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悲恸不已至两生欢喜——《莺莺传》与《西厢记》

【摘要】：《莺莺传》和《西厢记》是古今学者经常用来相比较的两个作品。前者是小说史中的一个传奇，后者是杂剧史里的明珠，而后者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它们题材不同反映的思想感情也不同。本文从相似的情节而截然相反的结局入手，多方参考文献资料，力求探讨其内部可能隐含的思想。

【关键词】：莺莺传;西厢记;结局;悲喜剧;封建礼教

一、悲恸不已，两生欢喜

《莺莺传》是唐代诗人元稹的作品，行文寥寥几千字，辞藻华丽，是唐代传奇小说的代表作。故事讲述了张生旅居蒲州普救寺时发生兵乱，出力救了寺中的远房姨母郑氏一家。而在后来的答谢宴上，张生对表妹莺莺一见倾心，但苦于男女有别而期期艾艾不得，后由婢女红娘传书表意，几经波折终于花好月圆的故事。后来张生赴京赶考名落孙山不得不滞留在京师，依旧与恋人飞燕传书互赠信物以表此情不渝，是才子佳人式的一段佳话。但故事的结局却出乎意料，张生变了心，他冠冕堂皇言之凿凿，大骂崔莺莺为 “妖孽”﹑“不妖其身，必妖于人”①，将之前的山盟海誓都置之脑后，将其抛弃。而莺莺明珠暗投真心错付，到头来却落了个被无情休弃的下场。一年多后，莺莺另嫁，张生也另娶。在张生想再见莺莺一面的时候，一句带着恨意的不愿相见，一对璧人最终成了怨偶。

元稹大概不会想到这部作品会传承千年。《莺莺传》在唐传奇的发展中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它之前的小说作品多少带有志怪的色彩，而此书则是以当时的时代作为背景刻画了现实中的男女之情，开拓了前人不曾走的路，引领了后人的效仿。它同时也是唐人传奇著作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传奇作品之一，以至于后世很多作品都以它为基础来进行创作，金代的董解元就曾在其基础上创作过《西厢记诸宫调》。它对原作中的情节和人物形象有了很大的改造，想要恋爱自由的青年男女同顽固不化的封建家长之间有了冲突，张生是风流才子，而莺莺富有反抗性，不再屈从于命运，故事的结局是莺莺与张生私奔，看起来是有情人得以双全，但在当时这不是见得了光的事情。随着朝代更替经济繁荣，戏剧便更加发达起来。正因如此，在元朝的时候，才出现了一本惊世之作——《西厢记》。

《西厢记》是一部杂剧，但和一般的元杂剧不太相同。元杂剧一般是以一本四折来表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西厢记》有五本二十一折。它着力于刻画莺莺和张生不拘束于封建礼教，勇敢冲破世俗牢笼的爱情，前面的情节几乎如出一辙，但最后的结局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且前者张生“文战不胜”②，名落孙山，失意而归;后者张生考中状元，也没有做始乱终弃的陈世美。如果说前者的凄婉有几分空欢喜，那么后者就是符合了十全十美的标准。因此后世也有云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③。

二、结局相异，突变原因

这种结局的截然不同并非随性修改，而是反映出两个作者所处的时代差异。不同的社会背景使作者耳濡目染并在作品上显现出来，产生截然不同的结局。在元稹所处的唐代，虽然繁盛昌隆却恰恰处在新兴地主阶级与封建官僚阶级的矛盾发展极为尖锐的时候，看似开放，但在某些礼俗上却严苛的不近人情，有阳光的地方就有阴影，“就像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④。但当时刚崛起的地主阶级并不能与官僚所抗衡，因此封建官僚制度依旧猖獗。而在王实甫的时代，是普通人民阶级与开始衰落的封建地主阶级之间产生的矛盾，其中更突出的一部分就是以科举求功名毫无背景的士大夫。所以后者当时的环境更为开放。元稹想赞颂的爱情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而不能自由，期期艾艾织就怨偶，而王实甫可以让笔下的人物真正解放心灵勇敢追逐爱。从《莺莺传》到《西厢记》，我们可看出，随着时间流逝，阶级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人们的心境也发生了改变。

