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娱乐审美与伦理道德主题的分化与合流

摘要：“杨家将”文学作品经过民间艺人和文人群体的想象、加工、改编，有很多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流传下来。从宋代话本、金院本、元杂剧，到明代杂剧、传奇、小说，再到清代戏曲，形成了大量文人创作与民间艺术的结晶。不同历史时期的创作者在整体构思、立意谋篇、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伦理主题、文化心理、价值观念、艺术特征和创作倾向；作品的叙事结构(空间结构、事件结构、因果结构、观众心理结构)从单线型逐渐发展为多线、递进、扇形、结网型；故事中“杨家将”家族英雄群像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由单薄到饱满，表现出虚实结合、美善相济的审美特征，呈现出渐次推进、逐渐变异、累积放大的演变历程。纵观“杨家将”文学作品的整体流变，是沿着“娱乐审美——道德教化——审美+伦理”轨迹而展开的，此即“杨家将”作品流变过程的文化特征和审美内涵。

关键词：“杨家将”；审美内涵；文化特征；伦理主题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lO)04-0132-06　收稿日期：2010-02-2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06BZW022)，吉林省社科基金(2006027)

作者简介：沈文凡，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30012；聂垚，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028000

北宋“杨家将”戍守边关、抗击契丹的故事在我国已经家喻户晓，为人们喜闻乐见。“杨家将”事迹在《宋史》、《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续编》、《续资治通鉴长编》、《辽史》、《十国春秋》、《三朝国史》、《九国志》、《契丹国志》等正史，《涑水纪闻》、《隆平集》、《东都事略》、《合壁事类》、《事文类聚》等野史笔记中有载；《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杨氏家传》、《宛委余编》、《天下郡国利病书》、《荀学斋日记》、《新义录》、《通俗编》、《小浮梅闲话》、《秦輶日记》等历代大量文人笔记、札记、诗歌中也不乏记载；近代以来，“杨家将”学术研究著作汗牛充栋，孔另境《杨家将》、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常征《杨家将史事考》、卫聚贤《杨家将》、李裕民《杨家将史事新考》、沈起炜《杨家将的历史和传说》等论著从史学、文学角度对“杨家将”的历史真实及人物故事作了深入、系统而详实的考证，裴效维、康宝成、杨芷华、聂崇岐、郝树侯、郑骞、张遐民等学者在史料考证、文本研究、小说叙事学考察等诸多方面也作了进一步探讨。本文选取文化审美视角，对历代“杨家将”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创作动机、故事选取、编制发展、环境描写、细节刻画、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所呈现出独特的时代烙印和文化心理形态进行综合考察，进而得出“杨家将”文学在宋、元、明、清的发展史是沿着“娱乐审美——伦理道德——审美+伦理”轨迹的结论，旨在对这一轨迹进行深入探讨，以期进一步研究“杨家将”文学作品的本质和内涵。

一、源起：宋、元时期“杨家将”作品的审美娱乐意蕴

宋、元时期“杨家将”话本和杂剧是“杨家将”文学作品的源头，这一时期创作者出于自身所在阶层利益的考虑以及对社会、民族未来发展的自发的忧患意识，使得这一时期的创作完全悖离了历史中真人真事，更加否定了文学中为统治阶层服务的伦理教化功能(祛除了“文以载道”)，而是对作品倾注了创作者全部的想象和热情，摹写现实世界的社会与人生，从文学艺术的本身出发，将作品完全娱乐化、审美化，形成了“杨家将”文学作品早期独特、粗犷而意味深刻的文化意蕴。

