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３０年的中国美国史研究：成就与问题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0559－8095(2009)02－0118－06

基本状况与主要成就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从最初的起步已经发展到今天相对成熟的阶段，在整个外国史研究中成就斐然。无论是著作的数量和质量，研究队伍的规模和水平，还是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美国史研究在国别史研究中都名列前茅，已为学界所公认。其主要成就如下：

第一，论著数量洋洋大观。粗略地估计，在改革开放30年间，大陆学者发表的美国史论文有数千篇，著作有一、二百部。这一数字自然与美国本土学者的论著数量不可同日而语，但考虑到中国美国史研究起步较晚，专业研究人员数量十分有限以及中国学术出版业经费匮乏等诸因素，这一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了。

第二，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在20世纪80年代，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史、劳工史和外交史等有限的几个领域，今天已经出现全面开花的局面，经济史、城市史、法律史、文化史、宗教史、环境史、现代化研究等领域都涌现了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特别是城市史，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兴起，到现在已经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研究团队。而政治史和外交史等传统领域不仅发展比较成熟，成果迭出，同时在理论、视角和方法等方面都有很多新的探索。如果按照时段来划分，尽管多数成果还集中在19世纪以后的200年，但从殖民地时代到19世纪初的早期史领域也开始受到重视。

第三，论著质量大为提高。在选题、理论、方法、材料和解释等方面，美国史研究已经基本上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等非学术因素对学术研究的束缚和干扰，多数学者可以在纯学术立场上对美国历史问题进行研究。就选题而言，研究者不再简单地根据现实政治的短期需要进行选题，而是关注国家的长远需要，一些学者还提出要根据学术的内在要求来进行自己的研究，着眼于美国史学科的成熟对我们正确认识美国可能带来的贡献，而不要执着于自己的研究在当下的中国是否有意义。就理论和方法而言，国内的美国史研究开始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使美国史研究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之外，增加了很多新的观察视角、解释工具和研究方法。就材料而言，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前，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还主要依赖第二手甚至第三手材料(表现在很多论著主要依赖国外学者撰写的大学教材和通论性著作)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美交往的增多和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主要以来第一手文献从事研究。一些大学要求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必须主要建立在第一手材料基础上。在历史解释方面，绝大多数美国史研究者已经不再将政治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需要作为解释和评判历史现象的标准，放弃给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贴标签的做法，尽量避免以当代人的观念理解和臧否历史人物，能够把历史人物和事件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基于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对历史进行“同情之理解”。这或许可以称之为历史主义在中国美国史领域的兴起。

第四，“学科自觉”意识显著增强。所谓“学科自觉”是指研究者是否对该学科的学科边界、研究对象、问题来源、理论指向、研究方法、文献积累等学科特性和规范有清晰、明确的体认和共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史领域的学术批评论比较活跃，研究者的规范意识大大增强，历史主义和客观中立成为很多学者自觉的追求，对第一手文献的重视和运用已成为共识，这些都是“学科自觉”增强的表征。“学科自觉”意识的提高实际上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

第五，及时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美国史研究者大都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如80年代的政治史和劳工史研究就具有揭露美国民主的虚伪性和突出美国社会矛盾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现代化进程研究、西进运动史研究都试图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服务，而城市史的很多成果也可以为中国制定城市化战略提供借鉴，外交史研究更是可以直接为中国处理对美关系提供丰富的背景知识。同其他国别史领域一样，美国史研究在30年间紧跟时代的步伐，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有益的经验。由于“美国经验”比其他国家的经验对国人更有吸引力，因此在“洋为中用”方面，美国史或许是国别史中最突出的领域之一。

主要成果介绍

这一时期美国史领域最突出的成就当属通史的编撰。单本的通史教材有20世纪80年代黄绍湘编撰的《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20世纪90年代杨生茂和陆镜生合著的《美国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余志森的《美国史纲——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顾学稼等的《美国史纲要》(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由杨生茂和刘绪贻主编、人民出版社陆续推出的六卷本“美国通史丛书”则代表了目前美国通史编撰的最高成就。

