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基于四年多对元阳县箐口村哈尼族歌舞展演活动的田野观察，本文简要呈现了文艺队 的发展历程及存在的问题，认为从日常生活及仪式中抽离出来的“为展演的”歌舞，在现代 旅游背景下已经成为民族文化产品。表达原有价值观念的减弱及经济利益诉求的加大是这些 歌舞活动意义变化的基本方面。村民最终成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主体，展演者报酬递增制 度的建立及完善是这类艺术获得发展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箐口；歌舞展演；文化产品
【作 者】马羽中炜，云南大学文化产 业研究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昆明，65009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 章编号】1004-454X(2008)04-0094-006
Choice of the Paths to the Singing and Dancing Performance of Vi llages——Economic Anthropological Review on the Singing and Dancing
Performance ofHani Nationality in Qingkou Village of Yuanyang CountyMa Chongwei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on the singing and dancing perform ance of Hani Nationality in Qingkou Village of Yuanyang County for 4 years， the article takes a brief on the developing course and existed problems of performance team ，and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the singing and dancing taken out from the daily li fe and ceremony has become a product of ethnic 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 odern tourism. Expressing the weakening of inhere value ideal and the increasin gof request on the economic benefit are the basic parts of the change on the mea ning of the singing and dancing activities. Villagers will turn into the princi p al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al industry finally. The constitution and consummation on the system of reward increase by degrees to the performancemembers will be an important way to developing such kind of art
Key words: the Qingkou Village； singing and dancing performance； cultural prod uct
通过田野作业，对于从日常生活和仪式中抽离出来的为展演的艺术形态进行观察与分析，就 有可能对特定情景中的艺术现象及其意义获得较为全面的认识，①从而为理解当下存在的 各 种纷繁的艺术现象完成一定的知识上的储备。而从村寨歌舞展演的现实来看，关注民族歌舞 转化为民族文化产品，分析这一新兴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中不同的行为主体在发展中所起的 作用以及主体错位可能带来的问题是更具现实意义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了表现当地 民族文化特色、展现或优美或壮丽的生态环境，以便吸引游客，诸如“民族文化生态村”、 “民俗旅游生态村”、“民俗文化村”之类的村寨大量出现。冠以当地村民都不大明白的新 名称的行为都是与这一时期旅游业得到极大的发展紧密关联的。相应地，各种名目的村寨“ 文艺表演队”也不断出现。