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祥，著名学者。1931年生于湖北武昌。1953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1954年入北京师范大学“进研部”攻读世界文学专业。1956年回华中师范大学后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主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外国文学学科评审组成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研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50余年，出版独著、主编、参撰、参译的学术著作、译作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现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名誉理事，《外国文学研究》名誉主编、编委。
文学即审美的“人学”，其本质是人类对生活与时代的审美反映，同时也是人类认知自我的艺术观照。无论中国文学，抑或域外的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概莫能外。在中国迅速走向世界，世界迅速走向中国的当下，我们在努力学习研究中国古今文学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外国古今文学的学习与研究；不言而喻，其中包括外国文学史的认真研读和“与时俱进”的重构。
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的新范式，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成为人们多方面深切关注的文学审美教育重任的一个热点；尤其是众多在坚持文化操守原则下，锐意求新的外国文学工作者，把它当作创立中国的“外国文学学”的一个学术前沿课题来考究。1999年10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在上海召开第六届年会，以“回顾中国外国文学工作五十年和交流外国文学现状”为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前所长吴元迈研究员在报告“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50年”中明确指出，“中国外国文学学即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当然包括外国文学史研究)，必须大力展开，“它对吸取百年以来的外国文学研究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对外国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在大会主题发言“关于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几点思考”中，我曾强调：从回顾与展望两方面研讨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编写问题，可称作“当务之急”。如此倡议有其深厚的基础。即建国后50年国内的外国文学探讨与研究，其中包括高校的外国文学或外国文学史的教学和教材建设。不仅如此，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国内编写出版的外国文学史以及关于这方面的论著，对这一倡议均有不同形式的积极响应。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2002)以“20世纪外国文学反思”为主题，第八届年会(2004)以“外国文学现状与趋势”为主题，第九届年会(2007)以“走近经典”为主题，都凸显了外国文学研究“与时俱进”的务实求新精神，强调了外国文学史重构、名作家重评、名著重读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由此观之，建国后近60年国内出版的外国文学史(综合性、地区性、国别性)，尤其是冯至、季羡林、叶水夫、杨周翰、王佐良等著名学者所编撰的各类文学史著作，以及有关这方面的译作(引进国外的各类文学史著作)均可作为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新范式的“参照系”；不过，在“中国特色”上创新是“重中之重”，切实掌握“承传——超越——创新”的规律很重要。事实上，过去出版的各类外国文学史著作有其宝贵的经验，也有严重的缺憾(同水平的重复、生搬硬套西方理论、言说方式欧化“失语”、匮乏中国特色和体系等)。为此，我们必须“有的放矢”，无论吸取过去的经验或教训，贵在“推陈出新”。
为了进一步理解过去建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新范式既有催生中国“外国文学学”的功力，又有促进真正的“世界文学”早日出现的战略意义，也为了理清如何构建“新范式”的思路，这里先简说何谓“世界文学”以及与此相关的几个基础问题，很有必要。简说之目的明确，期望凭此顺利进行有序高效的实践。
