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改革漫记

回到群众中来

方纪谦虚地发表意见：对于戏剧我是外行，因此只能说外行话。但我想：如果能有人去具体研究一下京剧发展的历史，对于改革京剧，或者会有更具体的帮助。

他接着说：大家都知道京剧是综合了中国各地旧有地方剧的优点，并加以提高而形成的。其中在音乐和唱白方面，特别是采取了徽调和汉调创造了皮簧。当时为什么有人来做这个工作，创造一种新的戏剧形式呢?就是因为在它之前的戏曲已经落后，由民间走入宫廷，成为少数人的艺术，必须有一种新的戏剧形式来代替它了。

过去中国的文学和艺术是“生于民间，死于庙廊”的。诗歌如此，戏剧也如此；昆曲如此，京剧也如此。皮簧产生以后，首先为人民所喜爱，然后为统治者所采取，便由民间进入庙廊。以后，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从内容到形式都逐渐起了变化，成为脱离群众的东西。拿京剧和梆子来比，梆子音调高亢、节奏响亮，农民很喜欢；京剧在这一方面就不行了。

但京剧自然有它的优异处，如音乐谐和、表现细致等，就都是在宫廷里面加工的结果。这种加工，对于艺术形式本身固然提高了，但同时也因之失掉了生命。京剧形式上骨骼硬化的地方便是这样来的。因此它已不宜于表现新的现实的事物。正如绝句律诗不能表现现代人的生活和情感一样。

因此京剧必须改革。这种改革不仅限于内容，同时一定及于形式。因为京剧的有些表现方法不仅不能表现现代人的生活和感情，同时也不能表现古人的生活和感情；特别是在我们用新的观点来处理历史题材的时候，古人的生活和感情也一定不会像现在京剧中所表现的那样了。因此京剧内容改革进入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形式也一定发生变化。有用的留下来，没有用的去掉，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这就是改革。

京剧从满清末叶产生到现在不满一百年的过程中，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自成体系的艺术形式。这种形式有它自身的完整性，因此也随之产生了自身的僵化；在它本身的范围内已不能进一步提高和发展。这从京剧演员的情况来看，也可以证明。如须生至老谭，以后便无出其右者；青衣至四大名旦，也无后继；特别是像梅先生，在京剧历史上不仅是空前，恐也绝后了。

京剧改革，首先当然是为了使它成为有效的教育人民的工具，同时也为了使京剧从僵化的形式中解放出来，进一步提高和发展。这不是使京剧消灭，而是使之新生。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推陈出新”。

在这方面，以梅先生的修养和资望，是更为大家所热切期待的。

增强改革信心

言慧珠首先说明此番北来是为了探望母病和祝她的老师梅先生寿，并借了这个机会到京、津来向大家学习。接着她说：此番北来收获的丰富实出我意外，在北京我参加了关于戏剧改革问题的几次座谈会，又荣幸地参加了今天的座谈会，在大家的讨论和谈话中，戏剧改革的目标已很明确、具体，那就是对老戏“去芜存菁”，对新戏积极创造。

由于京、津演出新剧已经有了迅速而惊人的成绩，我们从而增强了改革旧剧的信心和决心。我们正处在学习时代，今后除了尽量吸取老一辈的艺术外，并愿意加紧学习政治，以求改造自己。

怎样才是全面改革

阿英：就剧艺改革的全面工作，提出四个问题。第一，是艺人们的思想改造。他说，如果旧艺人不进行思想改造，新的剧本的内容将无法正确地掌握，对于人物的性格总也不会有正确的了解，即使演出新戏，也不会有大的效果。经过思想改造，有了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才能正确的分析剧情，从阶级的关系上，了解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动。表观的形象自然就生动、现实、深刻了。以前的演员，只要做到“忘我”就是好的，但今天，我们却不能这样满足，必须将戏中人的性格和自己的性格统一起来，这样才真正有生命，才能更深地感染人。

