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目标、研究思维和引导假定的设定

2022-04-07 11:20:32| 浏览次数：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都为其理论研究预设了一个参照系，以作为更好地分析和解释现实的标尺。但是，这两类参照系的性质是不同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参照系是一种理想状态，体现了事物的本质应该具有现实性和可实现性；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预设的抽象假设是为了解释的方便，不具有现实性和可实现性。正因如此，两者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蜕变为一种解释性的学科；而马克思经济学则不仅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显然，从解决问题这一科学的根本目的来看，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路线比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全面，所设立的理想状态也更有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参照系；理想状态；抽象假设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5-0017-07

一、引言

迄今为止的各经济学流派都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基础之上的：它们都是在特定的解释共同体范围内按自身标准进行自圆其说的演绎和证明。为此，程恩富在《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一文中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都置于假设的基础上进行讨论。〔1〕问题是，两者的假设设定其性质相同吗?显然，通过对各自假设的比较，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两大经济学分支的特点，从而可以对两大理论的合理性进行比较。新的问题是，假设之间可以进行比较吗?用学术语言来表述就是，相互竞争的引导假定之间是否存在可通约性?赞成不同的引导假定的科学家之间是否可以或是如何进行对话、交流的?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科学哲学家和方法论专家都认为不同的引导假定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它表明，相互异质的研究传统使得人们之间的争执和讨论达到理性的一致是不可能的，人们说着不同的事情，即使使用相同的语词实际上也是在表达着不同的意思。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对不同的引导假定进行优劣比较呢?劳丹认为，科学是一个寻求解决问题的体系，知识的进步在于解决越来越多的重要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对不同流派进行比较时，最根本的标准是看其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实，弗里德曼通过引入数理逻辑而发展出逻辑实证主义，其最初目的就是为经济活动提供更为精确的预测，从而对经济政策提供指导。但不幸的是，由于逻辑实证主义无论是在解释的逻辑、确证的逻辑或理论构建的逻辑上都存在着严重缺陷，因而导致受之支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无论是在解释、预测还是指导实践等诸层次上都很不成功。譬如，麦金太尔就写道，“在‘滞胀’发生以前，没有一个经济学家预见到了；金融理论家的著作在预言通货膨胀的正确率方面，已明显失败了……1967年以来，依据最复杂的理论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供的预测，还不如运用常识或下述幼稚预测方法来得成功，即以前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为指导，或假定后六个月的通货膨胀率将相似于前六个月”。〔2〕而且，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尽管经济学模型的复杂性在不断提高，但预测精确度却依然差强人意；正如罗森伯格指出的，“经济学理论似乎永远地停留在一般预测的水平——这些预测告诉我们某些变化在某时、某地将会发生，而不能告诉我们何时、何地、多么大的变化会发生。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严寒之后桔汁会上涨，或者对高等需求不会很有弹性。但是，它似乎从未能以更准确的方式改进这些预测，指出价格上涨多少或无弹性的系数是多少”。〔3〕正是随着在预测上的接连碰壁，受逻辑实证主义支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转变成解释性的而不是预测性的学问，更不是用于改造社会的学问，各经济学流派都基于特定引导假定对经济现象作一些描述或解释性工作。