欧阳修在皇祐三年(1051年)所作的《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继业有子延昭，真宗时为莫州防御使，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可见“杨家将”英雄事迹在北宋流传之一斑。南宋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舌耕叙引·小说开辟》所列话本，存有“《杨令公》、《五郎为僧》”两个名目，话本内容已经佚失，只剩下一些零星记录。“杨令公”即北宋初期的戍边将领杨业，《宋史》本传云：“杨业，并州太原人。父信，为汉麟州刺史……弱冠事刘崇，为保卫指挥使，以骁勇闻，累迁至建雄军节度使，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业不知书，忠烈武勇，有智谋。练习攻战，与士卒同甘苦……为政简易，御下有恩，故士卒乐为之用。朔州之败，麾下尚百余人，业谓日：‘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可走还，报天子。’众皆感泣不肯去。淄州刺史王贵杀数十人，矢尽遂死，余亦死，无一生还者。”由于当时宋军统帅潘美的错误决定，杨业被监官胁迫出战，兵败陈家谷口，内无兵卒，外无救兵，手刃数十百名敌军后，三日不食而死，成为“杨家将”作品中最惨烈的悲剧英雄。北宋时期，统治者对手握兵权的军事将领多有所顾忌，宋太宗曾说：“国家者，无外患，必有内忧，外患特边患耳，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生于肘腋之间，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多用儒臣治军，这一方面有力地消除了国内军事割据隐患，另一方面却也不可避免地造成边防的空虚。北宋与辽国、西夏接壤的边境，时有小范围的战乱发生，宋军应对战争时多任命文官为主帅，而这些文官并不擅长指挥作战，杨业的悲剧是时代的必然产物。《五郎为僧》，“《宋史》(卷二九六)《查道传》云：‘查道游五台，将落发为僧。’《宋史·冯行己传》(卷二五八)云：‘皇祐中，五台山寺调厢兵勇缮葺，为徐和籴谷三万。’是宋代五台山的和尚相当多，而且这些和尚又有武艺。这就给杨五郎为僧故事扩大了影响”。随着宋代城市与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力量逐渐增长，娱乐场所日益繁盛。宋朝都城中，大多建有“瓦舍”、“勾栏”等娱乐场所(《东京梦华录》中记北宋汴京的瓦舍：“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纳数千人。”，演出各种各样的技艺，其中的“说话”技艺，在当时十分盛行。“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士快心；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疃发迹话，使寒门发愤；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说话”内容十分广阔，有忠奸斗争、鬼怪传说、闺阁秘事等等，涉及到宋代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澶渊之盟”到“靖康之变”，再到南宋栖于一隅的小朝廷，宋代的统治愈加孱弱，人民痛感民族危亡，渴望出现能保家卫国的英雄来拯救剩下的半壁河山，“杨家将”保家卫国的传说受到人们关注，《杨令公》、《五郎为僧》话本(即文学作品)应运而生。“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其中的“讲论”和“秤评”，就提及到了“说话”艺人主观的思想感情。说话艺人对于战争的褒贬倾向非常鲜明，他们崇拜反抗民族压迫的英雄，严厉谴责主张妥协退让的奸臣，“杨家将”戍守边关的故事大

概就在这时开始倍受人们喜爱。笔者认为，此时的《杨令公》和《五郎为僧》通过说话艺人们的想象和加工创造而完全脱离北宋“人物事迹”的原型及“史传”的记载和传颂，根据南宋市井流传的“话本”艺术“通俗性”和“市民性”的审美特征，《杨令公》和《五郎为僧》的结局应该与史实有所出入，不再含有悲剧元素，相反，其结局应该是人们所向往的喜剧胜利的结局。话本的主题思想所蒙上的是“民族和民主”的色彩，表现出说话艺人和人民大众对南宋小朝廷贪图享乐、苟且偷安、不思进取、欺压忠良的不满和愤恨情绪，开始朝向人们内心中所期待的故事结局而发展，传达人民向往和平统一的呼声，远离统治阶层歌舞升平、歌颂伪太平的主旋律，成为市井中广受人们欢迎的消遣娱乐题材，满足了人们爱国精神的情感需求。

