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村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先锋作家的身份进入文坛，在他的文学实验室里创作出《黑马群》、“者说”系列等作品。但随后北村陷入“叙事的迷津”，一度失语，“信主前那段时光，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我开始真正失语，连聒噪的热情也消失殆尽了。在我的内心深处已经厌倦了后现代主义那种将一切都平面化的写作方式，甚至有一种想回到现代主义梦想里的愿望，可我找不到回去的路。”a北村发生在1992年的受洗归入基督这一精神事件，使他接受了新的精神资源，与之前的先锋创作相比，他的创作有了釜底抽薪式的改变。他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追求不同，而是他吸收的宗教文化资源改变了他的创作。他围绕着爱情主题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并持续不断地对这一主题进行深度思考和书写。北村所接受的宗教文化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对北村的爱情叙事具有决定性影响。北村吸收的宗教文化资源既包括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文化资源，还包括接续犹太信仰传统进行创作的犹太裔作家辛格作品中的犹太教文化资源。下面将从北村的基督信仰及其创作观，罪的深渊和圣爱的降临，辛格“具有神圣性的英雄”的引导这三个方面来追溯北村爱情叙事异质性的成因。
一、北村的基督信仰及其创作观
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代作家受到诸多流行思潮的影响，创作流派纷呈。80年代后期初入文坛的北村同样吸收外国文化资源，解决自己遇到的精神困境。他在那个时候，已经意识到人丧失了终极信念之后的心灵的空虚和痛苦，并在卡夫卡、加缪、尼采、博尔赫斯、海德格尔、荷尔德林、里尔克等人那里寻找出路。北村时而“逃亡”，时而“聒噪”，最后丧失了“聒噪”的热情，真正“失语”，这些都能在北村前期的先锋创作中寻得轨迹，但这都是北村在绝望和迷惘之时痛苦的文学实验。他坦言，“一批批评家对我小说的形式先锋性津津乐道，他们无视我的心灵，这个事实令我心酸”b。北村在1992年之后的一篇文章里对当代文学的批评真实地展示出当代文学对人们心灵的无视以及对各种流行思潮十分热衷的原因，“当今中国文坛却充满了只有感觉而没有感动的作品，连外在遭遇的命运的感动都消失了，而那些能让人在良心深处产生巨大震撼的作品几乎荡然无存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原因很简单：人放弃了神给他定的边界，作家也一样。放弃人格的唯一结果就是产生动物的感受，苍白的文学，里面似乎什么都有，动人的故事，优美的语言，缥缈的文风，唯独没有心灵的质量，这就是它不会让人感动的原因。”c
诗人海子的自杀事件彻底粉碎了北村对文学的全部幻想。他和他的妻子不为任何外面的事物，平静地解除了婚约，至此他持续不到几年的婚姻彻底破裂，他曾经视为具有超越性的爱情理想也幻灭了。这些把北村的心灵和精神逼上绝境。诗人之死、爱情之死、精神荒芜呈现出艺术、爱情和人自身的局限性，但北村还未找到自己具有永恒性的生存根基，直到1992年北村与基督信仰相遇，他找到了自己丧失的终极信念。基督道成肉身的救赎使北村恢复了与“永恒之你”的关系，个体之“我”在现时与“永恒之你”相遇，这是一种“充盈纯全的关系性存在”d。北村在此地找到了诗意栖居所。
北村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信仰基督的作家，受洗归入基督的精神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创作观。北村与基督教文化资源产生精神共振，以致他用异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眼光来思考关于生存、死亡、爱情等主题，将神性维度引入当代文学。罪与苦难、爱与救赎成为北村作品重要的主题。在文学道路的发展和信仰过程的经历中，北村在学着应该如何同时做一个基督徒和作家。
1992年3月10日晚上8时，我蒙神的带领，进入了厦门一个破旧的小阁楼，在那个地方，我见到了一些人，一些活在上界的人。神拣选了我。我在听了不到二十分钟福音后就归入耶稣基督。三年后的今天可以见证说，他是宇宙间惟一真活的神，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这之后我写出了另一批小说《施洗的河》、《张生的婚姻》、《伤逝》、《玛卓的爱情》、《孙权的故事》和《水土不服》等作品。我对这些作品没什么好说，我只是在用一个基督徒的目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而已。e
北村用一个基督徒的眼光打量这个堕落世界，由此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并且这些作品都与他吸收的信仰资源有着紧密的联系。一些评论者认为北村作品的布道意味太浓重，但北村如此解释他的创作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我承认自1992年以来我的小说创作发生了一个连我自己也始料未及的变化，同时我也承认这种变化跟我得着一种信仰具有紧密的关系。其实这是很好理解的，人心里怎样思量，他的行为便怎样，既然我的价值观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以至于连我的生活细节都随之改变，我的小说发生改变又有什么奇怪呢？”f北村在成为基督徒之后已然把创作当成一种无法与他的基督信仰割裂的使命，这是区别于他之前的创作，也是异于其他当代作家的。不管是阅读北村的作品或是创作谈，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出北村的基督信仰与他的创作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并且是他创作转变的最主要的动因。
北村皈依基督信仰之后的创作观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神格的介入。神格象征着一种终极之光，是一种终极信念。其实，北村在1990年《文学自由谈》期刊第2期上曾发表一篇文章《神格的获得与终极价值》，距离1992年的皈依基督信仰这一精神事件还有两年时间。在这篇文章中，北村已经意识到精神和信仰在小说创作中的缺席“预示着整个小说发展的荒原”g。“在目前中国大多数作家的创作中，我们看不到这种一以贯之的终极之光，我们也许能看到一种道德感，一种政治态度，一种民族忧患意识等等，就是难以看到他对存在的特殊敏感、对人类生存原痛苦的敏感和对生命的终极体验。即使在一些新潮作家身上，我们也只看到了经过伪装的对生命与存在的认识，如果究其独在的精神领土，就可能发现那是一片不毛之地。”h当时北村对中国8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的现状进行的批评无疑是深刻而又有长远见识的。80年代中后期，一些小说家在小说创作中已经放弃了终极价值，在小说创作的形式上不断实验和创新，创作的形式本身成为了创作的内容，最后只能陷入精神荒原之中，没有能力继续进行实验以及在创作内容上深刻。北村环视诸多小说流派，“寻根文学”、“新潮小说”和“后新潮小说”，均没有窥见终极信念以及作家对一些终极命题的态度，浪潮汹涌般的文学创作昭示着作家精神世界的无主和混乱。但北村当时虽有如此深刻的洞见，但他并不理解终极信念的具体内涵以及该如何在自己的创作中引入终极之光，并且能够在小说叙述层面避免陷入技术主义的泥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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