这些艺术活动的场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组织方式和结构也呈 现出新的样式：既有村民自发组织的、也有当地政府组织的等等。这些文艺展演的共同特点 就是力图通过凸显当地的民族文化、增加民族旅游项目以获得经济利益。基于四年多对云 南省元阳县箐口村的长期田野观察，使我们对处于急速变迁中的这个哈尼族村落的政治、经 济、社会等有了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②从而使观照、理解特定文化事象与具体、单个的 人 及其集合体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得以实现。本文的基本目的就是力图 在关注村寨歌舞展演发展过程的同时，思考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
一
元阳县集中展演哈尼族歌舞艺术的“舞台”设在新街镇箐口村。这个舞台的搭建是与 元阳县开展民族旅游，当地政府将哈尼梯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行动密切相关的。元阳县是 集边疆、多民族、山区、贫困为一体的国家级重点扶持县。境内世居哈尼、彝、汉、傣、苗 、瑶、壮等7个民族，总人口36.5万，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88％，其中哈尼族占全县人口总 数的53.57％。元阳县的民族文化资源中，最为重要的是当地各族人民开垦的宏伟壮观的19 万亩梯田景观。它被中外专家誉为人类农耕史上的奇迹，视为森林—水系—村庄—梯田—人 文“五素同构”的自然景观，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由于当 地政府和学者的努力，旅游开发以及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等工作不断加强，元阳县已被列入云 南省15个“县域文化建设试点县”之一。箐口哈尼民俗村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全国农业生 态旅游示范点”、被云南大学确定为“哈尼族文化研究基地”。作为生产要素的梯田也逐步 被建构成了彰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类文化遗产”的文化符号。③如果将文化理 解 为人类的实践方式及成果的总称，那么可以说，“一切物品或一切使用价值都是作为‘文化 产品’存在的。然而，在专门性词汇的层面上，‘文化产品’特指以提供精神性和社会性为 主要功能的各种物质的或观念的、有形的或无形的产品。这些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产品的商 品化，是在现代社会中才普及开来的一个特殊产物。”④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说， 与哈尼梯田旅游密切相关的村寨歌舞展演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乡村文化产品。
在民族旅游开发之初的1997年，因梯田而来元阳县的中外游客很少，全县旅游收入不足百万 元；2001年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82117人次，全县旅游总收入1394万元；2002年接待游客9 6930人次，旅游总收入2136.52万元；2003年接待游客则106005人次，收入近5000万元。近 两年来发展更是迅猛，2006年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31.03万人次，收入1.65亿；2007年接 待 游客41.51万人次，收入2.79亿元。旅游产业带动战略初现成效，旅游产业作为国民经济 新 的增长点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到，元阳县的民族旅游开发取得了重大的 进展。与此同时，哈尼梯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及旅游开发等种种活动也都在紧锣密鼓地进 行。
为了挖掘和集中展示梯田农业的文化内涵，红河州和元阳县2000年就开始在成片壮观的梯田 核心区筛选较能代表哈尼文化的村寨，并且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努力来打造一张红河哈尼梯田 文化的“名片”。经过筛选，位于梯田核心区的箐口村开始作为民俗文化生态村来打造。位 于哀牢山区的箐口村隶属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新街镇土锅寨村委会。箐口 村现有178户，865人，位于元阳县新街镇南部，至老城区新街镇约6.87公里。箐口村所在 地 区为哈尼梯田核心区。村民传统上主要依靠依山而筑的梯田进行生产。由于村寨自然气候、 稻谷品种、生产技术等条件的制约，梯田稻谷产量是较为有限的，人均粮食产量仅为385公 斤。箐口村农业长期发展缓慢，在近期内通过农业获得发展是十分困难的。探寻新的发展模 式也成为必然的事情。2000年开始，政府作为民族文化资源开发的一个主体开始投 入200万元进行基础设施改建工作。⑤