人物性格方面也有所变化。两本著作中莺莺的主体形象都是一个在封建家族的严格约束下成长的少女，有着对爱情的强烈追求，但都把感情隐藏的极深，甚至有时还会因为封建女子被教导的所谓的矜持，而在表面上作出与自己想法完全相反的姿态。王实甫在改造莺莺的形象时，保留了其深邃而复杂的一面，但又大胆改革出和原作不一样的新性格，使莺莺这个人物，从平面变得立体。元稹笔下的莺莺虽有反抗但最终依旧不能抵挡封建压力而无奈屈服，因而显得有几分苍白，而王實甫笔下的莺莺对美好爱情的追求显得更为大胆与机智，并取得了最后的成功。另一方面，西厢记强化了老夫人的阴险与权诈，同时提升了红娘的作用。在《莺莺传》里红娘只是一个小配角，说不上几句话，秉持着一个丫头的本分。而在西厢里红娘却是他们之间牵线的桥梁，是他们爱情之间的媒人。

从作者思想来看，元稹有意揭示唐朝封建官僚中对女子始乱终弃的行为并且控诉其不道德，而王实甫则更深刻地批判封建等级观念并支持两情相悦者勇敢追求真爱。在思想上，元稹仍具有封建文人的正统酸腐观念，因为爱情的不合法，莺莺的自荐枕席并不能为当时的世人所容，所以这场好事注定是一场悲剧。作者在结尾又用“衬托说”为张生的薄幸辩解，以女人祸水为借口，可见作者在思想认识上的局限。王实甫则突破传统里的观念，不仅对封建势力作出反抗，也对旧观念进行了一次翻新。

后世著作《红楼梦》中提到宝黛读西厢，黛玉之后在牙牌令时无意说出其中的只言片语，吓得宝钗忙提醒她以后不可再看此类书籍。说明未婚闺秀看西厢在当时是一种违禁行为。清朝的封建观念严苛，从文字狱里可见一斑，而对于男女之间的感情干涉更为严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古往今来的标准，西厢里自由爱情的这种行为是孟浪而不被容许的，更别说莺莺在未出嫁前就私定终身，失身于张生了，在当时这种行为会被视同为奸淫。《西厢记》成了一本“禁书”。《西厢记》现世艰难，一本抨击传统、赤裸裸剖析现实并呼唤自由爱情的杂剧，出现在一个被传统和封建等级制度压迫下的社会，就像在死水里扔进去一块巨石，震撼麻木的人心。

三、反转结局，意义彰显

《莺莺传》的出现，引领了后世一个小说题材——才子佳人派。明末清初涌现一大批小说， “男女以诗为媒介，由爱才而产生了思慕与追求，私订终身结良缘，中经豪门权贵为恶构隙而离散多经波折终因男中三元而团圆。”⑤从题材上是写才子佳人的爱恨情仇，其情节构成也相似，大多是郊游偶遇一见钟情，诗词来往互诉衷情，相思轻许私订终身。而在过程中或因命运多舛，或因小人陷害，或因官场黑暗，于是佳人被逼委身他人，才子落魄遭难，一波三折感情却始终坚贞如一。后来才子金榜题名，或有明君当世清官出面主持正义，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此类题材在现代很多小说中也很常见，而它的最初形态始于元稹的《莺莺传》，发扬光大于王实甫的《西厢记》。

有人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如今的社会，比起《莺莺传》国人更容易接纳和喜爱《西厢记》。世上的人都是有执念的，不同人有不同的执着，而当代国人对小说的执念可能就是喜欢“大团圆”式结局。中国群众都喜欢做看客，因为看客一般都是冷漠的，不需要带入个人的感情，只需要跟着故事情节发展而开心难过就可以。对于小说亦然，他们喜欢两个人从陌路相识，欢喜相知到倾心相爱，最后白首相约的故事。不需要很长，只要到“两个人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在一起”就可以是结局。故事之所以让群众喜欢，是因为它总在最好的地方就终止，无论中间多少悲欢离合，最后还是落个圆满。不需要自我代入，只需要看完时的满足感，这就是国人的审美。

国人喜爱喜剧结尾，而众所周知，西方的小说却以悲剧出名，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堪称文学的瑰宝之作，西方文学作家喜欢攻击性的文字，善于打击人心。人性的脆弱不管在人类文明的哪个时期都是一样的，没有历史的局限性，所以西方文学的著作可以震撼人心。而有趣的是，一旦写了和人性丑恶有关的，最后的结局总是悲剧，不管怎么包裹，糖衣下依旧是苦涩的真相，掩藏不住丑陋。人们的心灵总是脆弱的，悲剧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会让读者代入自身，从而更容易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佛经里说人生有八苦，其七为求不得，因求不得所以放不下，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所以悲剧比喜剧更深刻。

