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会变形的。可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情义会不会变形?当生死摆在两个相互误解的人面前的时候，选择是很痛苦的。
关于几十年前发生的那一场战争。我和我的战友们常常会提到战争结束之后的情义。我们宁可提到一个人也不想去见这个人。因为。我们害怕见到了，现在的一切会把当年的英姿打得一地碎片。捡都捡不起来了。
老孙长着络腮胡子，一得意就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顺着腮帮子轻轻地滑下来，像娘摸小婴儿的脸，把自己一腮的胡子茬，挨个儿捋一遍。他说：“这味道，跟吃花生米一样!”
老孙没有右手。从手腕起，光着。
老孙的右手光荣在1979年的越南。可能现在那个丛林里还可以找到那只拿着枪的右手的DNA。也许在一旁不远的地方还有别人的DNA。因为那战斗打得太赤膊了。老孙说当时，二月份，丛林里闷，他把军装脱了，没想到就成了火箭筒的最佳目标。他的贴身背心是红的。
老孙是军里的作战处参谋。二等功臣。本来是要转业的。副军长说：“我们家里还多一个人吃饭。少他一套衣服?他那只手是我们的光荣。谁他妈的操蛋东西让老孙走的?叫他来!”老孙哭起来，娘们似的。老孙当过副军长的警卫员，忠心。本来他用不着上去的，他咬了手指头写了血书。副军长心一软就让他去了。哪知道就光荣了一只手呢?副军长说：“我对不起他。”
一次军里开排以上干部会议。副军长在台上说：“是山东人的举手。”
台下刷地一大片，林子似的绿色。
“上过越南的山东人举手。”
台下刷地又是一大片。全是男人的巴掌，就一只是秃的，老孙。
副军长让老孙站起来：“我们山东出子弟兵的地方，啊?全是好汉。”
副军长还为这事在党委会上做检讨。老乡观念。不搞五湖四海。不是山东人的军人也很委屈：就你们山东人不怕死?
老孙不老，也就三十的光景。但是，上过战争听过死亡声音的人，都是以“老”字相称的。那叫资格。
老孙说：“死是有声音的。”
那些没上过战场的人说：“是不是很残忍的那种?”
老孙就把光秃秃的右手亮出来：“一下子没有了。没听到声音的那种声音。最吓人。不知道子弹从哪里来的，光看着叶子往下掉。鞋子踩在叶子上，嚓嚓嚓，就是这个声音了。”
听不懂。军人们还是不住点头。
老孙从来不理宣传处的王干事。
功臣室里，本来有他俩参加敢死队的合影的。两人笑呵呵地搭着肩膀，身上披挂整齐，一看就是我军的锋芒毕露的勇士。每一个人都得照一张。照相的时候，那个拿相机的宣传干事说：“谁知道这是不是就成了遗照挂在追悼会上了。”话刚出口，挨了一拳。都知道上去生死难保，谁他妈的让你小子挂嘴上了?
老孙不理王干事的理由是：“这家伙不地道。”至于不地道什么?铁嘴一个，抠不出字来。
问急了，老孙说：“他妈的到凭祥(广西的一个小城，进越南的必经之地)，我想撒尿，站在车门口。他小子拿着相机要拍火车转弯的镜头。车上挂着很多炮啊。他要拍那个。我怎么撒?差点憋破肚子。他妈的，不地道。”
一起去的人说肯定不是这事。当时在场的人说：“老孙最后拿了一个新兵的缸子，接了尿倒出去，尿顺风势，洒了王干事一脸。老孙还乐呢。肯定不是这事。”他说，“我看就是在林子里挨火箭弹的事。”
可是老孙是王干事背下来的啊。
密密的丛林里，只出来了两个人。老孙和王干事，两个人全身是血。老孙的血。
老孙的爱人是我们科的护士，小吕。老孙很疼媳妇，每个星期都要上街给媳妇买只鸭子。
看老孙杀鸭子很带劲。老孙让媳妇把鸭子按在水池边，左手拿刀，先在水池边蹭几下，再比画一会儿，嘴里哼道：“老子人都敢杀，还怕杀只鸭子?”
一刀下去，那么细的鸭脖子，没斩断。鸭子一扑棱，站起来，带着一身血，歪着头，撇开八字脚走路。老孙就在鸭子前头，面无血色地跑：“我说伙计啊，这玩意儿，挺皮实的。娘的。”他叫媳妇治住鸭子。小吕就笑，一把抓住鸭脖子，往开水桶里一放，褪毛。究其原因，老孙怕见血。
王干事的家就同老孙隔着一排宿舍。老孙从不往那儿走。深仇大恨也就这样的架势了。
我问小吕。她说：“不知道。反正不说话。他说不是冤家不碰头。” 倒是王干事看到老孙会打个招呼，老孙就举起右胳膊晃晃。这不是打人脸吗?