第二，是普及与提高问题。他说，艺人对新剧本的要求，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只要内容是为人民的，即使技术上粗糙一些，也愿意演出。一种是除要求内容外，在写作的技术的完整性上，也有严格的要求。这两种主张，看来是矛盾的，实际上我觉得还是可以统一的。为着运动的全面展开，为着艺术的宣传效果，为着为人民服务的主要目的，我们首先，也是主要的要求，应该是内容。只要内容于人民有益，即使技术上有些不完整，在开展运动，人民急于需要新的教育的今天，我觉得是没有妨碍的。初生的孩子，一定是毛手毛脚，但不久自然会长成人样，这是周副主席早就告诉了我们的。但满足于这样的情况是不对的，我们必须跟着运动的开展而逐渐提高。特别是对于旧艺人自己的写作，我们的尺度应该放得更宽。至于真正有代表性的、典型示范的演出，那我们的要求是应该高一些的。不过目前我们的重点，还是应该着重在普及的剧本的需要，不要要求过严。如果要求过严，不但妨碍运动，而慎重再慎重的结果，也会取消了运动。

第三，是内容与形式问题。他认为内容与形式是统一的，移步也必然换形。他用苏北悲调乐曲，无法容纳新的翻身的快乐情感，舞台上人物服装的色彩，皇帝平民在舞台上地位的处理，旧的舞台语言某些不能概括新的思想内容的实例，逐一加以证明。他还举出《红楼梦》的一例。他说：刘姥姥在地主贵族阶级曹雪芹眼中，是一个被嘲笑的人物，他写的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故事完全是对农民的讽刺。如果今天我们重写这个故事，虽然也会写出农民对城市的新奇感觉，及对许多事物的无知，但决不是曹雪芹那样的态度。那么，在刘姥姥的表演上，如果用旧的情感，旧的表演方法，就一定要失败。内容变了，表现的形式必然的跟着变，步移了形也就自然而然地换了，你就是要勉强统一也是不可能的。

第四，是剧院前后台制度的改造问题。如天津各戏院的茶房制度，不但剥削艺人，剥削后台，也剥削观众，若不解决，整个的剧运就会受很大的损害。我们在市代表会早经提出，希望劳动局能尽快地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如各戏院的经励科，也是一种妨碍运动的剥削机构，我们必须解决。至于前后台的劳资关系，我们希望能做到符合劳资两利的原则。旧剧改革运动，必须全面的下手，才能顺利的开展，不只是一个剧本问题。

梅先生带头做起

最后是梅兰芳先生私人秘书许姬传发言。他说：我相信梅先生一定愿意根据大家的意见，来努力旧剧改革事业。同时我以为改革旧剧，要“胆大心细”，不要顾虑太多，因为顾虑太多便足以碍手碍脚了。梅先生也再度站起来，说明他对天津戏剧曲艺改革事业成就的欢喜和敬重。认为这一次的座谈，对旧剧改革有很大的帮助，而他自己受益更多。他一定根据大家的意见，为戏改事业努力。他希望自己明年能在大家的帮助下，从事新的演出。

这时已是万家灯火的时候了，座谈会在晚七点结束。当与会者步出会场时，都频频向他致惜别之意。

（本报记者前请梅兰芳先生发表对旧剧改革意见，因时间倥偬访问记录未遑经梅先生审阅，其中内容或有与原意出入处，特向梅先生致歉。）

（载1949年11月30日天津《进步日报》第一版、《天津日报》第四版）

阿英告诉我，梅先生因为延长了演出日期，并应邀将于11月6日作为中苏友好协会理事在天津举行的苏联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后才离津返沪。