可事实并不如此。

周星驰的电影陪伴了很多人的童年，曾让无数人开怀大笑。他是众人承认的喜剧大师，但随着年岁增长阅历加深重新回头再回味，很多人却哭了。因为喜剧中每一个荒谬到发笑的情节都是用浸满泪水的笔点画。阅历尚轻时，我们只看到了表层上的快乐，感觉不出喜剧里的诸多辛酸意味。著名的小品演员陈佩斯曾说过：“喜剧的核心是悲情内核，是在自我折磨的过程中取悦于他人，是用自己的低姿态引发别人的优越感。”

所以事实上，悲剧并不一定比喜剧深刻，只是表达感情时它更直接。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大胆的猜想，其实《西厢记》和周星驰的诸多电影一样，是披着喜剧外壳的一出悲剧！

四、两生欢喜，暗藏悲情

回到小说，我们可以发现《西厢记》的故事一直都是轻快明了的风格，最后也是大团圆。这是喜剧的表现。

但是拨开表面的喜剧，它其实也有悲剧的表现，主要在三个地方。

二人的爱情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礼教色彩：一是不顾封建门阀制度，二是不顾媒妁之言私定终身。在当时这是很激励人心的反抗，给了他人勇敢的动力。但结果却是老夫人执意要求张生考取功名，才能迎娶心爱之人回家。其实放到如今社会，很多地区还是讲究门当户对，何况是那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天的封建社会。长亭送别一幕，无比哀伤，最能引发现代依依不舍却要分别

的情侣的感同身受。她怕他“停妻再娶妻” ⑥，怕他一去不复返，在等待里终日相思。为了感情自由，他们有过与封建势力抗衡的勇气，打破束缚，然而要使他们的爱情合理，却必须屈服于他们曾经厌恶的封建礼教的勢力，何等悲哀和无奈。最后只能依靠他们所厌恶和不屑一顾的来保护他们所珍惜呵护的。这是其一。

其二是莺莺名义上的未婚夫——郑恒的出现，在原作《莺莺传》中是没有这个人物的，他是在后世的在创作中出现的一个容貌丑陋又毫无德才，只会依仗门第权势而招摇撞骗的令人无比憎恶的大反派。郑恒的出现差点给张崔的爱情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他胡搅蛮缠要强娶莺莺，而老夫人竟也同意了。如果说只是为了表现剧情的一波三折而加入这个人物，衬托出二人感情的不易，那么他最后不应该在这对眷侣的大婚之日自尽。古人最忌讳大喜之日见血，虽然是他自寻死路，也已经使这个喜庆的氛围蒙上阴霾。王实甫如果真的想要打造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就不应该最后横生这一笔。

后世也有学者做过研究，《西厢记》里有很多次笑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欢笑，而是不符合当时场景的，带着一点苦笑的意味，像是为了圆满的大结局而强行加入的感觉。从第三本第一折开始，《西厢记》就在向着悲剧发展，莺莺月下叹息表现的怨恨，对张生的想念，无不向读者表达出一种凄凉的氛围。再这么下去《西厢记》就要步上《莺莺传》的后尘了，所以作者有意加上了一个人来改变原本哀沉的故事，每当气氛沉重读者观众开始被哀伤感染的时候，她就会出场并且打破忧愁的氛围，那就是红娘。

红娘是一个小丫头，在《莺莺传》里出场不多，是一个唯唯诺诺唯主子是尊的人，可《西厢记》里她跳脱出来，变成了张崔的大恩人。很多人读完《西厢记》后印象最深的不是主角，反而是她。以至于笔者年少初读《西厢记》时也曾怀疑过，张生心里真正喜欢的会不会是红娘。她天性活泼，又聪慧机灵，是她“撺掇”了莺莺勇敢迈出第一步，是她帮助张生月下与莺莺相会。红娘的存在调动了当时苦闷压抑的气氛，她会在莺莺怨怼的时候说几句俏皮话舒缓其心情，也会因为张生迎着月色到西厢后没看清人，误以为是莺莺前来而抱了她后大骂一句“登徒子！”在整部小说中，她的形象是鲜活立体的，不同于老夫人的庄重和张崔的哀戚，使整部剧的氛围在阴暗中有一抹亮色。作者加大红娘戏份甚至让一个非主角独领八段唱词，这在元曲里是绝无仅有的。红娘的出现把《西厢记》的气氛往喜剧方向迁移，让观众明白这是一出喜剧。而这一点欲盖弥彰则恰恰说明了当时的《西厢记》里存在诸多悲伤的气息。这是其三。

