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裴注的理论价值

摘　要：裴松之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其所作《三国志注》不仅有对三国时期史料的归纳补充，更有裴松之本人对史事、人物及史家、史书的评论。但是，学人多关注其在史注发展上的价值。所以从史学理论的角度，探讨《三国志》裴注的史论特点和史评价值，对于深入认识和全面评价裴注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三国志》；裴松之；史论；

中图分类号：K2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3－0198－04

裴松之奉诏于刘宋元嘉六年(429)完成的《三国志注》一书，其内容主要是“以补其阙”、“以备异闻”、“以惩其妄”、“有所论辩”，即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个方面，不同于以往史注。裴注中不仅有对三国时期史料的归纳补充，更有裴松之本人对史事、人物及史家、史书的评论，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拟就裴注的理论价值作初步探讨。

一、《三国志》裴注的史论特点

裴松之史论主要表现为强烈的统一意识和关注政治得失，这反映出裴松之鲜明的政治思想。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破荆州后，欲东下灭孙吴。其谋臣贾诩提出“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的主张。对此，裴松之批评说：“臣松之以为诩之此谋，未合当时之宜。于时韩、马之徒尚狼顾关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怀吴会，亦已明矣。彼荆州者，孙、刘之所必争也。荆人服刘主之雄姿，惮孙权之武略，为日既久，诚非曹氏诸将所能抗御。故曹仁守江陵，败不旋踵，何抚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将此既新平江、汉，威慑扬、越，资刘表水战之具，藉荆楚楫棹之手，实震荡之良会，廓定之大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然则魏武之东下，非失算也。诩之此规，为无当矣。魏武后克平张鲁，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刘晔之计，以失席卷之会，斤石既差，悔无所及，即亦此事之类也。世成谓刘计为是，即愈见贾言之非也。”这一段议论表明裴松之对当时的三国形势有一个全局的判断，认为曹操南下灭孙吴之行动，是符合当时历史形势的，为实现统一之良机。裴松之更进一步指出，后来曹操征讨张鲁得汉中，没有抓住“蜀人震恐，其势自倾”的时机，从而失去统一之机会。另外，裴松之从大一统的思想出发，肯定了张昭劝孙权投降曹操的主张，称赞其“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这些都反映出裴注史论对指陈形势的兴趣和见识。

裴松之在关于三国时期政治得失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在孙吴政权衰败方面，裴松之作了较多分析，他不同意陈寿关于孙权惑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遂致覆国”的看法，他认为孙权在对待公孙渊的问题上，“愎谏违众，信渊意了，非有攻伐之规，重复之虑。宣达锡命，乃用万人，是何不爱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惟暗塞，实为无道”。他进一步指出：“孙权横废无罪之子，虽为兆乱，然国之倾覆，自由暴皓。若权不废和，皓为世逋，终至灭亡，有何异哉?此则丧国由于昏虐，不在于废黜也。”从中可见，裴松之认为不论孙权是否废除孙和为嗣，孙皓都会继承政权，他指出孙吴“丧国由于昏虐，不在于废黜也”，衰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爱其民”、施行暴政。

裴松之对“忠”、“义”的评论，显示出其明确的伦理思想。首先是关于“忠”的评论。如魏明帝同时营造许都和洛阳两城的宫殿，少府杨阜上疏劝谏：“王者以天下为家，言丰屋之祸，至于家无人也。方今二虏合从，谋危宗庙，十万之军，东西奔赴，边境元一日之娱；农夫废业，民有饥色。陛下不以是为忧，而营作宫室，无有已时。使国亡而臣可以独存，臣又不言也；君作元首，臣为股肱，存亡一体，得失同之。”裴松之针对此段疏文，发表评论：“臣松之以为忠至之道，以亡己为理。是以匡救其恶，不为身计。而阜表云‘使国亡而臣可以独存，臣又不言也’，此则发愤为己，岂为国哉?斯言也，岂不伤谠烈之义，为一表之病乎!”在这里，裴松之认为的“忠至之道”，是要求臣下不顾己身，甚至不顾性命也要劝谏弥补君主之失。而杨阜所谓“使国亡而臣可以独存，臣又不言也”，称不上是为国尽忠。可见，裴松之所理解的“忠”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大利，为天下万民。

对于建安十三年(208)张昭劝孙权投降曹操之事，裴松之赞赏说：“臣松之以为张昭劝迎曹公，所存岂不远乎?夫其扬休正色，委质孙氏，诚以厄运初遘，涂炭方始，自策及权，才略足辅，是以尽诚匡弼，以成其业，上藩汉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计，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顺而起，功以义立，冀以清一诸华，拓平荆郢，大定之机，在于此会。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弊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昔窦融归汉，与国升降；张鲁降魏，赏延于世。况权举全吴，望风顺服，宠灵之厚，其可测量哉!然则昭为人谋，岂不忠且正乎!”裴松之认为曹操有完成统一的能力和实力，假若孙权听从张昭的意见，则天下一统、免于战火。另外，从窦融、张鲁归降所受封赏的事实来看，他推断孙权归降后，仍可保其富贵。因此裴松之称赞张昭之谋略，是合乎忠正标准的。