从经济学说史来看，经济学的这种转变主要发生于边际革命之后，那些热衷于数理逻辑分析的学者将其研究对象从公共领域转向了私人领域，从而很少能够在社会经济的预测上取得成功。譬如，作为统计学先驱的杰文斯就热衷于通过各种数据对经济季节性变动进行解释和预测，但是他的预测常常出现问题。他曾担心稿纸短缺而买了一大堆稿纸，以至于他死了50年后他的子孙们也没有把它用完。再如，曾任美国计量经济学会第一任会长以及经济学会和统计学会会长的费雪也根本预见不到1929年的经济危机，而且，即使在大危机已经来临之际，也坚信危机很快就会过去，从而不断增持华尔街股票，结果损失惨重而只能回去教书。事实上，很早就认识到经济危机并提出告诫的那些古典经济学家如劳德代尔、马尔萨斯、西斯蒙蒂、马克思等人都不热衷于数理，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功底；相反，像古典经济学家中的李嘉图、萨伊、穆勒和边际效用的先驱古诺、杰文斯、瓦尔拉斯以及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数学或抽象思维能力都很强，但却都极力否认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可能。况且，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极力排斥马克思经济学，但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类历史上却作了非常成功的预测，对人类社会制度的改造也发挥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里昂剔夫就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长远分析“这一记录的确令人印象深刻，它包括财富日渐集中、中小企业迅速消亡、对竞争逐渐施加限制、技术不断进步并伴之以固定资本日显其重要性。最后，同样重要的是，经济周期反复发作，其强度不会有所减弱。这一系列在现实中得到印证的预言，无人能及。反观现代经济理论的所有精华，也实难发现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4〕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弔诡”呢?为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技术更为发达了，但其预测和指导社会实践的功能却在下降呢?关键就在于不同经济学流派的研究思维：马克思经济学把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来研究，发展了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这一路线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为社会事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把经济学当作自然科学来研究，从而继承和壮大了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这一路线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割裂开来，要么热衷于纯粹的逻辑推导，要么局限于现象的实证。里昂剔夫就问道，“那么，马克思这一系列成功的预言对现代经济理论有什么意义呢?……希曼(Heimann)教授在其著作中对他们的态度有很好的表述，马克思为我们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最具综合性、给人印象最深的范式。所以，马克思经济思想之于现代经济理论的意义变成了一个方法论的问题”。〔5〕显然，正是这种不同的研究思维，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基于的引导假定具有根本不同的特点，从而对社会实践发挥了截然不同的作用。为此，本文重点探究两者在研究思维和引导假定上的差异。

二、两类参照系的比较：“理想状态”和“抽象假设”

马克思曾强调，问题不在于认识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认识世界也是为改造世界服务的，而改造世界必然会打上个人的印记，它首先要对目标有大致的认识。固然，我们在改造世界的时候要提防理性的自负，但是，如果没有“改造”世界这一目标，不管是个人直接的改造行为还是通过知识的传播间接促发他人的改造行为，学者都将丧失其存在的意义。正是基于改造现实生活中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基本诉求，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在进行理论研究时遵循了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思维：首先透过现象探究经济问题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其三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其四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最后是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因此，马克思经济学是把本质作为衡量现状异化程度以及未来复归的基本参照系或理想状态，正是基于这种理想状态，我们可以对现状的合理与否进行评述；并且，通过对现实制度内在缺陷及其成因的剖析，有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合理办法。

相反，自边际革命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就开始将经济学的理论和应用区分开来，例如，内维尔·凯恩斯认为，“理论和现实的研究不应该被系统地搞到一起，或者被杂糅在一起”，因为“把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放在一起来讨论这种想法，有可能妨碍我们对其中某一个问题作出清晰的不带偏见的回答。”“把理论研究与实际研究结合起来，有可能把大众的似是而非的判断理论化为一些经济现象的本质。”〔6〕正因如此，西方主流经济学所主张的理论经济学逐渐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构建纯粹公理体系的数理模型，但这种纯粹公理体系仅仅是象牙塔里自我思维的形式或概念产物，它不要求经济学能够给予经济行为人的行为以及经济整体的运行以可靠的指导，更不把经济学视为一门经验的科学。二是将实证经济学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强调实证经济学是客观性描述的学科而不是预测性的学科，实证经济学的这种客观性经过弗里德曼等人的宣扬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共识。正是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越来越偏重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理论经济学的作用逐渐被限定在解释世界这一层次上，而越来越不涉及预测未来和改造实际等问题；当然，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解释，也需要设定一定的参照系，这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预设前提。

尽管古典经济学的本质探究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先验假设都为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预设了一个先验的理想状态，把它作为理论分析的基准或参照系和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但是，由于两者理论研究的目的存在如此的差异，因而它们对理想状态或预设前提的设定是根本不同的。程恩富等学者试图以“理论假设”这一共性媒介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沟通起来，从而为两者的交流和对话提供一定的平台，事实上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是很不够的，需要我们对两者的差异作进一步的深入探究。只有通过分析两类引导假定上的差异，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何以能够用于社会实践的理论指导，理解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何越来越蜕化为一门解释性的学科；同时，也可以真正挖掘马克思经济学在理论研究上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以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危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两者在实践应用上的这种差异呢?其根本上在于两者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差异。