2003年，在各种旅游设施已经建设完成之后，箐口村在不断接待政府部门的参观团队之外， 也开始接待越来越多的普通游客了。村里当时并没有专职的文艺队，遇到一些重要的场合， 民俗村管委会就把村里人临时叫过来组织一下，跳一跳乐作舞。领导部门越来越觉得作为红 河州哈尼族文化窗口的箐口村，应该展示更多的哈尼族文化内涵，应该增加一些文艺节目方 面的内容。这样，组建箐口村民族民间文艺队的工作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2003年9月，县旅游局开始组建箐口村文艺队。这一年，首先从元阳县攀枝花乡硐辅村请来 了名满元阳、红河、绿春、金平四县的大摩批朱小和。享有“摩批哈腊”头衔(“摩批”是 祭司，“哈腊”是老虎，这表示他是哈尼祭司中资格最高的人)的朱小和演唱的几万行的哈 尼族古歌《窝果策尼果》和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被誉为哈尼民族历史文化的百科全 书。请他来就是为了给文艺队增添哈尼族传统文化的内涵。此外，麻栗寨大摩批李主义、著 名的民间歌舞专家如新街镇热水塘村的白习则等人也请来了。此外，元阳县一些文艺工作者 也被请进文艺队作为指导专家。集中了民间宗教人士、当地文艺精英和箐口村普通村民的20 人的文艺队建成了(其中女队员8人)。为了有效地整合资源，箐口民俗村管委会与文艺队 合二为一。成员平时参与旅游民俗村的管理和文艺排练，有演出任务时就参加文艺表演，平 时则兼顾负责村寨卫生、安全、导游等工作。
由于当地政府的积极组织，以往散落民间的、并不怎么能真正得到艺术研究学者们青睐的哈 尼 族歌舞也在这个时候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些文化遗 产受重视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最为根本的还在于这些文化遗产在现代语境中最终有可能转 化为文化产品的文化资源。近年来，在“原生态”重要性被不断言说的语境下，一般大众游 客都表现出了对“原生态”民间艺术的热情。正是这些市场需要的存在，以往内在于日常生 活中的以及仪式活动中的歌舞就开始以展演的形式呈现在梯田旅游搭起的舞台之上。欣赏这 些歌舞必须付费的现实，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歌舞展演即是提供服务性文化产品的经济活动 ，欣赏则是新形势下的文化消费。而当地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启动、引导并进行经 营运作的重要角色。
二
对于云南的少数民族而言，“能歌善舞”只是就宏观意义而言的，“会说话就会唱歌，能走 路就能跳舞”也有相当的夸张成分。真正说到某个地方，能歌善舞的人未必很多。哈尼族历 史悠久，是西南地区传统文化保留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哈尼族是个喜爱歌舞的民族，其民 间舞蹈，异彩纷呈。过去，“在红河南岸，流行最广的有三弦舞、四方舞、扇子舞、罗作舞 、木雀舞、拍手舞、金钱棍等。”⑥。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有了 较 大的改变，宗教仪式活动也在发生变化，⑦许多地方原本内在于仪式中的歌舞活动事实上 也处于逐渐式微的状态中。正是民族文化的开发活动，使得许多的民间艺术在新的时代中 得以传承，以其自身的变化获得发展的生机。箐口村文艺队的组建，使得哈尼族的一些歌舞 开始集中在这里进行表演。文艺队所表演的节目大都是有宗教含义的，过去往往只能在特定 的宗教祭祀活动中表演。这些节目有许多是来自周边其它寨子，还有许多是来自哈尼族其他 支系的，甚至还有一些是为了旅游的需要而新创的。但是无论它们来自何方，原本在何种场 景中展演，在现代旅游背景下，它们终于在名誉上成为了红河州哈尼族“文化名片”——箐 口村的歌舞。毫无疑义，政府部门积极作为是这些工作得以完成的基本保证。
在确定箐口村展演的歌舞内容的时候，政府部门主要考虑的是这些歌舞的新的符号功能，即 能否最大程度地表征哈尼族文化，至于歌舞原本存在的文化生境或文化栖息地及其蕴含的意 义是不予考虑的，当然也就不会考虑箐口村原本有没有这些歌舞这样的问题。如棕扇舞、白 鹇舞、金钱棍舞以及鼓舞等都不是箐口村的。以最有名的鼓舞为例。鼓舞用于祭祀自 然神灵、祖先和祈求风调雨顺的节日仪式，箐口村原本没有这个舞蹈。箐 口村文艺队的鼓舞是请邻县建水的哈尼族舞蹈专家来教的。建水县的哈尼族，在每年正月 属龙的日子要过“鼓节”。鼓舞过去多由男性表演，这个舞蹈是祈求兴旺发达的一种仪 式活动。⑧在箐口村，女演员也参加这个舞蹈的表演。现在但凡有哈尼族参加的民族艺术 展 演活动中，鼓舞差不多都要登场而成为哈尼族文化的重要符号，正是基于此，像鼓舞之 类的歌舞必须在“名片”中展现。