综上可见，裴松之提倡“忠”并不拘泥于一家一姓之忠，而是以天下、百姓利益为前提之忠。

关于“义”的评论，如三国时魏人郭修被蜀将姜维俘虏，降蜀为左将军，欲刺杀刘禅不得，转而刺杀蜀将费祎，《三国志》和《魏氏春秋》都认为其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者。裴松之却批评道：“臣松之以为古之舍生取义者，必有理存焉，或感恩怀德，投命元悔，或利害有机，奋发以应会，诏所称聂政、介子是也。事非斯类，则陷乎妄作矣。魏之与蜀，虽为敌国，非有赵襄灭智之仇，燕丹危亡之急；且刘禅凡下之主，费祎中才之相，二人存亡，固无关于兴丧。郭修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获于蜀，既不能抗节不辱，于魏又元食禄之责，不为时主所使，而无故规规然糜身于非所，义无所加，功无所立，可谓‘折柳樊圃’，其狂也且，此之谓也。”这里，裴松之肯定了“古之舍生取义者，必有理存焉”。据此他认为，魏、蜀之间并没到生死存亡之机，而刘禅、费祎不过是“凡下之主”和“中才之相”，其存亡无关兴丧。而郭修作为魏人，被蜀俘虏后，既不能“抗节不辱”，对魏主又元“食禄之责”，刺杀费神又导致“糜身于非所”。这种“义无所加，功无所立”的行为只能归为“狂行”。

由此可见，裴松之对于“生”与“义”的关系，并不一味强调“舍身”而看重“必有理存焉”，即“舍生取义”本身的价值。只有当“死有重于太山”的情况下，才去奋起舍生。裴松之的这种认识同前代儒家思想中强调“舍生取义”的概念相较，更强调以理智的态度对待生命与“大义”的关系，在伦理思想上具有进步的色彩。

裴松之的伦理思想，使他在评价历史人物上有

自己独特的标准。除此之外，他还提出“辨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将客观历史形势与人物评价结合在一起，注意到客观历史形势对人们的影响和作用。如曹操的谋臣荀或，“世之论者，多讥或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或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陈寿也评论他“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裴松之却有自己的看法，他在评价荀或时注意分析其所处的客观历史条件，指出当时“王道既微，横流已极，雄豪虎视，人怀异心”，唯有曹操能“一匡屯运”，肯定荀或辅助曹操使得“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具有“仁恕之远”。至于后来“霸业既隆”，曹操意图篡汉，非荀或所能改变的，故而“亡身殉节，以申素情”。所以裴松之称赞荀或：“全大正于当年，布诚心于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较之于一般世人对苟或的评论，裴松之的评论注意到客观历史形势对人们的影响和作用，更符合历史形势的发展，亦可见其史识之高。

以上所论，并未包括裴松之史论的全部特点。但裴松之史论中所包含的统一意识，以及对“忠”、“义”的认识和对历史人物之评价，大致可以反映出裴松之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历史思想的若干特点。

二、《三国志》裴注的史评价值

《三国志注》中有也包含裴松之的一些史评，反映了裴松之的史学批评见解，其内容涉及到史学功用、史书的撰述原则、撰述方法、史书的体例、史书的史论等方面。

关于史学功用。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臣闻智周则万理自宾，鉴远则物无遗照。虽尽性穷微，深不可识，至于绪馀所寄，则必接乎粗迹。是以体备之量，犹日好察迩言。畜德之厚，在于多识往行。伏惟性下道该渊极，神超妙物，晖光日新，郁哉弥盛。虽一贯坟典，怡心玄赜，犹复降怀近代，博观兴废。将以总括前踪，贻诲来世。”即前代的历史可以启发教育人们，为后世所借鉴，而在他作《三国志注》就是希望宋文帝能“降怀近代，博观兴废”，可见其以史为鉴的史学功用思想。裴松之的史学功用思想，使他在具体的注史过程中以此为标准，要求史书记载足以为后世借鉴的内容。如《三国志》记载了孙权对曹魏政治形势的一段分析，他认为曹魏“群下争利，主幼不御”，为乱亡之道。裴松之对此发表评论，指出孙权的分析在魏明帝时未能应验，却在魏齐王时得到应验，因而“史载之者，将以主幼国疑，威柄不一，乱亡之形，有如权言，宜其存录以为鉴戒”。