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根植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采取的是平均主义的分析方法，分析的是整体和宏观现象，并以平均数为基准分析个体的竞争行为和要素流动。显然，这种平均主义方法很难得到精确的均衡状态，但可以剖析经济现象的变动趋势，而这种变动趋势与社会力量结构有关。〔7〕例如，只要工人阶级的谈判力量强大了，工资就会提高，其他诸如利润、地租等也都是如此。由于平均分析不能得出单个要素的边际贡献或份额，而且，这种份额也不是固定或可计算的，而是社会力量进而是社会制度的函数，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力图通过制度分析探究每个人份额的合理限度，并试图通过改变社会制度影响各自份额。也就是说，那些热衷于经济史分析的古典经济学家往往基于平均分析研究经济现象，并借助制度分析探究这种平均出现的深层原因，因此，它可以深刻地揭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挖掘经济活动的一般趋势。正因如此，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社会中的个体利益是对抗的，而每个人的应得份额则是马克思所关心的；这种应得份额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该事物的本质，是要通过制度变革实现的理想状态。为此，马克思经济学在分析现象时所设立的参照系是一种理想状态，这种理想状态是对事物本质的反映，是已经被异化了的现实事物未来发展的改造方向，因而应该具有现实性和可实现性。例如，马克思等在探究企业组织时，把企业的本质视为一个进行生产协作的联合体，以此作为理想状态，马克思试图通过壮大工人阶级的力量以及社会制度的变革实现企业组织朝这一本质进行回归。〔8〕

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采取了边际主义的分析方法，分析的是个体和微观现象，并以个体最大化为基准探究市场资源的配置。显然，这种边际分析方法认为参与市场和分配的各种要素的贡献是可以确定的，从而社会可以由理性导向精确的均衡状态。但问题是，边际分析所基于的是理论上的计算理性和逻辑推理，并不是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辨识的，特别是在多要素共同生产的过程中个体的边际量更难以确定，因此，这种分析主要还限于理论，得出的均衡状态不但是不现实的，更不能对现实中各种不均衡状态进行探究。〔9〕显然，正是由于那些热衷于所谓纯经济学而从事数理研究的经济学家过分扩大了人的理性，其思维往往又被框定在特定的制度短视下，从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看不清宏观经济的变动。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局限于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并用边际分析来探究最大化和均衡，这种均衡分析当然也就看不到经济现象内在的矛盾和冲突。正因如此，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经济现象是均衡的，不同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经济学关心的是这种均衡是如何形成的，从而发展出了一套解释性学说。为此，西方主流经济学所确立的分析参照系基准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抽象假设，这种假设不但与现实相脱节，并且也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事实上，这种假设是以不现实的抽象分析为基础的，它的主要目的是出于解释现象的方便，而不是社会改造的方向。阿罗就曾经说过，一般均衡理论中有五个假定，每一个假定可能都有五种不同的原因与现实不符；再如，新制度主义的企业理论是建立在科斯中性定理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而科斯定理的基础——零交易成本——非但不现实，而且永远不可能达到。

同时，理想状态或假设前提这两类参照系所设立的途径也是不同的。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注重对具体经验事实的概括，强调从人类历史的演化过程中发现未来的发展趋势，并把最终的状态视为理想状态。当然，这种理想状态又往往遵循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它必然在以前的历史阶段中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因而它特别注重对各种影响因素的考察，探求历史上可能存在的那种类似的理想状态。为此，马克思经济学注重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调查，注重对事物发展历史的梳理，相应地，它把经济学纳入社会科学领域，强调广博的社会科学知识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性。事实上，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多是社会科学领域出身的，他们往往具有非常深厚的哲学、伦理学、法学、史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等方面的知识，如斯密、马尔萨斯、马克思、穆勒、西斯蒙蒂、霍布森、凡勃伦、加尔布雷思乃至马歇尔等都是如此。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极力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就如物理学中的无摩擦状态是一种现象，而通过小球在平滑平面上直线运动的试验永远得不出均衡状态一样，它也强调经济学的理想状态是想像出来的，是一种彻底思考的纯粹状态，而不是实践或经验的产物。为此，新古典经济学强调想像力的训练，强调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其一般的研究思路是：首先设想某种均衡状态，其次研究该状态下的情形得出均衡状态下的结论；再次以这种假想的均衡状态为视角对现实进行解释。自边际革命开始，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基本上都是来自数学界或者工程界的人士，他们的社会科学知识狭隘但抽象思维能力发达，如古诺、杜普伊特、杰文斯、瓦尔拉斯、帕雷托、埃几沃斯、费雪、凯恩斯以及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多如此。