我将这一报道分送给了有关同志，并告诉几位已写文章或要写尚未动笔的朋友，问题已经圆满解决，不必再公开讨论了。其实那时是要在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副局长马彦祥主编的《新戏曲》上发表一组讨论文章，因为马彦祥那时是党外人士，我是文化部党组成员，又兼戏曲改进局的党总支书记，该刊重要文章须经我审定。据我了解只有阿甲成文，田汉要写尚未动笔。其中马彦祥同志是比较直率的，他把已写成的《致梅兰芳的一封信》稿拿给我看，我看了觉得这封信写得观点鲜明，态度也很友好平和，当我告诉他问题已经妥善解决，不用再寄或发表了。他高兴地说：“这样太好了！这封信我有底稿，抄稿留在你这里，你酌处吧。”于是我就把稿子留存至今。梅兰芳这件所谓“移步”而换不换形的事，除了那位记者前后发了两篇报道外，报刊上再没公开发表过任何讨论文章。我认为，五十年代初这件事情的妥善处理，是在党和人民政府关怀领导下的一个学术界坚持原则，团结同志的范例。这是不争的事实。谁料时隔50多年后的九十年代，还是那位记者同志，以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为名，竟又把同一件事写成一篇题为《梅兰芳先生蒙“难”记》的文章。原文如下：

梅兰芳先生蒙“难”记

1949年夏，我在天津《进步日报》(原天津《大公报》)任文教记者。同年10月底，梅兰芳先生应邀由上海北上北平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会后，他应邀到天津市作短暂演出。《进步日报》采通部主任李光诒同志(后任北京《大公报》副总编辑、《财贸战线报》总编辑)派我去访问梅兰芳先生。

11月2日下午，我在天津解放北路靠近海河的一所公寓里见到梅先生。只见梅兰芳身着深灰色西装，他虽然风尘仆仆，但毫无倦容，看上去，很年轻，容貌光彩照人。

“多少年没在天津登台了?”我问他。

“有十四五年了！”他感慨似地说。

和梅先生交谈不久，他的秘书许姬传先生也参加进来。我们的话题逐渐转到京剧艺人的思想改造和京剧改革上来。

梅先生认为，时代变了，社会也变了，京剧艺人需要改造。解放后，人民政府一直很重视这项工作，并且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使大多数艺人开始走上新生的道路。对这一点，他是非常高兴的。

我问京剧如何改革，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梅先生谈了自己的见解：“我以为京剧艺术的思想改革和技术改革最好不要混为一谈，后者(技术)在原则上应该让它保留下来，而前者(思想)也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和慎重的考虑，再行修改，才不会发生错误。因为京剧是一种古典艺术，它有几千年的传统，因此，我们修改起来也就更得慎重，改要改得天衣无缝，让大家看不出一点痕迹来，不然的话，就一定会生硬、勉强，这样，它所达到的效果也就变小了。”他还谈到：“俗话说，‘移步换形’，今天的戏剧改革工作却要做到‘移步’而不‘换形’。”

他列举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的话来加以印证：“西蒙诺夫对我说过，中国的京剧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唱和舞合一；这在外国很少见的。京剧既是古装剧，它的形式就不要改得太多，尤其在技术上更是万万改不得的。”

梅先生还列举一些例子。他说，《苏三起解》这出戏里，就不宜于把解差崇公道演成一个十足的好人，可以加强渲染他的同情心；在《宇宙锋》这出戏里，他把赵忠的自刎改为被误杀：这样更符合剧情的发展；在《霸王别姬》这出戏里，他适当地减低了楚国歌声的效果。戏里说唱歌瓦解了项羽的八千子弟兵，是过甚其词了。他说：“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些初步的改变，还远不能令人满意。”

“那么，梅先生认为应该如何来编写新戏呢?”我进一步提出这个问题。

梅先生说，编写新戏这个工作要认真地做：“比如，在编写过程中第一步要收集材料，这要在整个历史中撷取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精华；第二步要审查内容，就是要去掉材料中不健康的东西，发扬它的积极意义；第三步就是纯技术上的工作了。以上三个步骤，需要大量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来分工合作，只要互相配合好，我想一定能产生很多好的新戏的。”

那次访问，和梅先生的谈话一直是在亲切、和谐的气氛中进行，梅先生毫无架子，对我这个青年记者热情接待，许姬传先生也不时穿插、补充谈了一些很好的意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