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弄不明白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病，那么多人为什么就治不了自己的病，难道人活着不生病不行吗?病对人的生命对人的精神是不是有什么哲学意蕴，不然人和病怎么就分不开呢?当我偶然读到苏格拉底的一句话“人活着就是意味着长久地生病”，我立刻被这果断得近乎残酷的判断震撼得瑟瑟发抖，很久以后才平静地认可和坚信这句话的正确性。
潜意识中，我总以为城里人生活好，但工业社会带来的现代病也不少，疾病与健康是城市的热门话题，远离都市的村庄及村庄里的农民理应没有现代病的困扰。农村出来的我一直认为，农民是最健康的，农民很少生病，乡村是一个远离病患的家园。其实若干年来，不假思索地作出上述判断的并不止我一人，几乎所有的人包括农民自己都认为农村人抵抗力强较少病痛。可这几年，耳闻目睹病困乡村的事情越来越多，农民医病难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我为自己曾经有过的错误判断感到羞愧，因为那只能说明我对乡亲身体的熟视无睹和漠不关心。亏我还是农民的儿子，亏我还学过医。
对乡村疾病认识的改变是从父母话题的变化引起的。过去父母常说的话题总离不开庄稼收成、家畜喂养及买卖行情的事，不经意间发觉，近几年来每次回到滇南的山村老家，父母总是急切地告诉我村里的某人又病死了跟我家还沾亲带故的，接到电话也总是有又死人的坏消息，我也大老远地回去做过几次白事客。乡村带给我的多是病疫的不幸和病故的惊悸，疾病像一棵刺一样戳得我们心痛犹泣。远远望去，即能看见村后的山坡上葬满了新垒的坟茔，埋着的尸骨，都是我曾经熟悉的身影。
面对四百多户两千多人的村庄，其实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我所认识并认识我的只是同辈以上的亲戚近邻及父辈以上的外姓长者。当越来越多的老人和并不太老的村民一个一个地迅速病亡后，我的乡村之于我和我之于我的乡村将变得非常陌生，直至所有熟识的乡亲都病逝了，我曾经的乡村就将彻底地抛弃我。如果村庄没有认识的人，那这样的村庄对于自己还有多少意义呢。我在他乡常常这样联想，这样想着的时候又常常惊惧万分。
那次父母告诉我我家的亲戚小明他爹突然病死路边时，我感到一种可怕的病魔正在窥觑着村庄。小明他爹人高马大，是村里出名的强劳力，大家从未听说他有什么病。在我的印象中，他只去过一次医院，那是很多年前他上街时被单车撞倒后人家领去检查为脑震荡，全家人听说脑都震荡了那还得了，气冲冲想去追究肇事者的责任。恰逢我读卫校放假回家，于是叫我去看，问我脑震荡有多厉害还能不能活命，我告诉他们脑震荡是脑部外伤中最轻微的一种，没啥大碍，休息几天就行了。这以后每次见到他，他都是挑着重担还大声拔气地跟路人说话，怎么说死就死啦，据说才五十几岁。小明他爹是病死累死的，那天下午到山上割麦子挑回家，挑到村前的围塘埂上时歇下去坐着就没动了，过路的人走出走进地总见他在那儿坐着，喊他也不见动静，走近一看口吐白沫、嘴歪眼斜的，原来已经死了，于是才急忙去喊小明来抬回家。
后来这样在田间地头在劳累中突然死去的又有好几个村民，村里人说得很简单又很神秘，不明白是有什么病只知道是命苦苦到死了。我问村长这么多并不老的人纷纷死去他们患的是什么病，村长说是“脑冲血”。原来死去的乡亲患的是心脑血管病，这些病不是一天两天得的而是慢慢形成的，绝不能过度劳累，可我的乡亲还以为自己无病即或有心慌胸闷头昏脑涨的仍然坚持劳动，当然就易发血压升高心力衰竭脑出血而致死。城里人一旦血压稍高就会百般注意经常量血压做心电图脑电图观测，农村人患上病也不知道直到累死病死还不清楚得什么病，谁来告诉他们啊?