关于这两种分析路线上的差异，这里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路线，我们可以明白，资本的内在价值取决于资本在协作生产中的作用，而现实中的资本利润则取决于各方的谈判势力；而且，即使根据夏普利权力指数，现实中资本获取的利润也与共同生产所起的价值有一定的相关性。〔10〕一般地，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资本的价值和利润都有下降的趋势，这已经为长期以来的经济史实所证实。显然，由于古典经济学家贯彻了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不但积极探究事物的本质，并努力挖掘现实因素对事物发展的影响，所以，从早期的经济学家李嘉图、马克思直到现代的凯恩斯、哈罗德和多马等人都坚持“利润率下降”这一观点，而把其他的诸如技术进步、制度革新、资本转移等视为对这一规律的干扰因素。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以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却逐步把经济学纳入一个纯粹想像而与经验事实相脱节的发展轨道，它追求的不是事物的本质，也不努力寻求对经济现象的进一步了解，而是偏向于设定一系列的先验预设，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运算。于是，尽管任何一个国家的统计资料都明白无误地表明资本生产率是不断变化的，但与古典经济学分析路线截然不同的是，后来的新古典主义者卡尔多等却依旧大胆假设资本生产率不变是经济长期增长的特征。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放弃了对利润来源的本质探究，甚至可以完全无视利润率下降的历史事实，把短期内的利润相对稳定视为常态。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更多地用来说明利润率为什么还没有降到零的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全球化等等因素，现在反过来被融入说明利润率不会下降的均衡增长经济学框架中。而且，基于抽象研究的嗜好，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还从凯恩斯经济学中延伸出一门独立的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专门学科，并在一般均衡理论的指导下发展出各种经济理论和模型，结果，索洛模型、拉姆齐模型、戴蒙德模型等都成为增长经济学的出发点，从而彻底改变了增长经济学的方向。

三、主流经济学使用抽象化假设的原因及问题

西方主流经济学之所以注重并不现实的均衡分析也有其自身的理由。一方面，这种将问题简化或理想化的研究方法为更深入的研究建立了一个最基本的研究平台，这就像物理学科一样，为了研究一个问题，先抓住最本质的东西，从最简单情况的研究着手，然后再逐步深入，考虑更一般和更复杂的情况。另一方面，尽管作为参照系的经济理论可能有许多假定与现实不符，但它却为衡量现实与理想状态的差距制定了标尺，使得人们看清各种理论模型或现实经济制度与理想状态之间的距离。譬如，田国强就写道，“标准的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就是按这个思路进行的，先研究最简单情况下的个人选择问题，以此建立一个研究个人选择的基本研究平台。从这个平台出发，人们可以考虑经济人之间相互影响这个更一般情况下的选择问题：个人效用或利润不仅依赖于他自己的选择，也依赖于他人的选择，从而个人的均衡结果是他人选择的函数。微观经济学中关于垄断、寡头、垄断竞争等市场结构的理论就是在更一般情况下——厂商间相互影响下——所给出的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是基于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之上，属于更高一层次的研究平台。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为研究在各种情况下的个人选择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研究平台，一般均衡理论则为研究在各种情况下所有商品的市场互动，如何达到市场均衡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研究平台。”“最近30年发展起来的机制设计理论又是更高一层次的研究平台，它为研究、设计和比较各种经济制度安排或经济机制(无论是公有制，私有制，还是混合所有制)提供了一个研究平台，它可以用来研究和证明完全竞争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和利用信息方面的最优性及唯一性。”“通过与完全竞争市场这一理想制度安排相比较，人们就可以知道一个(无论是理论或现实采用的)经济制度安排在资源配置和信息利用的效率方面的好坏，以及现实当中所采用的经济制度安排与理想的状态相差多远，并且提供相应的经济政策。”〔11〕但这里显然存在两个严重的问题：一者，经济学中的核心假设根本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核心假设，它并没有体现出事物的“实在”；二者，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参照系根本不具有现实性，从而并不是可实现的理想状态。