提起“世界文学”的名称，人们自然会联想其历史缘由。早在1827年，德国诗人、剧作家歌德就始创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一种普通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评<塔索>法文改写本》)，随后他又对艾克尔曼讲及“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并期待人人出力使它“早日来临”(《歌德谈话录》)。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曾指出，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可能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歌德所宣传的“世界文学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世界的文学”，不仅表现了科学发展观超越时空的透视力量，而且充满了统一的辩证精神。在这方面，前者和后者都是把人类社会、天地万物当作统一的“整体”来看待。从各色各样的民族文学走向五彩缤纷的“世界的文学”，宏观的综合与微观的研究交织扩展起来，“世界观念”逐渐萌发而形成。歌德的预测性的发现也好，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论断也好，他们并没有把“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置于绝然对立的情势之中，因为两者在彼此撞击的同时，又常常相互渗透促进。
在当今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二元并存”、“双向交流”、“多元混合”的背景下，在坚持本土文化身份和宏扬民族文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强调外国文学的阅读与欣赏，鼓励外国文学史的研讨与重构，大有裨益。从严格意义上讲，包括我国古今中外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家作品，都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21世纪，在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人们在积极学习与研究本国文学的同时，俞来愈强烈地要求学习与研究外国文学，尤其是那些颇富双向文学交流含量的作家作品，在广大读者和学者心目中显得愈来愈重要了。
我国学界关于“世界文学”界定，似有双重指向，习惯指称外国文学，但在理论上探讨时也要包括中国文学。高校中文系开设的世界文学课实际上是本国文学之外的各国文学，或称“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史”。在较长的一段时间，把世界文学称为外国文学，把世界文学史称为外国文学史，似已约定俗成。1997年始建而正处于发展中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也应有如此涵义。但无论如何，即使就严格的外国文学而言，必须与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学史彼此照应，共同为人类奏鸣真正的世界文学交响乐，多姿态多方面地反映人类社会嬗变的过程和人类审美思维发展的轨迹。
我们今日重构外国文学史，可以这么说，为明日撰写真正的世界文学史打下基础。然则，构建中国化的外国文学史，如何突出中国特色而且模式创新显然是重大的关键。依我之见，从策划到编撰的全过程始终贯彻“四性结合”，即世界性、本土性、比较性、当代性融通聚会。何谓世界性，先从其形式特征说起。作为全球各民族文学总汇的世界文学的显要特征就在于此，即高度而广博的综合性和包容性。透视其综合性和包容性的内层，不难
觉察西方和东方的各民族文学在各呈异彩的同时，又不乏彼此交融的亲和力，人们可以从这里领悟和欣赏“同质异趣”与“异质同律”。确实如此，世界文学有其比较性，比较文学有其世界性，两者是融合贯通的。可以认同一种观感，即一部世界文学史就是一部比较文学史，出现世界文学之日，便是比较文学诞生之时。其实，早有人翔实论证了“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这里的“外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同义)，据此而论，一部外国文学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比较文学史了。因此，关于世界文学及其发展史的编写，不可忽视比较文学学理和方法。当前，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不必系统编进中国文学，但可以而且必须在有关部分进行中外文学的比较性的观照。外国文学史的编写，不可避免地要关注时代的需求，努力表现当代精神。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有化合历史的时代精神与现实的时代精神的涵义。不断创造而弘扬新的历史趋向是其终极目标。由此生发起来，似可推论下去，包括外国文学史在内的一切文学史都是当代文学史，不过这里强调的是任何当代编著出版的文学史，都在其讲述中渗透着当代意识，而且应当如此。与时俱进的当代性很重要，可以结合比较性与本土性使外国文学史的世界性更加彰显，中外文学(文化)交流的史迹更加清晰。
说到这里，连续上文话题再掘进一层思考。透过综合性与包容性的形式层面，还可深究外国文学史“世界性”的精髓与灵魂，亦即“文学即人学”。全球各民族、各国文学的共同秉性即世界性，最根本的内在要素不在语言方面，应是大写之“人”，对人性的悟解、演绎、幻化和提升：关注人类的命运，人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心灵变异与情感发展。一部外国文学史或世界文学史，也就是一部“人学史”(人性的形象发展史)。其文学教育任务重大而艰难：导引人们走向马克思所提出的“总体的人”、“全面的人”。无论外国文学史世界性的形式特征，或者内在的特质，如我们所知，都不能缺少中国文学史比照，没有中国文学作“参照系”而又缺少中华民族当代文化意识的外国文学史，就不会形成中国特色。
