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垄断,给力民企

计划经济剩余的行业、地区部门垄断。他认为这些垄断都应尽快消除。

盛洪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里，有两个关键性文件滋长了行政垄断，一个是1993年12 月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提出作为过渡性措施，在1993年以前注册的多数国有全资老企业实行税后利润不上缴的办法，开启了国有企业不上缴利润的先例；

另一文件为2001年时的经贸委、人事部和劳动保障部联合下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文件直接解除了对国有企业工资和奖金的上限限制，使其可以没有制约地发放国企员工的薪酬，挤压国企利润，而后者本属于全体人民。

此外，政策鼓励央企、国企高管与行业部门官员转换身份，尤其是省部级的互换至今已成组织惯例，成为行政性垄断的一个重要指标，使得提供优惠政策和垄断权的人利益相关。

张曙光以铁道部为例，谈到长期政企不分曾带来巨大行政垄断利益，而打破这一垄断的过程却不乏艰巨。他说，今年两会期间，迟滞10年之久的铁路改革终于迈出关键一步，铁道部正式撤销，依据大部制改革方案成立铁路总公司，铁道部变为铁路总局成为交通部下属局。而2005 年和2010 年的新旧两个非公36条，也都提出鼓励民资进入铁路行业。

不过张曙光指出，两个“36条”一方面吸引民资进入铁路，但另一方面铁路的垄断却在加强。他当场举例说，“广西某地方政府搞了一个沿海铁路公司，在青州港修铁路，运量大增还满足不了西南出海需要，就进行改扩建，铁道部同意了。但是改扩建成功后，铁道部南宁铁路局一纸公文下去，要求这四条铁路的经营权必须委托给南宁铁路公司经营；另一个例子，陕西修了一条西延铁路，成立西延铁路公司。公司成立后一年盈利5个亿，结果西安铁路局同样一纸公文要求委托经营，把经营权收回，结果收回以后，变成一年亏损3个亿。”

上述案例在证明垄断没有效率的同时，也印证了张曙光的判断，“现在不要说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部门，就是一些地方资本进入都不可能”。

铁道部的最新改革，在他看来留下的遗留问题至关重要，目前虽然铁路改革走出了政企分开第一步，但在行政、组织上分开了，经济上还远未能分开。

同时， 据铁路总公司（ 下称“ 铁总”）2013半年报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底总负债已高达29182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62.58%，债务和负债率在逐渐攀升，短期内看不出有回降的趋势。

张曙光建议，可通过还债明晰产权，将铁路总公司变为国家干线铁路公司，将干线铁路的资产按其质量和数量来承接相应债务，把支线铁路公司全部卖给地方、民企以偿债。对于铁道部的债务，当时的铁道部部长盛光祖曾明确表示“负债该谁还就谁还”。公众多担心国家偿债最后变相为纳税人买单。“如果把支线铁路民营化或者变为地方铁路，那么国家偿债是可以的，而且铁路的产权和经营责任也明晰了。若能够通过民企产权，民企经营责任来把铁路国有变成多家铁路公司的竞争，民营企业真正进入铁路这问题就解决了。”张曙光说。

生存环境恶化与产权保护

国企垄断和依托行政权力进行的垄断，对国家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市场秩序带来的阻碍重重，破除非一日之功。值得乐观的因素是改革形势可期，垄断腐败案越来越多地被中央大力打击查处。而与打破垄断相比，一些论坛嘉宾也非常关心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

“目前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非常不好，这是有目共睹的。”陈有西在演讲中对此直言不讳。他以自己近年来接手的多起案例说明，法治社会的建设和完善仍在进行时，民营企业产权尚不能得到有效保护。非法剥夺民营企业家的财产，甚至侵害他们生命的事例时有发生，致使部分企业家转移资产移民海外，“几乎所有的成功企业家，都准备好了护照”。