而且，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只要将均衡状态搞清楚了，不均衡的情形分析起来就有了逻辑，也更容易搞清楚。为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几乎将经济学所遇到的问题都设想为均衡状态。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譬如，就一般均衡理论而言，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对所有的市场所设想的一种理想状态，根据这种理想状态，整个市场的生产和交换将处于一种帕累托最优状态，那么，为什么现实中的市场往往不是帕累托有效状态呢?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是现实中的市场还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还面临着问题：在存在多重均衡的情况下，哪个帕累托状态会出现呢?更不要说完全信息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因为市场中的价格作为信号本身就内含着悖论：价格一方面反映了市场的供求信息，但另一方面又没有也不可能包含搜寻的成本信息，否则，人们就失去对信息搜寻的动力。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谓的长期和短期之间本身就是相脱节的：注重长期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世界视为均衡的，而关注短期问题的凯恩斯经济学则认为现实是非均衡的。那么，这两者能够实现有机的统一吗?显然，至少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合理的统一理论出现，更没有社会一般均衡如何达成的真实刻画；相反，仅仅是为了理论上优美，在将个人选择化约为理性最大化的基础上构建出“一般均衡”这一高度抽象的表述。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对均衡状态的假定本身是由人是理性的这一先验预设推衍而来的，而这一先验预设与现实是相悖的。事实上，不均衡的现实状态已经反映了人的行为不是理性的，或者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定义的那种理性。一般地，经济学要模仿物理学构想一个均衡的理想状态必须存在这样一个条件：经济均衡是客观的，从而能够符合某种普遍规律，但问题恰恰在于，人类社会本身就是复杂多变的，任何社会领域都不可能存在一个普遍的均衡规律。

正因如此，马克思本人就曾极力批判当时在庸俗经济学家中已经逐渐盛行的基于先验预设的纯理论构建，他写道：“不要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国民经济学家只是使问题堕入云里雾中。他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之间的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关系，假定为事实、事件。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恶的起源，就是说，他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12〕正是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不仅关注市场价格等现象，而且深入其背后隐含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分配等本质；不仅探究静态的收入分配等经济性问题，而且分析分配制度的起源和演化等社会性问题。譬如，马克思就坚持继承从人的劳动以及劳动对财富的创造出发揭示事物的本质，如马尔库塞指出“经济学(也)正是通过劳动概念而回到了更深层的、作为经济学基础的领域——亦即，对劳动概念所作的每一次彻底经济学的讨论都要求回到这种基础的、超越经济学本身的领域。”〔13〕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第一个抛弃的就是对劳动的本质分析，用简单的供求来分析事物之间的数字联系，或者最多把劳动视为一个外在的投入要素，从而把价值转换成价格问题。正因为如此，古典经济学家特别强调把经济现象与社会关系联系起来，考察经济现象背后基于利益分配的价值判断，从而浸透着对社会正义的关注；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孤立地看待经济现象，从而日益成为脱离“人”的学问，并走上了机械而形式化的道路。基于这种认识，森对古典经济学和价值理论源泉很感兴趣，并且通过对价值理论(不论是劳动价值论，还是效用价值论)的关注而逐渐认识到相对价格理论的缺陷。在他看来，由于在价值理论的视野里有规范性价值判断的因素，因而可以帮助人们识别一项成功是否有社会意义。

