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我收到历史小说作家、戏曲史专家和史学家蒋星煜新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题签新作《中国戏曲史钩沉》(上、下册)，感到无比欣喜，也深深地被他的学问和精神所激励。
蒋星煜先生于1920年生于江苏漂阳，而我是原武进县人，由于两地现均属常州市，所以我很荣幸地与他成了“大同乡”；他年轻时就读于复旦大学，我又可算是他的后学校友；我的第一本出版物《历代名优传奇》(与人合作)是请他写的序。因此，我对他就多了一份特殊的敬意。
蒋先生所著《中国戏曲史钩沉》共73万字，分装上、下两册，是从他六十年来研究古典戏曲的三百多万字论文中选编出来的，包含“通史编”8篇、“唐宋编”5篇、“辽代编”2篇、“元代编”16篇、“昆曲编”9篇、“明代编”18篇、“清代编”15篇、“近代现代编”13篇。“钩沉”之分为8编，是否规范合理，似可讨论，但好在这些学术论文都独立成篇，上下篇并无承接作用，仅是排个次序而已。所以，这样的分编无伤于本书的筋骨，我们仍可每篇单独读、单独研究。
读蒋先生所撰戏曲研究文章，最大的感受是虽为学术论文，却无“学院派”论文那般学究腐霉气息，而是务实为主，力求深入浅出，说清道理。加上文风纯朴，即使外行人也能读懂他的论文。虽说他也引用别人的资料，但绝不凑条数以显示知识渊博。所以他的论文注释常常很少，甚至没有。我认为，这种文风应该提倡并值得学院派学者借鉴。
试举几例为证。如《中国传统戏曲的特征》这样严肃的题目，他信手写来，从戏曲的艺术综合特色、戏曲如何反映生活、戏曲演出时的特技和脸谱、男演女角和女演男角、一桌两椅的形式等方面作了行云流水般的阐述。在《昆山腔发展史的再探索》一文中，他从昆曲创始人魏良辅《南词引正》溯源，颇具独到见解。而《天仙配故事的历史地理考察》、《长生殿与李白的清平调》、《黄图王必及其雷峰塔传奇》等文章，虽是严肃的学术探究，但都写得富于兴味。
蒋先生拥有从事戏曲工作的实践经验，因此收入本书的许多论戏之文，在题材选择上比较讲究实践性和兴趣性，以符合大众需求，没有非常冷僻的选题，这是由他独特的经历所决定的。当然，他也有许多纯学术的研究，如《西厢记》版本学研究等就很深奥冷门，这类工作当是必须要做好的。
蒋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从事戏曲改革的具体工作，与戏曲院团和演员打交道甚多，这使他不仅熟悉戏曲历史，而且懂得戏曲舞台艺术，诸如剧本打造、表演动作、流派唱腔、音乐乃至舞台美术、音响效果等要素。他审看、观摩了大量戏曲剧种剧目，熟识各个剧种名家，与许多人有着深交。因此，他的戏曲史研究文章，会时常结合当前舞台演出的新剧目，进行引经据典式的探究。于是，往往能引发读者的兴趣，对创作者亦有新的启发。比如他结合越剧《凄凉辽宫月》(1981年演出)的上演，撰写了《辽兴宗为后妃演戏而伴奏》，介绍了这位少数民族梨园皇帝在宫中的演出活动，这些史料填补了戏曲史因不涉及辽代戏曲所产生的空白，是很有意义的。至于他关于结合《牡丹亭》、《玉簪记》等剧目演出等的研究文章，亦颇有新意。
独到的研究视角，是《中国戏曲史钩沉》的另一个特色。本书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对辽代戏剧演出进行正面切入研究之外，更对许多前人在戏曲史研究上未涉及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谈“南词引正”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对昆腔的形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康海《中山狼》的创作动机，他提出作者并非是为讥刺李梦阳，澄清了前人的误解；对关汉卿为何热衷于关公戏、古典戏曲中的关羽形象、《赞貂蝉》如何变成《斩貂蝉》、海盐腔与《金瓶梅》的关系等，他都有很好的阐述。其中《“拗相公”的历史背景》、《“拗相公”对王安石的诽谤》、《胡适与京剧》、《揭开鲁迅五看秦腔的疑案》、《焦循与魏长生》、《中国戏曲史上的四个高潮》、《昆腔发展史索隐》等，都代表了作者的独立观点和视角，很值得注意。
蒋先生的治学与平素谈艺一样，敢讲真话。他曾告诉我，前些年有人搞了一个戏，邀他观看，他坚决辞谢，因为他不赞成那么个搞法。在一些学术研讨会上，他总是观点鲜明，不违心媚俗、媚权，不趋同、俯就他人的观点。收入本书的一些论文，也充分反映了他敢讲真话、敢言他人不足、敢言前人不足的品格。如《(上海昆剧志>的贡献与不足》、《“慕色”婉约秀美，“还魂”相形见绌——关于(牡丹亭>的反思》等文章即是。当然，学术上的批评、质疑是需要资格、水准的，若不懂行而又无独到见解，则讲真话就要变成闹笑话。而要具备蒋先生这样的资质，没有三十年以上的书斋打磨和“泡”剧场的经历，那就“谈也勿要谈”了。
蒋先生今年虚岁91岁，古语云“仁者寿”，但这三个字用在蒋先生身上，似应再丰富一下，说是“学者常怡、仁者长寿”更恰当些。