元代流传的“杨家将”杂剧有元人朱凯《昊天塔孟良盗骨》、《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杨六郎私下三关》(已佚)。此外，关汉卿的《孟良盗骨》：“[仙吕][青歌儿]：‘算着我今年合尽，来日个众军众军传令……”，清代李玉《北词广正谱》中有收录，只剩下这两句唱词，剧本已失传。《昊天塔孟良盗骨》和《谢金吾诈拆清风府》中的很多故事情节成为后世单独的剧本，如《李陵碑》、《三关记》、《孟良盗骨》、《谢金吾》等。元代“杨家将”杂剧的创作者出于抒发自身抑郁的心理和重塑中原文化的理想，杂剧中的主题思想和创作倾向定位在创作者的审美娱乐需要而悖离伦理教化思想。“杨家将”杂剧集中体现了创作者理想主义的创作手法，将赞美的一方极力美化，将反对的一方刻意丑化，有着明显的“倾宋贬辽”民族主义创作倾向，剧中称辽国为番邦，辽国人物也多附着贬义色彩，皆以宋军取胜、辽军战败为结，集中反映了元代社会的民族矛盾。剧本虽然都取材于宋朝的历史人物现象，但剧中渗透的文化内涵却无一不是元代社会的生活风貌，所描写的人物也元不染上元代民间艺人的感情色彩。剧中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充分表达了创作者民族主义的思想倾向，反映了元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吴天塔孟良盗骨》和《谢金吾诈拆清风府》两本杂剧故事情节的发展安排都表达了对于辽兵异族的憎恨，故事中激烈的“战场残杀”、“忠臣见疑、被谤、甚至被奸臣陷害致死”承载了人类情感中最深重的“悲壮、悲愤和悲凉”，比较贴近元代民间原生态的生活气息，带有元代俗文化的痕迹和民间文化意蕴，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元代观众内心的道德情感和审美心理需求。剧中对人物形象、性格的刻画，运用了“忠／奸、盖／恶、好／坏”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将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简单化、公式化处理，表现出时代、题材及创作者文才的局限，没有深层次挖掘人物性格中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特征，只是简单地用文字白描，粗线条地勾勒了杨六郎勇猛忠义、杨令公宁死不屈，孟良急中生智、焦赞愤世嫉俗、长国姑维护社稷、王钦若十恶不赦、谢金吾见风使舵的形象，这些人物表现出“类型化”、“脸谱式”的创作模式。元朝统治者把国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由此产生了民族压迫和民族隔阂。元代的科举考试时行时辍，儒生进仕的机会很少，地位下降，这时儒家传统文化“温、良、恭、俭、让”的教义逐渐褪色，底层文人不再温文尔雅，而是借助于前代故事将满腹的牢骚和愤慨淋漓尽致地一吐为快，杂剧成了他们的日常消遣之作，以此达到“借他人之酒杯浇自我内心之块垒”。“杨家将”杂剧中所营造的紧张而压抑的战争背景和气氛，叙述的正是底层文人整体的郁闷、不得志的心理情绪特征，表达了对统治阶层的愤怒和不满，而剧本中故事情节的设计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明显带有“中原文化为正统”的情绪，剧本的结局经过创作者对历史的改编和创造，达到了“攘夷”的目的。通过了解当时创作者所处底层社会状态，不难看出他们代表的底层文人阶层反抗社会专制统治的思想以及他们希图重建中原文化的心理和理想，“杨家将”杂剧将这种思想具体化并表现在人物的类型化性格中，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实现了与当时社会和创作者内心情感的呼应，也满足了观众的审美情感体验。

二、突转：明代“杨家将”作品中的伦理道德主题

与元代文人的遭际不同，明代文人对于俗文学的喜好和重视，带有一种自觉意识，通过俗文学的印刷和传播，充分抒发对社会人生的感慨。明代中后期，皇帝昏庸，朝政腐败，党争不断，忠良遭陷，国家政治生活混乱，社会浮糜，边防失修，外患频繁，人们向往和平稳定的生活，渴望出现像“杨家将”式的战将，在现实中却难以实现，只能寄托在文学作品中。这一时期，统治者对文化的控制有较大的松动，不像明初那样对文化严加钳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市民的消费增加，印刷业日趋发达，文学作品得以广泛流传。“杨家将”故事经过宋、元和明前期的发展，明代中后期已经有了丰富的沉淀和积累。如果说宋、元时期“杨家将”故事的创作者(民间艺人和底层文人)是以感性、审美的眼光展开文字游戏，明代文人则是带着自觉、深沉、理性的意识重塑社会、人生的仁人志士，他们基于挽救社会、匡扶社稷的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使得这一时期“杨家将”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和创作发生了突转，开始趋向于警世、醒世，注重伦理道德的教化作用，文学经世致用的功能凸显出来。