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新范式，连同各类文学通史、断代文学史、地区文学史以及国别文学史，无可争议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大家应有共识：坚决贯彻和凸显党的十七大精神和“主题”，努力并善于运用科学发展观，把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论(关于世界文化与文学的理论)中国化的成果当作重要的组成部分，积极引导广大读者切实理解当代中国化的“外国文学学”应有的科学内涵与本质。编写中国化的外国文学史，务必关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把引导、学习、分析、借鉴外国文学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深切理解并恪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倡的“历史的与审美的”原则和方法。中国化外国文学史，连同中国特色国别文学史，应让广大读者明确：引进域外文学需要在民族化的“磁化”改造中去粗取精，交融创新。比较而言，综合型的外国文学史所担负文学批评任务更广泛、更沉重，这里包括正确引导人们进行多方面的审美鉴赏和人文素质教育(健全人格的培养)。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以及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现改名“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都很重视21世纪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等期刊，曾多次以专栏或散篇形式讨论外国文学研究的深化、外国文学评论的强化、外国文学史重构等重大问题。关于外国文学史方面的讨论重要的可以归纳为三点：1、中国的外国文学史的独创性和开放性，这里的“开放性”包括向中国文化和文学开放；2、正确处理史与论、文与史、系统性与当代性的互动关系，必须从史学理论的高度和文学史论的深度来辨识、评析东西各民族文学现象；3、纠正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史著述中机械搬用西方文论、方法和术语的偏向(西化汉语或“洋泾滨”文体)，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而颇富时代精神的“话语体系”和言说方式。这三方面的问题，上文已分别简释，这里不予复议。当下是一个交叉学科的时代，文学批评方法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自然科学方法、横断科学方法在文学批评方法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方面的例证极多，不胜枚举。各种方法互异，互补，融会。外国文学史紧密地联系着世界文化史，文学与文化的各个部门是沟通的。如我们非常关注而一再强调的那样：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连同外国文学史的编写人，有一项特殊的任务，这就是竭尽全力促使真正的“世界文学”早日到来，光照全球。
就建国后近60年外国文学史(或称为外国文学、世界文学)的教学以及教材的编写出版而论，大体上有四类主要的模式。1、三大块并列型，包括欧美(西方)文学、俄苏(连同东欧)文学和亚非(东方)文学。所谓“并列”是指书面上的形式，大多数高校讲授外国文学史仍然以欧美文学为主。2、东西文学合一型，分为古代文学、中古文学、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各个部分，每一部分均有东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所谓“合一”系指各个部分的“概述”，“概述”之后的各国文学基本上各自独立。3、建立在“文化圈理论”基础上的“纵横坐标”型，纵坐标指统一的时间顺序，横坐标出现在文化圈内的主要国家、民族，目的在于使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史的发展一体化。关于这一模式，一般命名为“世界文学史”，在庞大的框架中突出重点和明晰的史的脉络，难度极大，难免“名不副实”之嫌，而且不适应当前的教学体系。4、“两条线”、“两结合”型，一部外国文学史由欧美(西方)文学与亚非(东方)文学两大部分组成，既保持东西方文学史的线索，便利探索东西方文学平行与交流发展的规律，又能突出东西各国文学中的重点作家作品，彰显其不朽的艺术魅力，从比较的角度审视，这一模式采用者较多，发挥作用的时间较长久。上世纪80年代中期，王忠祥等主编的《外国文学教程》(上中下)(依据教育部颁发的“外国文学教学大纲”编写)就是此类型的代表作之一，曾获季羡林先生的赞赏。不过，从教学实践来看，大都先讲欧美文学，后讲亚非文学，而且两者联系很不自然，确有“顾此失彼”之弊。实事求是地说，四类主要模式都存在可取之处，又各有各的局限。撰写一部充满真正世界文学“未来色”的完美的外国文学史，确实需要较长时间的反复实践，不过采取逐步改善的步骤，从多方面构建外国文学史新体系还是可行而必要的。只要我们深切理解并紧紧把握住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在世界文学总格局中不可偏废
的重要地位，就不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即使以欧美文学为经线主体，以亚非文学为纬线参照系，进行经纬交织、历史共时结合式的东西方文学的呼应与比较，也不会陷入“欧洲中心论”的泥潭；抑或以亚非文学为经线主体，以欧美文学为纬线参照系，进行经纬交织、历史共识结合式的呼应与比较，同样不会陷入狭小的“地区主义”的小圈子。
改革开放30年来，已出版的综合性外国文学呈现百花齐放态势。吴元迈在其“报告”中认为进入改革开放这一阶段的综合性外国文学史有“长足进展”，特别提名的有“朱维之等主编的《外国文学史简编》、24所院校编的《外国文学史》、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修订本)、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王忠祥和珍钊主编的4卷本《外国文学史》、吴元迈主编的10卷本《20世纪外国国别文学史丛书》等。这些综合性的外国文学史，其中包括地区文学史和断代文学史，通过不同的视角和形式均显示了“改革开放”意识。这里以王忠祥和聂珍钊主编的《外国文学史》(1～4卷，两个世纪之交编写出版，2004年修订再版)为实例，对其“改革开放”意识和不足予以评说。此书的“改革开放”意识主要表现在凸显“中国特色”和构建“新范式”方面，同时也多少体现出我们议过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观照。