包括中美关系史在内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是成果最多的领域。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现代中美关系、文化与美国外交以及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外关系，特别是美国与诸大国的关系。主要著作有：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1987年初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再版)、时殷弘《美国对越南的干涉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蔡佳禾《双重的遏制：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初版，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再版)、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刘国柱《美国文化的新边疆：冷战时期的和平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王玮和戴超武《美国外交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

大陆的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不仅成果众多，而且大量使用第一手的档案文献，是美国史研究中使用第一手文献，特别是美国政府档案最多的领域。在理论与方法的创新上，对外关系史领域也走在整个学科的前列。一些学者顺应国际学术界美国外交史研究文化转向和国际化的潮流，自觉借鉴相关学科，特别是国际关系和文化研究的概念与范畴，如国际社会、国际体系、大战略、文化帝国主义、身份／认同等，出版了一些高水平的成果。

政治史也是中国美国史研究成果非常丰硕的领域。主要著作有：曹绍濂《美国政治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蒋劲松《美国国会史》(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张友伦、肖军和张聪合著《美国社会的悖论：民主、平等与性别、种族歧视》(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石庆环《二十世纪美国文官制度与官僚政治》(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任东来等著《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和《在宪政的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王金虎《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另有论文数百篇。这些论著涉及美国史上的政治制度、政党、民权运动、政治人物和重大政治事件。学者们从20世纪80年代关注政治制度和政党政治扩大到对宪政史、政治文化史和民权运动史的研究，特别是王希教授对美国宪法原则和实践的演变的研究、李剑鸣教授对早期美国政治文化的研究都富有特色，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并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历史上的宗教与美国政治的关系也是一些学者关注的热点。

在改革开放之初曾一度相当繁荣的领域是美国劳工史。中国学者对劳工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人运动史，这与那个时代中国的政治环境显然有直接的关系。这一领域的主要著作有：陆镜生《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友伦《当代美国社会运动和美国工人阶级》(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友伦与陆镜生合著《美国工人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以及张友伦的个人论文集《美国社会变革与美国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些著作在历史解释和人物评价方面虽然不免带有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初期那个时代的色彩，但资料丰富，叙述翔实，对从19世纪到二战后美国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演变、工人阶级内部的状况、工人运动与美国社会变革的关系、美国工人运动的特殊性等问题进行了相当系统而深入的分析，提供了丰富的关于美国劳工运动的知识。随着中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和学者兴趣的转变，美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在90年代后期之后趋于沉寂，近些年基本没有产生有影响的成果。

经济史是美国史学科另一个成果比较丰硕的领域。学者们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后果，如张友伦的《美国农业革命》(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黄安年的论文集《美国社会经济史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和韩启明的《建设美国：美国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社会变迁及其启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关注美国经济制度的演变，包括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以及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等，如胡国成《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路》(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梁茂信《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孔庆山《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三是研究美国的区域经济结构和西部开发，主要著作有何顺果《美国边疆史：西部开发模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周钢《畜牧王国的兴衰：美国西部开放牧区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王岽兴的《制度变迁与美国南部的崛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与经济和社会史相关联的是关于美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这一领域伴随20世纪90年代国内现代化研究热，吸引了不少的学者，并召开过专门的学术讨论会。主要著作有：李庆余、周桂银等著《美国现代化道路》(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洪朝辉《社会经济变迁的主题：美国现代化进程新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和张少华的《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以及会议论文集《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三部专著各有侧重，《美国现代化道路》重点阐述美国历史上财富、权力、价值及其体制的演变，洪朝辉的著作则把美国的现代化看作全方位的社会历史过程，全面探究了美国现代化的进程和特点。张少华的著作则集中探讨美国建国初期以汉密尔顿为一方，以杰斐逊为另一方的两大政治势力对美国发展和现代化道路的不同探索和争论。