明代，有很多关于“杨家将”的口头传说，流传下来的很少。留存下来的杂剧，出自《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的有三种，即《八大王开诏救忠臣》、《杨六郎调兵破天阵》、《焦光赞活拿萧天佑》，《孤本元明杂剧》还收录了《黄眉翁赐福上延年》。明代的“杨家将”杂剧，以政治斗争为主线，表现出伦理道德、政治教化的思想主题。与元代相比，强化了忠奸斗争，民族矛盾次之，创作手法更为精细，创作思想集中表现了忠奸斗争并以忠臣的一方战胜奸臣的一方为结，出现大团圆的故事结局。每本杂剧都突出强调一个中心主题，《八大王开诏救忠臣》选取了杨六郎为父伸冤的忠孝立场；《杨六郎调兵破天阵》展现了北宋众多勇将成功破阵、建功立业的辉煌场面；《焦光赞活拿萧天佑》大力赞美了焦光赞等将领勇猛无敌、自强不息的坚强意志；《黄眉翁赐福上延年》则是完全褒奖忠臣孝子的热闹之剧。每本杂剧都运用了群像互衬的叙事手法，多种视角综观人物，采用正面描写、侧面描写、反面衬托、正反对比、隐喻描写等多种表现手法刻画人物。剧中的核心人物是杨景(六郎)，他的形象与元代相比更显成熟、多样，情节更加合理，逻辑关系更为严密，语言文字更加流畅，通过“群英会”的衬托，杨六郎的英雄形象也更加丰满。剧中，杨六郎作为“线索人物”导出其他人物角色出场：《八大王开诏救忠臣》由六郎骁勇、执着，导出杨令公视死如归，七郎轻率，八大王贤良，党彦进老练，寇准机智，潘仁美睚眦必报，上演了六郎为父伸冤的艰辛；《杨六郎调兵破天阵》由六郎运筹帷幄、指挥众将破阵，导出岳胜威勇破寇、所向无敌，焦赞雄威能战、敢勇当先，

孟良骁勇过人、定边无赛，张尽深知谋略、广运机谋，杨宗保精晓兵法，李瑜谏诤竭忠，胡祥忠义，王钦若奸诈，颜洞宾阴险、自大，荟萃了众将在幻境中斗法的场景；《焦光赞活拿萧天佑》由六郎英勇无敌、对抗辽军，导出李瑜“虎略龙韬气象新，征袍笼罩虎躯身。扶持社稷忠良将，安邦定国大将军”，张尽“久镇边关气势雄，人人敢勇逞威风。临军显耀施英勇，厮杀相持建大功”，“心粗胆大世无双，旗开出马敢承当，手持月样宣花斧，敢战番兵号孟良”，“鱼眼司公焦光赞”，上演了辽宋战将相互打斗的猛烈；《黄眉翁赐福上延年》中，六郎保卫边关，忠孝两全，人物形象更加锦上添花。“杨家将”杂剧作品以气势磅礴的战争场景作衬托，荟萃了众多英雄好汉，这些人物所展现的战场厮杀、忠奸斗争、母慈子孝、兄弟结义等故事情节使杂剧的叙事风格和主题思想充溢着伦理道德色彩，其中的忠臣、义士、绿林好汉等类型化的人物都打上了士大夫“胸怀天下”的人文关怀，以理节情，人物性格趋向封建正统伦理道德化的审美标准并逐渐趋于完善，人物的内心矛盾和反抗情绪较少，展现了个人与群体、社会的和谐情绪，凝结了浓重的政治和伦理色彩，营造出大团圆的理想结局气氛。

