党意识
面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毛泽东首先思考的是如何建设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在民主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他还引证历史事实教育全党，不可学李自成，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全体党员的必读书。另一方面，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毛泽东要求全党，要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不要沉迷于原来的经验和教条，要学习新东西。
在革命转变之际，党内一些同志对于大城市、东北和作战方式转变等重大战略问题缺乏预见，这对于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极其不利的。对此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毛泽东特别关注党的作风建设，在七大毛泽东告诫全党：“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如果同农民关系搞不好，那就会灭亡。”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预见：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可能生长。他告诫全党必须认清这样一个道理：夺取全国政权，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1956年，党的八大要求全党同志，在党的执政地位发生变化和可能带来问题的情况下，必须谦虚谨慎，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防止脱离群众，经得起执政党的考验。
在解放初期，毛泽东坚决清除党内腐败现象，决不允许党员干部居功自傲、滋生腐败。但总体来说，毛泽东忧党内腐败并不是主要的，他主要是忧党的性质发生变化，忧共产党变修，忧国家变色，进而担心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这些预见在上世纪80年代末被历史证实了，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过去。但是，毛泽东当时认为我们党内出现了修正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这是毛泽东忧党意识的局限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怀着深深的忧患意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二、邓小平的忧党意识
与毛泽东所处的时代相比，邓小平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邓小平的忧党意识与毛泽东的忧党意识相比，有着新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忧党的威信、党内思想僵化、党的作风不正等问题。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在领导全党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同时，继续探索中国自己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使我们党在人民中的威信大打折扣，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特殊化等倾向在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有所滋生，从而损害了党的战斗力。“邓小平指出：“恢复我们党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提高党的威信，那么就会动摇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十年文革，极左思想盛行，人们的思想被禁锢，本本主义思想非常严重。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打破思想僵化，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针对党内思想僵化的现状，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大声疾呼：“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很担心在党内出现保守僵化、固步自封、不思创新的精神状态。他忧思想僵化危及国家的前途、人民的生活、党的事业，一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极端重要性。由此，他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看作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正是在这种忧党意识的推动下，邓小平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富裕之路。
针对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环境中，一部分党员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官僚主义，衙门作风，邓小平指出，只有搞好党风建设，才能端正社会风气。在邓小平看来，反腐败问题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它直接涉及到党赖以生存的党群关系，涉及到党领导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途。他多次肯定和引用陈云同志的名言：“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1982年，他在谈到严重的经济犯罪问题时指出：“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1989年6月，邓小平对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同志谆谆告诫：“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他总是对党风和廉政建设充满着忧患意识，总是不断地提醒各级领导。
三、江泽民的忧党意识
江泽民忧党意识形成于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时期，面对的是中国社会的转型，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江泽民的忧党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忧党内腐败现象。江泽民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旗帜必须鲜明，态度必须坚决，工作必须锲而不舍。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没有坚强的政治保证，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忧党脱离群众，失去人心。江泽民指出，执政党必须高度关注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人心向背问题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很多都走了从得到民心兴起到失去民心衰亡的这样一条道路。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等等，尽管各自的原因很复杂，但人心向背的变化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2001年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全党同志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在此基础上，我们党针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针对我们党在新时期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立国之本，是忧患意识的升华、凝聚和结晶。
忧党陷入僵化，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不能与时俱进。进入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党的领导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我们在体制和制度上，在干部队伍的观念和素质上，在工作方法上，有很多还是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甚至是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党必须适应以市场经济为表现形式的现代经济，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政治文明。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会出现更新的形势，党就要探索更新的规律。因此，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新提法，即要通过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驾驭社会发展的能力，以适应长期执政的需要。作为一个领导着十几亿人口的唯一的执政党，只有不断增强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才能保持党的光辉形象，才能保持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四、忧党意识的时代意义
忧患意识是建设好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所必需。一个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党，一定是不具有忧患意识的党；一个不具有忧患意识的党，即使是有过辉煌的过去，但衰落起来的速度同样会令世人吃惊，其前途命运注定要遭人民抛弃，２０世纪下半叶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的纷纷下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提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就是要更加鲜明地强调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一重大课题，更加深入地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更加全面地认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科学内涵和目标要求，更加突出地把党的先进性建设作为党的各方面建设的主线，从而使党的建设的努力方向和检验标准更加鲜明，使我们能够更好、更全面、更有成效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认真学习和研究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忧党意识，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对于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促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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