箐口村所表演的歌舞中只有碗舞和乐作舞一直都存在于箐口村的民间舞蹈。 箐口村跳碗舞的人家现在也不是很多。据调查，大约也就四、五家人还会为 孩子的出生举办这个活动。 箐口村文艺展演差不多每次都是以乐作舞结束。乐作舞原先是 哈尼人在守灵、送葬时跳的一种舞蹈；⑨后经改编成为了欢快的舞蹈。目前，邻县红河县 已把“乐作舞”作为县舞进行推广。根据“乐作舞”改编的节目也曾多次获奖。
简而言之，散布在不同地域不同支系，在不同场合中存在的具有不同文化含义的歌舞获得了 一个集中展示的平台。或者说这些歌舞获得了一个新的文化生境，这些歌舞的概貌在新的栖 息地得到了展现，但其所表征的文化意义很难说得到了表达。因为就是文艺队的队员大都对 表演的歌舞内涵不甚了解。他们基本上是抱着老师怎么教他们就怎么跳的态度在学习和表演 的。尽管主管部门希望这些歌舞多一些“原生态”的东西，但舞台表演色彩依旧是很浓的。 选取民族村寨作为民族歌舞展演的舞台，其本意就是希望整个村寨生活能够成为展演的文化 背景，但这些歌舞展演与村民真实的仪式活动或者日常生活确实没有多大关联，所以表演活 动除了是占用了这个村的地点之外，看不出和这个村子有什么更深的内在关联。而村民们则 在新鲜感过后，也对这些游离于他们生活的演出不再感兴趣。有时，当村里举行葬礼的时候 ，文艺队接到任务进行表演，高音喇叭里欢歌笑语，村民们并不提出异议。那些事尽管就发 生在身边，但都好像与他们的生活无关。而大众游客要么觉得展演不够漂亮，艺术性不高， 要么又觉得不够“原始”，不够“土”。最终，真正为了来箐口村看歌舞展演的人少之又少 ，观看展演成了观赏梯田以及观赏蘑菇房等景观之外顺便看看的点缀。管理部门也对这支文 艺队不甚满意，无奈于演员们的懈怠。而演员们也有自己的不满意之处。产生这些问题的一 个重要原因应该就是作为歌舞展演者及作为展演背景的村民都没有真正成为这一文化产业发 展的行为主体。他们在展演过程中除了提供场地、参与表演之外，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在 经济收入也不甚理想的情况下，他们在开发之初所获得的新鲜感，甚至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 豪感也就难于持久，很难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性。
箐口村的旅游开发，由于投资主体是当地政府，从总体设计到具体管理都主要由政府部门负 责，收入的70%由政府部门收走。村民和文艺队员的实际收益明显偏低。多年来，箐口村民 在负责村寨卫生工作之后，每年每户从旅游开发中的收益只有100元左右。文艺队在经历了 短期的红火之后，许多老艺人都在很短的时间内离开了，尽管情况各不相同，但待遇过低是 重要原因之一。建队之初，每人每月工资仅为150元。尽管在2004年3月之后，通过试用期 的文艺队队员每月工资达到了300元，民间老艺人、管理人员的工资提高到330元。但老艺人 不愿意长期离家，年轻的队员也不是十分安心，这些收入至多只有外出打工收入的一半。20 04年那支文艺队的队员至今只剩下个别男队员了。女队员全部补充了新人。第一批女队员由 箐口村及周边地区的年轻姑娘组成，现在的女队员全部都是箐口村的媳妇。吸收成家的年轻 媳妇进入文艺队在旅游局看来也是出于无奈。先前的那批女队员如果要出嫁还是可以提前知 道并迅速做出替补安排的，有些来箐口看过文艺队表演的一些老板，甚至会私下许诺好工作 及高待遇后将一些女队员带走，这时使得文艺队突然缺少队员，无法表演节目。尽管年 轻队员进行的歌舞展演的水平要高许多，但进来一批走掉一批的情况使得培训成本实在太 高，于是管委会开始在村中找年轻的媳妇来跳舞。因为她们是有丈夫和孩子的，所以不会轻 易离家外出，这样演员就可以稳定下来了。到2007年3月，文艺队已经经历了三次大的队员 补充工作。尽管现在的表演队伍稳定了不少，但个别调整一直都有。而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 不年轻的媳妇的表演水平实在无法和原先的文艺队的水平相比(第一批女队员平均年龄18岁 左右，现在的女队员平均年龄30岁)，她们在表演结束后很少和游客进行互动，很少向游客 推介哈尼文化。她们要忙着回家做家务。音乐一停，工作就算结束，演出效果也就差了很多 。
三
从箐口村文艺队成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即使在民族文化旅游兴起之后，没有外部因 素的介入，绝大多数的民族村寨都是很难进入这一新的行业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低收入水 平造成了资源储蓄率和积累率的低下，使得这些地区在一种自然状态下投资率低，无法形成 对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力。政府在经济以及文化建设方面的投入及参与行为就是力图为社会提 供一个合理使用资源的框架，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整体福利的增加。然而，也许是惯 性作用，政府部门更多地还是按照政府办文化事业的模式在进行文化开发活动的：展示哈尼 歌舞文化而不是努力经营好这一文化产品成为了开展文艺队工作的指导性的思想。