在“绪论”和“结束缚语”中，我们曾反复强调(如上文所提及的)选择这样“经纬交织”、“历时共时结合”的多元比较的模式，是为了适应当前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形势的发展，其更远大的目标，显然在于为建设真正的世界文学“加油”。我们创建如此外国文学的体系，当然与西方文学的发展大体上具有一脉相承，以及文艺思潮更迭嬗变脉络清晰(与东方文学比较而言)等特征有密切关系。关于4卷本《外国文学史》的性质和特色，我们可以凭“一厢情愿”的感悟概述一番。这部外国文学史在内容上引进新材料、新思想、新理论；在形式上采用新的构架格局和多样化的评析方法，深入辨识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共性(人学)中各自的特质，认真总结包括东方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各章均有世界文学发展相应阶段的“背景”，在“背景”中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并列而又分别讲述，在东方文学讲述中适当凸显作为“参照系”的中国文学概况。各章第一节“概述”运用比较文学理论进行东西中外文学比较，如“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世界文学”，“文艺复兴时代的世界文学”，“19世纪世界文学”以及“20世纪的世界文学”等。各章设置专节的作家，尽可能论述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没有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平行或影响的比较，就会失去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中国特色。本书在重点评介经典作家作品的同时，也关注非经典作家作品，但坚决弃绝“去中心思潮”(decentralization)和“去莎士比亚”(de-shakespeare)理论。此外，在史学理论、文学史论的指引下，讲述文学创作发展事迹、文学思潮嬗变过程、文艺批评理论衍化更新，线索清晰、思路明敞。关于三者各自发展中的继承革新关系，以及三者之间影响与接受关系的阐释，辩证而翔实。外国文学的整体性、综合性、理论性、宏观概括性与微观审美性，多方面协调融会。总之，从形式到内容，求新建立在务实的基础上，突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可读性原则。
诞生在两个世纪之交的4卷《外国文学史》经过不同形式的教学与研究的实践，在体现中国特色和构建新模式方面确实有其良好的功效。从严要求，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重新审读这部著作，其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不容忽视。此书中，与其“世界性”(包容性和综合性)比较起来，各章“概述”之后关于各国作家作品双向交流的评析，以及平行比较研究均较薄弱。比如，法国作家伏尔泰从马若瑟泽出的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纪君祥)中受到启示，改编为五幕剧《中国孤儿》，改动相当大，借鉴之处也不少，郭沫若读过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等剧，从娜拉追求女性人格与自由的“叛逆精神”中获得启示，在1923年写作的《卓文君》、《王昭君》等剧中留下了娜拉的“身影”，再现了即将出走的娜拉的那种“雄辩”的风格(为女性人格作辩护)。庞德的诗歌创作曾受益于中国的唐诗和孔孟哲学，而极富东方现代象征色彩的朦胧诗借鉴了英美意象派的诗艺，其中显然包括庞德的诗歌影响。这一类中外古今文学之关系比较实例，在4卷本《外国文学史》的相应部分均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或深究。为了与时俱进，此书还要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原则指导下，进一步引进西方新生的文评理论和方法。比如，西方后现代大潮趋向衰落时，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潮流崛起，从北美流向欧洲，从西方流向东方，迅速扩展，到20世纪90年代已成为文学研究中的“显学”，两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运用生态批评读解经典作家作品或文学史现象的论著并不少见。编写中国的外国文学史应该向大有作为的生态批评“开放”，甚至充分发挥其比照、审视、补充和校正其它文学批评理论之不足的功能。这里也要郑重提示，关于生态批评不宜孤独地搬用西方理论和术语，务必结合有关文评理论予以综合运用，不可忘却两个“要点”：一是切合“对象”的实际，二是作出中国的“阐释”。关于西方的生态批评家的偏激言论不可机械引用，更不能断章取义；既不经辨析地批判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审美观)，又不认真解说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审美观)和当今的“以人为本”(审美观)的差异，这是不可取的。
话说到此，是应为4卷本《外国文学史》辩解几句。这部著作总的说来颇受欢迎，已被部分高校作为教材采用。以上所述不足之处，乃是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进程中难以避免的缺憾。我们相信，此书经过再次修订，一定会弥补那些缺憾。我们期待，此后出现更多更完善的不同形式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同时伴生的还可能出现建国60年来中国化的外国文学史的“编纂史”。
相关热词搜索： 范式 文学史 中国 构建 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