先说“学者常怡”，即学者、专家为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创作事业的成功而无比快乐和陶醉，以著书欢娱人生。在这方面，蒋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他从小天资聪慧，幼年时受教于秀才外祖父，打下了深厚的古籍基础，培养了对文史的兴趣。他在二十岁时便写出了28万字的专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初由中华书局出版，2009年6月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再版。他还曾写过一篇反法西斯的小说《威尼斯的忧郁》，被孙伏园发表在报纸副刊上。这使他不仅与这位“五四”时期的新文化名人成了忘年交，还于1995年荣获中国作协颁发的抗战荣誉纪念牌。解放后，蒋先生先后成为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上海市文化局干部，他在华东戏曲研究院工作时，对建国初的华东戏曲剧种定型、剧目整理贡献甚大，其成就和知识已被誉为江南地方戏曲历史的“活辞典”。他除治明史之外，最大的成就是戏曲史研究，主要著作除了这本《中国戏曲史钩沉》新著外，还有《中国戏曲史探微》、《中国戏曲史索引》、《中国戏曲史拾遗》、《桃花扇研究与欣赏》、《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文坛艺林备忘录》等数十部，仅《西厢记》研究他就出版了7部著作、发表论文150篇以上。蒋先生对《西厢记》的思想艺术、舞台表演、版本研究等方面都自成一家，尤其是在版本、刊本史研究方面获得了空前突破，是国内与王季思并列的两大权威“西学”专家之一。蒋先生还是《辞海》编委兼分科主编，又主编了《元曲鉴赏辞典》，《明清传奇鉴赏辞典》，担任过《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常务编委、《六十种曲评注》顾问并执笔撰写《总序》。蒋先生的另一成就是历史传奇和小说，作品以《南包公——海瑞》和《李世民与魏征》最为著名。至今，他仍笔耕不辍，干2010年3月和8月先后在《新民晚报》发表《诸葛
亮的三次升值》和《关羽与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两篇大文，其思想之敏锐、立论之独到、文思之迅捷、条理之清晰、笔法之时进，完全不似一位久经风霜的老人，宛若壮年。
蒋先生对自己所从事的创作、研究事业，乐此不疲，从治学、创作中寻找快乐、感受快乐，从获得的成就中享受快乐，真可谓是一位快意学者与作家，达到了“学者常怡”的境界。
蒋先生又是一位仁者。所谓仁者，就是拥有仁爱之心，心胸坦荡，乐于助人，故仁者无私。无私则心明如镜，禅意长在，便无烦恼缠身，遂能防病养生，因此自古仁者多长寿。我认为，蒋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仁者。他虽因写历史小说而多次受到不公待遇，但仍秉性不改，无“井绳”之虑，其品性颇具年轻人可爱状。更难得的是他学术心胸之宽，令人感佩。前些年，我也曾写过一些有关《西厢记》的研究文字，其观点与蒋先生甚为不同，但他依然鼓励我，在送我《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一书时，在首页题写了“云发同志指正”的客气话后，又补写了一段文字：“云发同志对《西厢记》颇有研究。同好也，但所见有同有不同，‘指正’两字，绝非客套，盼能争鸣一番。”当然，“指正”、“争鸣”的讲法，我这个后学是当不起的，因为他的成就绝非我所能望项背。我在撰写《元杂剧选解》一书前，因观点与前贤有不同处，总觉底气不足，于是拟好提纲后向他请教。他说，学术研究可不考虑与前人趋同，只要有自己独立见解并言之成理即可，不必考虑他人想法。有了他的鼓励，我才大胆地把自己的想法写了下来。由于我与蒋先生在《西厢记》研究上的学识差距较大，我是不可能与他“争鸣”的，但我们却有过一次为了“捍卫”《西厢记》原著精神，在同一“战壕”中的“战斗”。
那是1993年底，浙江一个越剧团来沪献演新编越剧《西厢记》。为了引起讨论和争鸣，同时为了维护原著精神，我提出在《上海戏剧》上对这部戏进行批评。1994年第1期，杂志发表了我撰写的《真“西厢”，还是名著改编的错位》和蒋先生的《什么是现代意识?》两篇文章，并很快被《文汇报》以《浙版(西厢记)走进误区，两教授著文直率点评》的标题予以显著报道，从而掀起一场大讨论。后来，许多专家纷纷“参战”，《剧本》月刊、《文艺报》都予以报道。记得当时我向蒋先生约稿时，他欣然同意，并坦然地说，为了学术，我是不担心得罪别人的。应该说，正是由于他的“上阵”，这场争鸣才会如此有声有色。蒋先生能成为事业上的仁者，正是他为术业而坦荡，从不因“得罪人”而戚戚之故，此乃学术上之仁者的高境界。
我不称他为“蒋老”，而是称“蒋先生”，是因为他虽精瘦而身体硬朗，虽虚岁九一但思维聪慧，虽历新旧时代而思想与时俱进。在我心中，他还不是老人，其心理年龄、学识及撰作能力还在壮年盛年之期，唯愿今后能不断读到他的大著新作。
蒋先生一生未当过正处级或厅局级的官，但他作为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华东师大与上海师大兼职教授，却获得了终身学者的身份，至今仍著述不断，真乃天道酬勤，天道有公。他达到了“学者常怡”、“仁者长寿”的自如境界，乃是对学术事业的一种修身觉悟。
文人有此，就可以不必再为“五斗米”或级别待遇的“不公”而戚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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