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社区环卫工作体制下，街道环卫所大都是统包统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种模式缺乏监督制约和激励机制，环卫工作质量难以提高。2000年６月，武汉市江汉区民族街从尝试“干管分离”的运作机制开始，展开了一场“垃圾清扫、清运市场化、环卫参与社会化、生产合作制度化”的环卫“变法”。如今，这场“变法”又波及了武汉市江汉区的各个社区
用新鲜的管理机制
弥补老城区的先天不足
民族街属于典型的老城区，0.48平方公里的狭窄地域负荷着7个社区、9440户、3万多常住人口，5万多流动人口，社区人口密集，外来人口多，基础设施陈旧……这里曾经是汉正街繁华而杂乱的地区。
客观上的原因为环卫清扫、清运作业和管理带来难度。暴露垃圾、污水漫溢、都市“牛皮癣”……几乎所有老城区的“环境病”在这里都屡见不鲜。
早在1999年，街道党工委和办事处就认识到，街道工作主要是服务经济建设、搞好城市管理和社区建设，这三项工作都离不开社区环境建设。面对居民越来越多的抱怨，民族街内部的争议也越来越激烈，一方说:“老城区先天不足，怎么去搞？”另一方则说:“一个人即使穷一点，也可以穿得干净整洁。”
经过争论，民族街在2000年形成了一个思路:要去做穿得干净整洁的“穷人”，建立一个新的环卫工作模式，创造老城区也能干净整洁的奇迹。
2000年夏天，民族街在全市公开承诺:争创“24小时无暴露垃圾街道”。2002年，民族街成为全市第一个“无癣街”……
在这个“无癣街”的背后，人们至今还记得街道办事处为了让市容监察队真正发挥作用而采取的三项措施:
归位——无论是借出去的人员还是外调者，全部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松绑——取消市容管理之外诸如献血、卖鼠药等无关的业务;
减压——不再给监察队下达10万元创收指标。
三板斧下去，市容监察队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了。
在民族街的每个社区，市容监察队员的照片被贴到各个社区宣传栏里或楼道里，联系方式也告诉了每个居民，监察员每人一本监察日志，记录每天环卫情况，每周在社区里不少于48小时现场工作——通过包干、包路段、包居委会督查环境卫生。这种方式，使全街道10个监察队员全部“沉”到社区中去了。
任何“顽症”也敌不过这种管理机制。2002年，该街实现了“无癣街”的目标，而且一直保持至今。
变法，从执政者“退出”开始
2000年6月，民族街尝试“干管分离”的社区环卫运行机制，将环卫所清扫、清运工作从环卫管理中分离出来，成立了全市第一个正式注册的保洁公司——龙王庙保洁公司。街道环卫所主要职责是对辖区市容环境卫生进行监督和管理。与服务单位签订协议，对提供服务的保洁公司的服务质量进行检查、考核和奖惩，对社区环卫站的工作进行指导、检查和考核，同时环卫所派员负责收取辖区单位和居民的卫生费。保洁公司负责辖区垃圾清运、背街小巷道路清扫保洁。环卫所和保洁公司逐步形成了这样一种机制:政事分开、干管分离——环卫所行政人员包干、包路段，辖区内出问题，个人收入马上受影响;保洁人员在完成核定工作量的情况下，多劳多得。有奖有罚——工作没到位者，一次罚款，二次严重警告加罚款，三次辞退。这项改革为改善民族街社区背街小巷环境卫生面貌发挥了积极作用。2000年11月，民族街第一个通过“无暴露垃圾”验收。
2003年3月，民族街根据武汉市“清洁武汉、美化家园”活动的要求，按照“统一、精简、高效”的原则，实施新一轮环卫体制改革，通过招投标的形式，将7个社区环卫清扫、清运作业权一次性买断，全部推向市场。业内人士评价这次改革是环卫体制上一次彻底的革命。
这次社区环卫作业权改革，将环卫作业人、财、物需求交由市场安排和配置，责、权、利采取市场竞争和淘汰机制，将环卫作业作为一种服务性商品置于买方市场之下，由群众去挑选合格的环卫作业者。
此次改革进一步明确了垃圾清运、清扫的环卫服务作业者不再由处于“垄断”地位的保洁公司来做，作业主体可以多元化，既可以是通过招标获得作业资格的保洁公司、社区环卫站，也可以是居民家庭、下岗职工、低保人员、原清扫工人或若干人组成的小集体。环卫服务作业者的任务更加明晰，包括:清扫房前、屋后、花坛、背街小巷，保持路面干净整洁;垃圾实行容器化贮存，确保无暴露垃圾，垃圾贮存点（容器）干净无外露;垃圾随扫随清，将居民倾倒的垃圾及时清运，逐步做到密闭运输;垃圾箱的保养，做到清洗干净;保持垃圾运输车（板车）整洁。在作业方式上，也把过去的“一扫四保” 变为“两扫四保”，即一日两次清扫，一日四次保洁;垃圾清运由“一日两运”改为“一日四运”。作为街道的环卫服务管理者，其职责更加细化，包括:对生产者的服务质量进行检查、考核和奖惩，街道市容环境督察组每周三次对辖区背街小巷市容环境明查暗访，对各个责任区环境卫生进行检查评分，每月排名通报一次。