其实，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非现实假设分析是建立在弗里德曼倡导的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基础之上的：理论合理与否与假设现实与否是不相关的。弗里德曼将方法论的焦点置于经济理论的成功预言性上：假说靠其预示未来的正确性来检验而无视其显而易见的错误假定。这种理论鼓励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在其解释性假说中放入已知的虚构实体，而无视社会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东西——按发生的因果机制找出任何理论个体的本质和实在性的科学事件。为此，劳森批评这种研究违反了正确抽象化的两个原则：一者，正确的抽象化必须要与真实的机制相关而非将方便的假设理想化，经济学家应该将其注意力放在对于真实生成内在机制的科学探索上，而不应该放在理想化、启发式虚构和外向式经验主义的条件上；二者，正确的抽象必须与本质有关而非仅仅涉及最普遍的性质，经济学家应该重视构成日常经济生活基础的事件、个体和经济结构的本质和趋势，而不应该过分地使用高度概括化的方法论。也就是说，合理的经济解释首先要从经济现象中抽象出经济生活的本质，然后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它。显然，西方主流经济学仅仅将经济学解释变为对未来的正确预测，并且还是建立在错误的抽象方法之上。进一步地，博伊兰和奥戈尔曼提出的因果关系整体论指出，探求原因和探求解释是有区别的：后者取决于背景叙述，既可以依赖前者，也可以不依赖前者，但前者完全独立于后者；而理论应该建立起为自然阶级社会中的可观察事件和原因提供准确描述的模型，而那种基于工具主义的功能性解释则属于应用的领域。〔14〕这种因果关系整体论具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它拒绝任何先验的因果关系惟实证；二是它反对将因果性化约为相互关系的任何经验主义理论；即因果关系整体论实际上强调先验和经验之间的调适，强调从经验中发现本质，获得超验的认识，而这种线路在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思路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四、简短结语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存在用于解释和观察现象的参照系，但两种参照系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经济学所设立的是一种理想状态，它成为社会改造的指南；而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设立的是一种抽象假设，仅仅是出于现象解释的需要。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则逐渐蜕变成“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或者完全与政策无关的学科”。〔15〕事实上，正如劳丹的科学进步理论所指出的，科学的目标在于尽量扩大已解决的经验问题的范围，与此同时，尽量减少或缩小反常问题和概念问题的范围。一般地，一个理论解决的问题越多、越重要，那么，这个理论就越好、越完善。显然，就解决问题这一目的而言，马克思经济学更有意义，其设立的理想状态也更具分析力。而且，从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这一学科特性来看，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分析线路也更为符合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相一致的要求，它比新古典经济学中割裂的数理模型和计量实证的分析路线更全面。究其原因在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思路把经验和超验联系起来了，不但可以探究长期的理想状态，也可以通过权力结构等因素考察和解释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变异形态；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却基于不同的引导假定形成不同的解释共同体，且这种引导假定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因此，如果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看成是注重表象之“道”，那么，马克思经济学则更看重事物内在之“理”。

当然，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分析差异，在于两者赋予经济学理论的根本目标不同。一方面，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主义不承认现状的合理性，认为现状深深体现了强者的意志和利益，是对社会事物本质的异化。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也希望改造世界，这就必须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探究，而且它所预设的理想状态是可以实现的。另一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通过供求均衡而合理化了现实中的社会制度，从而成为为既得利益者进行辩护的学说，而不是为改造现实社会服务的学说。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仅仅是为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及行为提供解释，仅仅是出于给人以观察的视角才设定了一个标准参照系，这种参照系也根本不是它希望能够且努力实现的理想状态。究其原因在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接受了实证主义和“私恶即公益”的基本思维，在供求分析框架下把基于力量对比所决定的存在视为合理的，从而缺少了批判的力量和本质的探究。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并强化了源于19世纪的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用力量博弈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从而强化了社会的异化倾向。事实上，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经验科学而不是数学的分支学科，因而它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对现实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上，如布罗西耶强调的，“规范性并不是一个低劣的标志。要明确地承认规范性理论是‘我们人类社会历史活动中无所不在的规范性’的体现，而不是要去刻意地把它装扮成一门失败的实证科学。实际上，关于这种无所不在的规范性的研究，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真正对象。”〔16〕因此，经济学的理论探究就必须遵循古典经济学家开辟的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需要探究事物的本质，从而需要关注理想状态设定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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