当文化开发活动已经开始产生效益之后，村民们不能真正通过自己的不断的付出获得更多的 收益，其积极性必然受到影响，而且还极易让村民觉得是政府在与民争利。尽管维护村中旅 游设施要花政府不少钱。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政府部门在整个旅游开发活动中，其根本目 的就是要使当地百姓脱贫致富，使村民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如果说贫困的重要原因还在于村 民的可行能力的缺失，那么通过各种途径，在积极引导并扶持村民进行乡村文化产业开发之 后，让村民逐渐成为进行发展经营的行为主体，这从根本上讲就是村民参与市场行为、培养 自身能力的实践活动。村民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也正是政府进行民族文化开发的 题中之义。可能还应该明确的是，通过将这些文化艺术转化为文化产品，在突出民族歌舞特 色的时候，进行内容与形式上的创新，符合大众游客的欣赏习惯，使之较为顺利地进入主流 文化市场，努力使之成为同样也是处于流变中主流文化中的结构性要素，为当地的经济增长 找到新的增长点，从而为当地人带来实际的收益是文艺展演的根本所在。
作为自然性与社会性存在的人既有表达价值观和信念的要求，又有追求财富最大化的动机。 当传统的制度规则能继续为确保社会的稳定提供帮助，并且能较好地表达其价值观和信念的 时候，人们会缺少改变这些制度的动力，而当新的潜在的获利机会出现时，人们会根据制度 的报酬递增特征做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人们都希望在追求财富和奉行价值观方面能够达 到统一，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两者之间存在抵触的时候，是有可能出现“为富 不仁”或“舍生取义”两种具有极端性的选择的，而当考虑到价值观和信念都是历史的产物 的时候，人们更有可能的是在两者之间寻求中间路线。从仪式和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的，脱 离原先场域的蜕变为“为展演”的歌舞所具有的原本的价值观和信念的体现功能明显弱化， 而成为所指模糊的能指或者有象无征的符号。没有了与世俗生活区隔的表演就只能成为世俗 生活的一部分，其展演目的也必然是世俗化的，其生命力就在于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 资本化的转化，以产品的形式获得市场的承认。村寨歌舞展演的可能路径即在于获取利益以 及随着努力加大之后报酬递增的实现。
无论是箐口村的或者登上了中心舞台冠之以“天籁”或“映象”而名声大噪的民族歌舞，都 同样因为表演的时空变化而难说有什么原先仪式中的“神圣性”。这些展演的艺术都要受
“游客”、“领导”、“舞台时间”，尤其根本的还是“成本—效益”等等因素的制约。但 这绝不是对这些展演歌舞进行否定，恰恰相反，民间歌舞成为文化产品的变化正是这些文化 进行自我调适并充分显示出其旺盛生命力的一个具体体现。必须看到，处于社会边缘位置的 少数民族的文化，要取得认可并非易事。适应主流文化的游戏规则并积极参与是必须的，而 要参与进去，自身不作出改变是不可能的。而通过参与最终改变一些既有制度和规则，使自 身获得更有利的位置就是更大的成功。当中心舞台的演唱比赛只有“美声唱法”、“民族唱 法”、“通俗唱法”等标准的时候，云南石屏县彝族的“海菜腔”是拿不到青歌赛大奖的， 当所谓“原生态”也成为一种唱法的时候，云南民歌终于再次显派了起来。其实，当“原生 态”的“原点”在哪里都成问题的时候，“原生态”是相当暧昧的。帕瓦罗蒂演唱的“我的 太阳”不能说是“美声唱法”的“原生态”吗？宋祖英的“辣妹子”不是民族唱法的“原生 态”吗？新出现的所谓“原生态唱法”之所以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就在于通过那些很难纳 入原本的分类标准的唱法也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使得现有的主流分类标准的欠缺性暴露了 出来。