“杨家将”小说版本较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有两部，一本是《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另一本是《北宋志传》，相传为熊大木所撰。“杨家将”小说继承了前代“杨家将”文学作品中“华尊夷卑”的中原视角，与前代不同的是，更多借鉴了历史演义小说与英雄传奇小说相结合的创作手法，羽翼信史，以史实为叙事构架，以英雄人物传奇为叙事核心，表彰“杨家将”家族英雄群像保家卫国的事迹，寄托创作者对所处时代皇帝昏庸和奸臣误国的不满。叙事方法上，改变了以往作品中单线(一人一事)的叙事模式，采用多线、递进、结网型等多种叙事手法，有层次、有波澜地描写战争，但作品中缺少对宋、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文化、人物心理等具体细节的挖掘，简单以英雄人物出征概括战争，艺术手法不够纯熟。《北宋志传》和《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在故事选取、情节安排、叙事角度、人物形象塑造等诸多方面有所差异，《北宋志传》结构简单，叙事笔法通俗流利，商业气息较浓；《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叙事语言文白混杂，如“秦汉来，期间负百战之勇，以驱戎马疆场，请长缨于阙下者，盖如云如雨。第全躯者，为身不为君；保妻子者，为家不为国。求忠肝义胆，争光日月而震动乾坤，不啻麟角凤毛也。盖非勇之难，忠而勇者实难”””，以“怀玉举家上太行”归隐田园为结，实现了道隐，远离了朝廷的政治纷争和仁、义、礼、乐的束缚，但全篇小说的伦理道德化主题仍然没有改变，故事中“杨家将”的主角已经为国捐躯，实现了保家卫国、匡扶社稷的政治理想，艺术价值略高一筹。两本小说的主题思想皆以儒家伦理化政治思想为主，小说中所叙述的上至皇帝、中间士大夫阶层与杨家英雄群将、下层百姓都在统一地关心国家命运、追求建功立业、树立道德完美典型，他们非常注重社会的秩序化，在一种封建理性的秩序框架内展现他们有序的生活。这种追求伦理道德化的社会建构思想是文人士大夫阶层对于政治教化和伦理道德思想的自觉认同和维护，在世风日下的明代中后期社会，文人们企图在社会中树立理想英雄典范。

三、回归：清代“杨家将”作品审美理想与伦理思想的分化

清代社会已经进入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统治者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延续了农业社会的生产关系，同时强化宗法制度，严格控制文化思想舆论。这时，“杨家将”戏曲盛行一时，分为宫廷戏和地方戏两大阵营。宫廷戏的创作者多为御用文人，以歌功颂德、营造太平盛世为主，大力宣扬封建社会“纲常”思想，表现出政治伦理化的特征；地方戏多为底层文人所作，风格清新自然，出现了反正统文学的潮流。“杨家将”作品出现两种主题思想的分化，一是延续了明代伦理道德主题并强化了宗法等级秩序，另一则复古到宋、元的审美娱乐源流，而这两种主题思想的分化根源是当时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清代流传下来的“杨家将”戏曲有：清代宫廷大戏《昭代箫韶》、内府本《铁旗阵》，《缀白裘》中的《阴送》、《挡马》。只剩下名目的有《女中杰》、《两狼山》(清·焦循《花部农谭》，该剧一名《李陵碑》，又名《托兆碰碑》)，另有很多地方戏曲盛行一时。

清代文人创作的“杨家将”戏曲以宫廷大戏《昭代箫韶》为代表，内庭刊朱墨本，57万多字，共240出，分10本，每本24出，每出七字标题，当句有对，嘉庆十八年(1813)王庭章编辑，实际是王庭章等人奉敕撰写，“依《北宋志传》为注脚，略增正史为纲，创成新剧”(《昭代箫韶·凡例》)，“从稗官家言、敷演成奎，颇有讥谗褒义之辞，辅世长民之节……昭代箫韶奏九成，宫商警世治升平，辽邦仇烈好妻女，杨业全家贤父兄。纲正存忠儿顺义，贤王贬恶侄陈情”(《昭代箫韶》第一本第一出“万国春太同兆庶”)，剧演宋辽战争，以“天命论”为提纲，调和了民族矛盾，美化了战争双方的人物，大篇幅描写宗教迷信，歌功颂德，以宣扬封建正统伦理思想为主，注重道德评价和道德胜利，体现了封建社会“亲亲尊尊”严格的伦理等级观念。剧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说明了社会成员之间的长幼、亲疏、男女、贵贱等名分差别，尤其强调君主、家长的不可动摇的地位，维护封建正统思想，反映了创作者作为封建御用文人维护皇权统治所倾注的浓烈的政治伦理思想。创作者运用古典主义创作手法，赋予人物形象以崇高美、整一美的性格特征，《昭代箫韶-序》：“表扬氏之尽忠，诛佞人……观忠、孝、节、义”，全剧中的人物形象都带有“忠、信、恕、孝、悌、恭、宽、敏、慧”式儒家文化的审美标准并被赋予了“明君贤相”的政治理想，刻画了明辨是非的宋太宗、勤劳辅国的八王、披肝沥胆的杨继业、一身许国的杨六郎、尽瘁鞠躬的胡纲正等。“杨家将”群体英雄不仅仅是战场中的骁将，更是封建社会的忠臣孝子，他们都秉持着“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思想来行动，遵循着忠君、孝亲、男尊女卑、妇女重名、主仆恩义等等人伦大礼，通过对这些人物日常生活中的序训家箴，突出强调以“家”、“国”为重，敬业乐群、上报国君、下安黎民、忽略自身利益的得失。通过剧本，能够看出创作者非常注重群体文化思维，强调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要求人们都要以国家(正统文人的“爱国”思想往往和“忠君”连在一起)的利益为重，忽略个人的权利(甚至是生命的权利)，大篇幅地描写剧中人物重义轻身，以礼节制人情，人格价值取向单一，大量灌输封建伦理道德，以此教育人们忠君爱国、仁慈孝悌，宣扬“忠、孝、节、悌”，提倡勤俭克己、谦让宽厚，是一部纯粹的为封建社会统治者歌功颂德兼封建思想说教的工具，体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谨严、绝对化的宗法制度。