就研究的深入和细致而言，中国的城市史研究较为突出。主要著作有：王旭《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和《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区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孙群郎《美国城市郊区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这些论著讨论了美国城市化和大都市化的背景、过程、特点、经济意义以及社会和政治后果，分析了美国城市的地域分布、空间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市政管理、城市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变化，以及不同地域城市类型及其在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美国城市史研究作为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领域为中国城市建设提供了借鉴，具有鲜明的致用特征。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人口流动问题，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相关著作主要有陈奕平的《人口变迁与当代美国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和黄柯可等人的一些论文。

美国少数族裔史和种族关系史近些年来成为一个热点，特别是黑人史方面的成果尤为突出。这一领域的主要著作有：李剑鸣《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高春常《文化的断裂：美国黑人问题与南方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吴金平《自由之路：弗·道格拉斯与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恩铭《美国黑人领袖及其政治思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张庆松《美国百年排华内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以及刊于国内学术期刊的大量论文。这些论著涉及美国种族主义的起源、白人与其他少数族裔的关系、黑人解放道路、黑人文化复兴和政治意识的觉醒、美国的排华政策、联邦政府的肯定性行动等。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摆脱20世纪80年代主要侧重于揭露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和讴歌黑人解放斗争的研究路径，转向更全面地探讨美国种族关系的演变，在理论和方法上也开始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族群研究中汲取资源。在这方面，《文化的边疆》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尝试。

对移民和移民政策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引起学者的持续关注。有影响的著作有邓蜀生《美国与移民——历史·现实·未来》(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戴超武《美国移民政策与亚洲移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一些相关的论文。这些著作比较系统而全面地讨论了美国自建国至20世纪90年代移民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移民涌人美国的历程及其对美国历史的贡献以及少数族裔移民，特别是亚裔移民的命运。

美国社会文化史本应是大有作为的领域，但我国学者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成果也相当有限。主要著作有：黄兆群《纷然杂陈的美国社会：美国的民族与民族文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王锦瑭编撰《美国社会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庄锡昌《二十世纪美国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和董小川《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这些著作对美国社会

文化的主要方面都进行了介绍，但略显浮泛而不够深入，倒是一些论文对某些专题的研究相当深入，如王希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考察，赵梅对美国60年代反文化运动根源的分析。

美国史学史的研究也比较薄弱，目前尚没有全面论述美国史学史的专著出版，但已经出现一批相当有分量的专题论文。主要论著有：杨生茂编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和论文《论乔治·班克拉夫特史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满运龙的论文《共和修正派与当代美国思想史学》(《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王寅的论文《霍夫施塔特与美国改革史观》(《世界历史》1992年第2期)，以及李世洞的《北美殖民地时期史学综论》(《武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等。

在妇女史、军事史、教育史、环境史和法律史等领域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如留美学人王政的《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令湖萍《金山谣：美国华裔妇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陈海宏《美国军事史纲》(长征出版社1991年版)和《美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滕大春《美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王英杰《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变革》(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侯文蕙《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发展》(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等，以及高国荣关于美国环境史的论文和韩铁关于美国法律史的论文。

在历史人物传记方面则首推刘祚昌先生的洋洋130多万字《杰斐逊全传》(齐鲁书社2005年版)，出版后广受赞誉。其他比较有影响的人物传记还有余志森的《华盛顿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邓蜀生《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和李剑鸣的《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等。

存在的问题

其一，相当多的美国史论著选题还过于宏大。题目过于宏大，则不宜处理，研究往往不能深入，分析更无法透彻。其结果是很多著作停留在通论或通览的水平，离国际史学界所定义的专著(monograph，指专题研究)相距甚远。这固然受制于资料因素(题目过小，则资料不易收集)，但与外国史研究长期以来形成的学风不无关系。近年来，由于经费的增多和互联网的发展，很多高校的资料条件大为改善，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有赴美交流的机会，做精细的微观研究的条件在逐渐成熟。在大视野下做小题目应该成为未来中国学者的选题方向。