关于史书的撰述原则。其一，斥虚妄、赞实录。魏晋南北朝时期，史风大盛，史家辈出，史书数量剧增而种类繁多，良莠不齐。而裴松之以“直书实录”为原则，对各种史书进行了评论。他认为：“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妾哉?”提出史家撰史要以“实”为准，慎于记言。如《三国志》中记载了袁绍谋士审配战败不屈而死，而袁蟦《汉献帝春秋》、乐资《山阳公载记》并说：“太祖兵入城，审配战于门中，既败，逃于井中，于井获之。”裴松之对此进行了分析，批评袁唪、乐资：“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以行其书。如此之类，正足以诬罔视听，疑误后生矣。寔史籍之罪人，达学之所不取者也。”从中可见，裴松之认为虚妄不实的史书会造成恶劣的影响，将直书实录视为史家必须具备的态度。其二，斥虚文、夸张、假伪之辞。魏文帝即位后，甄后因失宠而常有怨言，被魏文帝赐死。但王沈《魏书》却记载，“时盛暑，帝欲须秋凉乃更迎后。会后疾遂笃，夏六月丁卯，崩于鄹。帝哀痛咨嗟，策赠皇后玺绶。”裴松之指出：“文帝之不立甄氏，事有明审，”批评王沈《魏书》“不应假为之辞，而崇饰虚文乃至于是，异乎所闻于旧史”，称赞陈寿在《三国志》中删落那些关于“卞、甄诸后言行之善”而“难以实论”的记载是符合实录原则的。

关于撰述方法。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发现“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因此裴松之认为史家要谨慎地对待史料，他本人就对自己所搜集到的材料进行了考异，并对有关史书在使用史料上提出了批评。其一，批评“好奇”。孙盛《魏氏春秋》中记载孔融有二子年8岁，在其被收时，二子正在下棋，听说孔融被收时，以“安有巢毁而卵不破者乎”而端坐不起。裴松之以为：“八岁小儿，能玄了祸福，聪明特达，卓然既远，则其忧乐之情，宜其有过成人，安有见父收执而曾元变容，弈釭不起，若在暇豫者乎?而“盛以此为美谈，”乃是“盖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伤理”。在这里，裴松之指出正是“好奇”导致史书出现虚妄不实。他进一步指出“好奇”的影响，如在关于西晋历史的记述上，裴松之认为：“张瑶、虞溥、郭颁皆晋之令史，瑶、颁出为官长，溥，鄱阳内史。瑶撰后汉纪，虽似未成，辞藻可观。溥著江表传，亦粗有条贯。惟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但干宝、孙盛等“多采其言以为晋书，其中虚错如此者，往往而有之”，从而导致虚妄不实记载广为流传。其二，批评附会。陈寿《三国志》中用预言童谣来渲染公孙瓒的败亡，裴松之认为公孙瓒的败亡是其“因破黄巾之威，意志张远”，试图消灭袁绍而导致的，而“童谣之言，无不皆验；至如此记，似若无徵”。这里，裴松之提出史书撰述中要有真实材料作依据，不能牵强附会。

关于史书的体例。司马迁《史记》首创类传之例，把相同类型的人集中在一起叙述。裴松之对此是极为赞同，他说：“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馀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因此，他对陈寿在《三国志》中的破例提出尖锐的批评。如陈寿《三国志》中将荀或、荀攸、贾诩合传，裴松之认为：贾诩不与程昱、郭嘉合传，而与二苟并列，不合体例，“魏氏如诩之俦，其比幸多，诩不编程、郭之篇，而与二荀并列；失其类矣”。另外，贾诩和荀攸虽都为曹操谋臣，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态度是截然不同的。贾诩在董卓败亡后，建议其试图退归故乡的部将李催、郭汜、张济等人率兵向西，使长安遭到巨大的破坏。裴松之比较之后，认为：“攸、诩之为人，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今苟、贾之评，共同一称，尤失区别之宜也。”

关于史书的史论。裴松之很看重史论的作用，认为史家若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则“拟人必于其伦，取譬宜引其类，故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对历史人物要作实事求是的评价。基于此种看法，裴松之对陈寿在《三国志》中关于董卓、袁术的史论表示不可认同，“臣松之以为桀、纣无道，秦、莽纵虐，皆多历年所，然后众恶乃著。董卓自窃权柄，至于陨毙，计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祸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残贼之性，寔豺狼不若。‘书契未有’，斯言为当。但评既曰‘贼忍’，又云‘不仁’，贼忍，不仁，于辞为重。袁术无毫芒之功，纤介之善，而猖狂于时，妄自尊立，固义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虽复恭俭节用，而犹必覆亡不暇，而评但云‘奢淫不终’，未足见其大恶”。裴松之认为陈寿在史论中并没有突出董卓、袁术的大恶，其史论没达到应有的分量。而对于傅暇，陈寿则又评价太低，裴松之以为“傅嘏识量名辈，寔当时高流。而此评但云‘用才达显’，既于题目为拙，又不足以见嘏之美也”。

综上，裴松之的史评强调了以直书实录撰述原则，以为后世提供借鉴为目的，以分析考证为基础，并对史书的撰述方法、史书的体例、史书的史论提出了有启发的见解。在刘知袋《史通》问世之前，他的这些见解在史学批评史上，应占有重要的一页。尽管刘知紴批评裴注过于烦芜，认为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但裴松之史评中关于史学的看法对其有直接的影响，《史通》中有许多论点直接源于裴松之，如《言语篇》中：“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古今正史篇》中：“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当然，裴松之的史论史评也有不足之处，但他创造的以补充史料、澄清史实和寓史论史评于史注中的史例，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王　轲

作者简介：马艳辉，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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