《铁旗阵》，15段，103出，剧本未提作者，剧

演杨继业父子征南唐的故事，包括砀山大战、兵战宿州、破铁旗阵、五河对阵、破飞义阵等战役，穿插了呼延赤金夺寨、闹婚、七郎锄草等生动的故事情节，以“宋室为正统，渴望天下归一”，认为南唐只是“以卵击石”、“螳螂挡车，不自量力”，征伐南唐是正义的战争，维护国家统一和大国尊严，带有清代创作者“天朝上国”的思想。根据故事内容的通俗性以及人物形象的反叛性格，可以推断剧本应是出自底层文人之手。清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全面走向没落的时代，统治者虽然不断加强封建正统思想对人们的钳制，大兴文字狱，但民间仍有一股“反传统”的力量，并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势头，剧中的人物带有底层劳动人民的粗俗气质，语言俚俗、诙谐、幽默，不时对昏君进行嘲弄，表现出了从政治制度框架中抽离的民间艺术思想，故事中的人物所表现的性格特征是一种不安于现状、反叛传统、追求理想生活的状态，剧中的侠士(成搏虎)信守承诺、伸张正义、除暴安良、救人于厄、不爱其躯，赴士之危困，所谓的“士为知己者死”；女性群像气质尤佳，她们一反常规，不同一般的“深居闺阁、笑不露齿、行不露足、娇喘吁吁、弱不经风”式“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形象，她们不是生活在太平盛世的大家闺秀，也不具备小家碧玉的温婉，而是出现在家国危急之时，肩负着和男子一样的重担，主动请缨、报国杀敌、参与政治、挑战夫权，充满了豪气和霸气，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剧中的第一女主角呼延赤金虽相貌丑陋，话语粗俗，却武艺精湛，打败山贼、独占山寨，战场上所向披靡、屡立战功，打死陆应高、打败陆应魁、救出杨七郎，七郎赖婚之时，拼命追赶、大闹婚宴、据理力争、与七郎完婚，婚嫁后依旧我行我素，经常奚落、嘲笑七郎，从不把封建社会的妇德放在眼里，大胆泼辣、蛮横、争强好胜，有着独立的精神气质和叛逆的性格；杜玉娥则刚柔并济；秦夫人勇力过人，足智多谋。剧中这些敢爱敢恨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出创作者对于社会和人生的独特视角，对于禁锢人们的礼教思想表现出“出走和反叛”。

“杨家将”文学作品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呈现出来的审美内涵和主题思想的差异，“娱乐审美——伦理道德——审美+伦理”的嬗变轨迹，是与各个时代统治思想以及创作者所代表阶层的审美理想直接关联的。“杨家将”文学作品从最初的娱乐审美发展到伦理道德的教化工具继而出现复古审美理想的回流，其深层思维机制是创作者对于自身所处阶层、时代文化思潮有意识的反省与思考。无论作为统治者的教化工具，还是创作者个人的娱乐手段，都自成一家地描摹了社会人生、建构了理想人格，并寄托了创作者对于政治压抑、社会污浊、精神不自由的深刻思考，这些形而上的思考最终促成了“杨家将”文学作品的曲折嬗变，从中我们可以探寻古代家族题材文学作品流变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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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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