还可以明确的是，村寨歌舞展演和中心舞台上的民族歌舞展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后者在 许多场合还“肩负重任”，是民族团结的符号，在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念上所做出 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最具象征意义的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有过“万方奏乐有于阗”的盛 况。今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新民俗活动的《春节联欢晚会》，无论导演是谁，内容怎么变 ，少数民族歌舞总是要登台的，这些歌舞就是表明这是一个民族大团结盛世的符号。尽管 这些歌舞也很难做到“心有多宽，舞台就有多大”，但它所具有的政治正确等意义使它在中 心舞台总有一席之地。而从村寨歌舞展演的实际情况看，虽然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表征民族 融合的任务是光荣的，但这么巨大的、需要大量付出的任务又不是包括普通村民在内的任何 人可以轻易承担的。没有持续的能真正改善歌舞者生计的激励机制，舞台是难于扩展的。从 另一个层面看，少数民族歌舞内涵上的变化也必然会使这些歌舞逐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及仪 式活动产生疏离感，神圣性也大为减弱。当原本与日常生活或者宗教仪式紧密相关的歌舞成 为了世俗性的展演活动时，这些展演就只能是服务性的文化产品。演出者通过提高服务水平 来获取经济收益便成为必然。歌舞展演就是工作，工作就是要拿工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民族歌舞表演和出外打工不存在本质上的不同，认清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目前箐口歌舞展 演的运作模式事实上是政府主导的，所建立的展演机制也是没能与村寨原有的社会文化有效 对接，旅游开发绩效的好坏与村民关系不密切，企图营造的村寨文化背景难以出现，而脱离 生境的歌舞由于神圣性的缺失而难以让表演者投入更多的热情。
如果不能使村民成为旅游开发以及歌舞展演的真正主体，政府在先期进行投入并搭建好平台 之后，在引导村民开展文化产业开发之后仍然不能将开发经营的主导权交给村民，继续扮演 原本不应由政府扮演的产业经营角色，那么，村寨旅游的管理成本会因村民的积极性不高而 大幅度增加。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及福利增加的良好愿望就难以达到。
仪式中的歌舞原本具有的精神慰藉、社会整合等神圣性在展演的歌舞中是缺失的，日常生活 中的情感表达更多地成为了艺术装饰。展演的歌舞，而不是生活化的和仪式中的歌舞，本身 就意味着它是一种新的文化符号建构活动。更明确地说，这些歌舞展演事实上已经是进入了 文化市场的文化产品。而“文化产品既展现着文化要素向一般经济物品的渗透，又体现着文 化要素凭借产品形式而获得表达。”⑩表演者在这时已经成为了产品生产者，歌舞的对象 也由社区内部之人转变成了大众游客，展演的目的不再是娱神甚至娱人(内部之人)，这一转 变使展演发生了质的变化，展演的目的就是通过遵循资本的原则，最终获取经济利益，在提 供令消费者满意的产品的时候获得自身的利益。这样一来，村寨歌舞展演不再仅仅只是传承 民族传统文化宏大话语的一个部分，而同时还是与村民现实生活相关的一个部分。由此，民 族歌舞文化有可能以新的形式得到很好地传承。
注释：
①参见何明、洪颖：《回到生活：关于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问题的反思》，载《文学评论 》2006年第1期。
②从2003年底开始，作者对红河州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新街镇箐口村进行了长 期的跟踪调查。本文所引材料，除注明者外都出于作者的田野调查。
③⑤参见马罛炜：《文化符号的建构与解读——关于哈尼族民俗旅游开 发的人类学思考》，《民族研究》2006年第5期。
④⑩陈庆德、马罛炜：《文化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 页，第13页。
⑥⑨《哈尼族简史》编写组：《哈尼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页，第130 页。
⑦参见马罛炜、潘春梅：《仪式嬗变与妇女角色——元阳县箐口村哈 尼族“苦扎扎”仪式的人类学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
⑧参见张保华：《云南民族文化概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第309—310页。
〔责任编辑：邵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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