其二，很多论著满足于传统的叙事，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如对事件的研究多是交代事件的来龙去脉，政策研究局限于对政策过程进行简单的梳理，人物研究则往往写成人物传记。这种“纪事本末”式的论著固然有其价值，特别是在史实重建和提供新知方面有其独特的贡献，但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显然不能停留在这一层次上，而应该是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回答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永恒的，也可能是某个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面对的，史学自然也不例外。一个学者的学术素养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他(或她)能不能提出本学科领域重要的、有意义的问题来。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落后主要体现在我们缺乏提出问题的能力，中外学者们讨论的重要问题几乎都是由外国学者提出的，甚至中国研究领域也是如此。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我们疲于回应人家提出的问题，把人家关注的问题当作我们自己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新形势下的学术殖民，是“西方冲击一中国回应”的新版本。以上是就各学科中的重大问题而言的，其实具体领域中的小问题也是如此。能不能在美国史研究中基于中国学者的关怀提出让美国学者感兴趣的问题直接关乎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地位。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从我们的具体研究做起，提高我们提出问题的能力。有意义的问题的提出不仅建立在对学术史的全面把握之上，同时还需要有跨学科的视野、比较的方法和对现实敏感而深入的体察。优秀的史学论著往往会提出和解决了一个出人意表，而又合乎情理，同时又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而不会仅仅告诉读者过去发生了什么。

其三，研究方法和理论取向还比较单一，缺乏对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与运用。目前大部分美国史著作仍然是传统的叙述史，对人文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基本上还停留在口号上，一些著作号称使用了跨学科的方法，但很多不过是装饰和点缀，真正在其他学科理论的启示和观照下提出问题和建立解释的研究屈指可数。在美国，史学的过度社会科学化被认为消解了史学的特性，因此近年来有学者大力倡导“叙事的复兴”。而在中国，传统叙事的主导地位使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仍是一个“未完成的事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众多，其中最重要的恐怕在于我国高校的研究生培养体制。目前各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的学术训练大多局限于在历史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上，而缺乏跨学科方法的训练，不仅研究生培养计划中没有跨系选课的要求，一些导师甚至不鼓励学生涉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知识，把应用其他学科的概念和理论视为取巧和赶时髦。实际上，借鉴跨学科的知识不仅可以扩大我们的学术视野，深化我们对历史现象的认识，而且可以发现单纯依靠史学训练无法发现的问题。是实现学术创新的有效途径。

其四，对国际学术前沿关注不够。很多学者不大关注国际史学的趋向，未能追踪美国本土的史学研究动态，闭门造车的现象还相当普遍，真正在国际学术前沿领域进行研究的学者还属凤毛麟角。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固然是为了满足中国读者的需要，不能在美国学者后面亦步亦趋，但完全不理会国际学术界的动态，在学术研究越来越国际化的今天，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也使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无法走出自身设定的藩篱，更遑论与美国学者对话。其实，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与美国实际上面临很多相同或相似的问题，国际学术前沿问题并非与中国毫不相干。恰当的做法应该是密切关注国际史学动态，在国际学术前沿选择既富有新意，又能满足中国读者需要，同时又有助于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的问题进行研究。

其五，跟风现象仍时有出现。这里的跟风主要是指跟现实政治之风，而非学术时尚之风。前文提及，现实关怀一直是中国的美国史学界很好的传统，但现实关怀的本质含义是指以一种对现实有意义的方式来切入历史和研究过去，主要表现在学者应该根据自己对现实的把握和感受来选取题目，而非使用历史来满足现实政治、意识形态和功利主义需要。前者是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产生的前提，它要求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止步于构建自己的解释之前；而后者则热衷于以现实的需要和标准来解释和评价历史现象，导致对历史的歪曲。跟风就属于后一种，它对史学的戕害可能更甚于一些平庸之作，是今后应该极力避免的。

总的说来，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从无到有，经过三代人的筚路蓝缕和辛勤耕耘，已经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是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毕竟为时尚短，整体水平与美国本土学者的研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平庸甚至粗制滥造之作还时有出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要想产生国际影响，在国际史学界占有一席之地，至少还需要二、三代人的不懈努力。

责任编辑　宋　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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