《莺莺传》引领了《西厢记》的出现，而后者又成为一个不朽的神话，成为后世多人再创作的源泉。清朝金圣叹的再创作中删掉了《张君瑞庆团圆》的一节，可能就是推敲到以当时的背景，莺莺跟张生纵然已经相许终身，但最后的结局很有可能不是死别，就是生离。

五、乐中生悲，最是无情

《西厢记》就像是所有企盼美好爱情的人一个梦，那里的张生和莺莺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如果事实是悲剧的话，那我们可以解释很多原先看起来并不合理的一些场景。由于元朝摒弃科举制度，以致很多文人空有满腹诗书志，却无机会报国恩。王实甫也是这样，他有才华却抑郁不得志，于是将满腔热血赋予戏剧创作表达元代对文人的不公平和不满。自然，他对女性在传统婚姻关系中的不平等也是有所指责的。他在绝望里创作希望，明知可能斗不过封建礼教，偏要在小说里毫不留情的表达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他在自己笔下给了他们圆满的结局，始终希望自己所写的可以成为现实，即便那不可能。

两本书籍相比较，《莺莺传》虽然残酷直接，但可能是真正发生的结局。所以筆者认为《莺莺传》不被大多国人所喜，可能就是因为国人知道，那才是真实而残忍、血淋淋的真相。登对的才子佳人，他们终究没能在一起。

后世对于《西厢记》的结局喜悲始终争不出个定论，毕竟它的来源就是一出不折不扣的悲剧。我们大胆推论，其实王实甫原本想要写的就是一出悲剧，但国人太抵触悲剧，对悲剧的评价总是两头极端的，于是他便暗暗做了些调整，把结局转变，皆大欢喜。但是细细品来，又能感受到里面悲伤的意味：喜剧人物都在受苦。

观众都只是图一个乐子，看过就忘了，如果他们设身处地的思考，估计就笑不出来了。

一个事物的价值通常分为两部分，已经被人挖掘出的，和潜在的，后者就像是冰山隐藏在海底下的部分，喜剧亦然。但喜剧主要是给人带来乐趣和轻松的体验的，赋予太多深度只是给观众带来焦虑，况且读者也不会肯定不会去仔细思考。

换言之，《莺莺传》是一贴苦药，撕破残忍的真相让所有人不忍再看，《西厢记》为它裹上了糖衣，这样它初入口就不苦了，囫囵吞下回味后反觉得它是甜的，到这里就可以了。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不苦，这个是甜的”。于是口口相传三人成虎，完全忘了自己并未品读。而有人选择了反复品味，才会发现，在那层糖衣下面包裹的还是苦涩。所以也有人说：悲剧加上时间，就是喜剧。悲伤总是有的，但它总有一天会结束，这可能是对此最好的解说。而纯粹的悲剧和喜剧里的悲剧相比，前者能在短时间里博得眼泪和记忆，但若真的读懂了，后者反而更能震撼人心，当笑着流出了眼泪，感受才最为深刻。乐中生悲才最是无情。

实际上《莺莺传》和《西厢记》的过渡，虽然从悲恸不已的最初，到两生欢喜的结局，却还是隐藏不了后者喜剧里的悲剧因素。不过不管是喜还是悲，都有着作者一定程度的感情在里面，后来又注入了读者的感情。人世间很多东西是没法用好坏去形容和对比的。作者如何思考我们如今都无法知晓了，不过，这两个作品的出现已是难得，它们将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画卷里不可磨灭的一笔。

参考资料：

①、②张友鹤：《唐宋传奇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③贾仲明：《凌波仙--吊王实甫》，元末明初

④张爱玲：《张爱玲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⑤林辰：《林辰文集（烟粉新诂）》，辽海出版社，2010

⑥王实甫：《西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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