三军合练开始了。部队全拉到山里去了。
部队一走，老孙心里空了，天天坐在家门口看天上的鸟。飞过一只，他就叹一声：“我说伙计啊，还是你行，想飞哪都行。”
腮帮上的胡茬就浮起一层鸡皮疙瘩，眼睛孩子似的。我们上班经过他家门前，他就可怜巴巴地问：“你们这儿有菜地吗?”
老孙就钻到我们院的菜地里去了。一只左手，握着锄头，利索得不行。部队合练一个月，老孙种的菜长得神气。小青菜笑眯眯的，娃娃似的立在地里，透亮。不容易啊。老孙一听别人夸他，就很害羞：“俺这点手艺活，算啥?”把种菜都当手艺了，那是什么境界?
我老到他地里拔菜，夸得也最多。老孙一听就说：“菜拔出来了，还能种，人这一死就不能再活过来了。”
我蹲着，理着菜皮。老孙看着我，腮帮子泛起一层紫色：“你知道吗?我看着人从身边一下子倒下了。那叫快啊，哪像电影里还挣扎一下子。没听见枪响，就看着人飞出几步远，一地血。”他闭上眼睛，眉毛直抖：“有个兄弟，看着我，我去拉他，已经不行了，就那么看着我。才二十出头呢。”他摆着秃秃的右手，“我就是跑去拉他，才这样的。”
“这跟王干事有啥关系呢?”我问。
“别跟我提他!”老孙嗓子一粗。我一哆嗦。
合练的部队没回来，王干事回来了。卫生队的同志说，王干事上腹部痛得不行，吃止痛药都不行，得打吗啡。于是送回。
一个多月不见，王干事瘦得脱形了，青皮脸，沉着一层黄黑。
主任是什么人?只看王干事一眼。心里就沉下了一大截。她按着王干事的上腹部：“你这儿疼有多久了?”
“大半年了。”王干事说。“疼起来站着好受点，不能坐也不能躺。老拉肚子。胳膊老是痒得不行，肚子也一样。说不出的难受。”
王干事看着主任：“我不会有什么不好吧?”
“查了再看。”出了病房，主任说，“胰腺肿瘤的可能性很大。”
超声检查和造影。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诊断设备。我都不知道现在的医生是不是有主任那个本事，看几眼问几声再做一个触诊，心里八九不离十了。
胰腺疾病疼起来是非常可怕的。20世纪70年代。我见过急性胰腺炎病人活活疼得休克而死的。王干事是腺头癌晚期。
主任说：“手术是唯一能救他的。可是晚期病人有手术后遗症，并发症太多。死亡率也高。”这话是说给王于事的爱人听的。她就那么坐着，歪着身子。
“你刚才是对我说的吗?”她问。
主任点头。
“手术不手术都会死，是吗?”她又问。整个人几乎就软在椅子上了。
主任沉默。
“这就是说，手心是装不住水的?水一定会流光的?”她再问。
没有人回答。
王干事的爱人。一个小学老师，问完了所有的问题。晕倒了。
老孙到我们宿舍来了。他小心地坐在一张小竹凳上。屁股压得竹子吱吱响：“王干事。他是不是没救了?”
我说是的，现在就是时间问题。
老孙说：“我抽根烟行不?”他点着烟，眯眼看着：“那时候，上去前，我们都是一支烟。他小子抽中华。他还爱吃肉罐头。”
我见过那种军用罐头。绿色的，很大。
“我们用工兵铲铲开罐头。咣一下子，劈开了，捞着吃。他喜欢肥肉。”老孙说。
“兄弟啊，你怎么就这样了呢?你他妈的!”老孙抽抽搭搭地。声音噎在喉咙口，咕咕地响。老孙的爱人来了，哭着说：“你就倔啊。”
老孙到病房里去了，老远就站着。
王干事半躺着。他不能睡下，睡下就整夜地痛。
“你那时候为什么要拉我一下?”老孙说。
“你穿着红背心，目标太大了。”王干事喘着。
“你不拉我，我就过去了，火箭弹就落到身后头了。我的手就不会没了。”
“老孙啊，你过去了，你后头还有其他兄弟啊。”王干事的眼泪洪水一样涌出来，“你心里的那个结怎么就解不开呢?兄弟啊。你他妈的。”
老孙站着。我在外头哭得站不住了。
“能活到今天不易了。兄弟，我先找他们去。你活够了，就过来。我们还是一个队的。我有烟。”
老孙石头一样站着。我们把他牵出病房。像牵着一架生锈的机器。
老孙在王干事的追悼会上放了一个小小的花圈。花圈是用三月泡的枝子做的。我不知道这东西学名是什么。有人叫它野草莓，开小白花。三月的时候，结小红果。酸酸甜甜的。老孙说丛林里也有这东西。花圈上写着两个字：“兄弟”。
王干事火化前，老孙把自己的二等功章放在了王干事的右手。
收骨灰的时候，功章不见了。老孙说：“他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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