在这一次招投标活动中，有60多位竞标者参与竞标，最后有8个机构（人）中标。街道还成立社区环卫作业权买断工作招投标领导小组，招聘严格按照以下程序进行:发布《公告》;发布《招投标须知》（使愿意参加招投标者充分了解相关信息）;招投标报名（填写报名表）;发放《投标通知书》，对经审查符合投标条件者发放《投标通知书》，获得通知书方可进入投标现场;现场招标;对中标者发放中标通知书。
在这一过程中，管理者和作业者形成了自主协商的定价机制:供应者确定价格底线。民族街在实施作业权买断之前，对辖区的7个社区情况进行了调查摸底，根据社区居民户数、人口数以及清扫面积测算日产垃圾量，参照环卫所原定的环卫清扫清运费用，结合社区清扫保洁以及垃圾清运的难易程度、各条主次巷道分布状况等方面的情况，通过分析论证，确定清扫、清运竞标价。最终价格由供应者与生产者在招标现场讨价还价来确定。中标人员按照承包的任务测算报酬，并与业绩挂钩。
投标人中标后，管理者与中标者签订合同（《江汉区民族街社区垃圾清运合同书》、《江汉区民族街背街小巷清扫保洁合同书》），合同详细规定了双方的义务、环卫作业质量标准、违约责任、合同期限。由此，管理者与作业者形成明确的法律关系，将责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
多方共同参与是体制改革以外的亮点
体制改革初步到位后，体制外的因素就显得格外重要。
社区环卫工作中由低保人员产生的监督者是不可忽视的力量。民族街从2000多名低保对象中，选聘105名低保人员在7个社区组建“社区环境卫生义务协管队”，协管队员３人一组，巡视社区背街小巷。其具体任务是:制止乱吐痰、乱扔废弃物、乱堆物品等行为;制止乱倒生活垃圾、乱堆建筑垃圾的行为;制止乱涂写、乱刻画、乱张贴小广告行为并及时清除张贴的小广告;发现污水漫溢现象，及时向居委会和街道环卫所反映;劝阻背街小巷的占道经营行为，对于不听劝阻者，及时向居委会和街道城管执法队反映;劝阻违章建筑行为并及时上报街道城管执法队。
社区内的党员也是义务的保洁员和监督者。社区党支部通过“定职责、定任务、定区域”的制度设置，开展“党员行动在社区”活动，激励党员成为环境卫生的保洁者和监督者。
店主是自律者和他律者。民族街道变临街店铺的“门前三包”责任制为“门前四包”责任制（增加治理“牛皮癣”即制止乱贴、乱画行为），使店主不仅成为自我约束者，也成为对他人违规行为的监督者。街区内436个临街门店“门前四包”的落实率达到100%，店主也成为“不领报酬”的环卫作业者和监督者。
中小学生是积极参与者。街区内的青少年、中小学生被组织动员起来，参加整治环境卫生活动，成为志愿生产者。
社区居民是环境卫生的自我维护者和自我监督者。通过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社区居委会与居民小组长、居民小组长与居民，层层签订“治理三乱”责任书，有效地制约了居民危害环境的行为，促使居民成为社区环境卫生的自我维护者和自我监督者。同时，社区组织和居民对环卫服务工作者拥有监督权。
环卫改革产生了社区互动“共舞”的效果
市场化机制使环卫作业人员大大增强了责任意识，清扫清运人员由原来的“要我干好”变为现在的“我要干好”，中标人“一日四扫，一日两运”，确保辖区24小时无暴露垃圾。同时，环卫作业市场化打破了环卫工人吃“大锅饭”的格局，保洁中标人收入翻了一番，使环卫作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大大增强。和平社区的保洁中标人张秋菲带领自己的两个清扫伙伴，每天早晨4点就起床，在社区进行清扫保洁，一直忙到晚上9点。不仅如此，她还积极向社区居民宣传环境卫生知识，当好环卫宣传员。
环卫所脱离繁重的生产任务后，专门从事管理，提高了管理的效率，也节约了成本。社区也摆脱了“名义上协作，实际上落实”的收费和环卫负担。社区、街道环境卫生状况日益好转，居民也愿意交卫生费了，收缴率从50%上升到70%。
民族街环卫体制改革实践代表了我国社区公共服务的新取向，是社区环卫运行机制的新探索。市民不仅是社区公共服务的消费者，也是社区公共服务的治理者;优质、高效的地方（社区）公共服务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单方面的行为来实现，不是政府机构“跳单人舞”的过程，而是政府、社区组织、私营企业、非营利组织、居民等之间的合作互动、“共舞”的过程;社区治理如何更好地服务于老百姓，取决于发生在政府和市民社会之间互动的质量。
相关热词搜索： 变法 环卫 清洁 长久 美丽下一篇：东风天锦跟踪报道(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