陈有西分析指出，市场经济改革30 多年来，新的违法犯罪行为、现象发生，不断地立法规制法律行为，中国刑法体系越来越发达，如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就有112 个罪名，发育到最后变成“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结果“每个企业家都在笼子里，全在掌握中”。

“民营经济是弱保护，公有制经济是强保护。这就是我们整个立法指导思想。贪污国有企业500万，可以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但是拿到私营企业里10个亿，只能判15年，判不了死刑，为什么？我们立了另外一个罪叫职务侵占罪，不叫贪污罪；所有的财产一判你是黑社会就全部报销了，你的企业、资产随时给你剥夺掉。”

“非法集资罪”，是悬在每个民营企业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中国民商》企业家座谈会上，企业家代表不约而同谈到这一点。来自绵阳的企业家王光武说，2009 年时国家启动4万亿，流动性很宽裕，很多企业挣到钱一冲动都投了下去，到今年流动性紧张需要资金，或多或少存在融资行为。而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是一个好的路子。企业借钱是很正常的，但是却不得不担心，“这时候政府如果要收拾你很容易，说你这是非法集资，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就能把你抓起来。”

一些专家建议取消非法集资罪、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名取消，得到企业家强烈呼应。事实上在全国各地，存在各种灵活的民间融资模式。从事投资咨询行业的王光武介绍，四川省有上万亿的民间资本，多通过第三方投资咨询公司进行投资。从事民间资本的企业上千家，在政策上弹性非常大，往往就是领导一句话。

在陈有西看来，指导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三大理论“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都改变了，可刑法的立法指导思想还是按照原来计划经济的一套，所以经济越开放，我们的政治理论、管理国家的理论、法律宪法理念和治国的思想越保守，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最后挤在岩石缝里的就是民营企业家。他发出感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不是呼吁哪一个案子冤枉，不解决一个刑法的基础思想，不重新改造我们的经济刑法，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永远会是走在监狱的路上。”

民营企业家精神重筑

尽管面对行政干预、经济行为政治化、法治不完善等多重生存风险，但多数与会专家、企业家代表对前景抱有信心。联讯证券董事长徐刚称“2013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转折点”。

徐刚分析，新一届政府很明确，第一将不再政府主导投资，第二也不能完全依靠国有，实际拉动投资寄望于全社会，尤其是民营经济投资力量。目前民营经济投资渠道不可能通过银行，亟须搭建中小企业融资平台，苏宁银行的筹备可认为是重大突破。同时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考验了金融业，业内称“金融业试演了一次经济危机”，但7月份以来形势明显好转，稳定的货币财政政策将有利于推动金融改革，他呼吁这一改革到了势必进行的关头，应借鉴当年的价格闯关，全面放开贷款利率。

“1992年南巡以后，招商引资第一人邓小平带回来的第一个项目是松下电器，之后世界各国的电器都登陆中国。到了1997 年，中国自主品牌的法人企业加起来达到5 万家。而到了2012年，这一数字仅剩下96家。”回顾家电行业开放的这一历史，太平洋建设集团创始人严介和感慨万千：“从5万家死亡到现在还有96家，死亡率是多少？死掉了99.8%。多么伟大的死去！现在的家电总量更大，质量比过去更好，售后服务比过去更完善，价格比过去更便宜，盲目投资、重复投资、无序竞争的时代成为过去。回顾这段历史，还是感恩改革开放。”

四川赢点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陆海峰呼吁以新商业文明共谋新发展：“新商业文明即以自由、民主、法制、合作、诚信、共赢为核心（自由即自由交易，民主即商量着办，法律即法制轨道，合作即合作共赢，代替算计兼并，诚信为一切做事之本，以利人利己利天下）为目标的新商业合作文化。

这一商业文化的达成，同样有赖于外部环境。正如胡德平所指出的：“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是群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一直在社会生产、服务的第一线，我们党应该如何对待这个群体，如何听取他们的声音和意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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