我的家乡有一句古话，叫做“人死病断根”。对于很多疑难杂症，一旦患上就将折磨你一生，这样的疾病不可能根治，倘要彻底摆脱那真的只有等到病人死去的时候。我爷爷一生身体健朗，到七十多岁时右脸颊上侧莫名地生了一个疮，这毒疮日益溃烂疼痛难忍，到县医院看了也没用，找很多中医瞧了仍无效。毒疮越来越大用纱布已包不住，爷爷只好在光头上斜盖块旧手绢再戴上顶晾帽压住遮掩着，挨近了就会闻到毒疮散发出的异样脓臭味，村里人看到即远远避开，连父亲也不爱答理，只有母亲天天服侍爷爷并到处寻医问药。一天，我们听到一个偏方，说是用桃树皮煨药擦洗能治好。母亲即刻剥下院里正结果的桃树皮煨好一盆汁水，我把爷爷扶到桃树下帮他清洗疮口。揭开晾帽手绢，难闻的臭味扑鼻而来，鸡蛋大小的脓疮溃烂得血肉模糊深陷见骨，犹如在爷爷瘦削的脸颊上喷发出一个丑陋的火山口。我揪着心用布条蘸满桃树皮汁水小心地为爷爷擦洗糜烂不堪的坏死组织，慢慢洗进溃口深处，爷爷坚强地忍着疼痛任我笨拙地清洗。待把脓血蘸洗干净后，我发现深凹的疮口里面堆砌着一些排列有序的黑点，这些针尖大的小黑点还会微微蠕动，用篾签触一下黑点就往里缩一下。我意识到是一些活的东西，于是就用细篾签往外挑那小黑点，竟挑出一条蛆，这时所有的黑点随着空隙的增加激烈扭动起来，爷爷疼得撕心裂肺地惨叫。我的可怜的爷爷，原来是恶疮长期化脓腐烂以至生蛆了，而且蛆多到没有空间，所以挤成整齐的一堆只留出带黑点的头，这些恐怖的看不见的蛆嘴吸食着创口的脓液，而那些柔软的却又尖锐得像刀子一样的蛆尾直达爷爷脸颊深处，叫爷爷怎能不痛苦呢。我喊母亲来瞧，我们哭着咬紧牙关一条一条地恶心地掏出可恶的蛆虫，不知道弄出多少条才用药水洗干净。爷爷一次疼了个够，这以后疮口干净了也就好了许多。1986年我初中还未毕业时，爷爷在那个毒疮的折磨中最终痛苦地死去。我们家里很穷不可能上医院诊治，所以也不知道爷爷得的是什么病，都想是毒疮化脓演化成癌了吧。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在爷爷还走得动，疮还不是很大的时候，母亲很有预感地叫我领爷爷到县城的老相馆照了一张相，这张黑白照片成了爷爷的遗像。这以后我学了医，在医院实习时又见过一次活人体上生蛆的病例。一位小腿严重烧伤的农村壮汉，外表的皮肤经治疗烤干了血象还一直很高，后来我们剪开他的硬壳样的死皮，原来里面已经溃烂并且生蛆了。
母亲生我那年，在那阴郁的寒冬，天总也不见睛，衣服被盖早已脏了。她冒着严寒，挽起裤脚站进冰冷的围塘水里洗被褥，等洗完后，两条腿被冰水泡得异常通红奇痒难受，从此落下了一生难愈的皮肤病。开初两条小腿肿到全是脓水，请村里的赤脚医生来用给猪打针的注射器大针头扎进火巴透了的腿肚里一管一管地抽出脓水，母亲近乎瘫坐着动不了，只能吆喝叮腿的苍蝇。后来到县医院看，用大量的地塞米松软膏涂擦才控制住。那时又没钱医，父亲脾气又怪僻暴戾不会关心人，母亲想只有坐等瘫痪病死了。生产队时母亲出不了工长期病在家中，听人家说什么草药好就去找什么草药来治。我们兄妹长到几岁后，记得全家人常去山上找风藤稞、九里光两种草药来给母亲煨水泡洗，逢集天就托进城的人帮买地塞米松软膏、肤轻松软膏，父亲和我们赶集时也必去医药公司买这两种药给母亲擦脚。三十多年过去了，母
亲脚上的皮肤病一直断不了根，遇热了劳累了吃辛辣了都会发痒，一抓就出黄水，长期靠擦地塞米松控制。直到我进卫校学了医，才知道地塞米松是激素类药，长期大量使用对身体极不好，但母亲却使用了差不多一辈子。这十多年母亲的病稳定了，虽然断不了根但已不算严重，只是这疾病的影子永远也甩不开。皮肤病很顽固很复杂，母亲从没有去大医院看过，其实即便去看也很难确诊治疗，凭我那点微薄的医学知识，我想应该是湿疹。我读过一本《皮肤科学》，所列皮肤病有一千多种，大部分都无法根治，还有很多只有简单的症状及病变介绍，根本没有治疗方法，只不过不会危及生命所以就无须治疗了。
从记事起，我就知道大姑妈有哮喘病，总是呼哧呼哧地发出粗哑的哮鸣音，一辈子干不了重活走不了长路。几十年过来了，每次见到大姑妈都是哮喘病人的老样子，用她的话说就是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姑娘儿子大了，孙子孙女大了，院里的小树也长成老树了，山寨里的一切都在变化着，而成了母亲成了奶奶的姑妈，依然被不变的哮喘病纠缠着，艰难地生活着病痛着。疾病是痛苦的代名词，疾病好不了，痛苦也就少不了，如我的家人一样病着的乡亲也就只有慢慢经历自己患病的人生。
母亲时常对我说，现在农村最普遍最严重的问题是没钱医病，无人养老。往往是小病拖，大病挨，要死才往医院抬。年轻的得病家里还凑钱借钱去医院救治，年老的得病很少有人送医院去医，只是在村里小诊所开点药吃，打打小针，直至拖到病死。我的家族中好几位长辈，只知道生病却不知道是什么病，没钱医就在老屋中拖着忍着疼着熬着到病死，跟古代无医可治的病人没什么分别。甚至有几个老人病死了，儿子们也穷到没钱抬，只好由家门户族每家凑几十块钱来办丧事把死人抬上山。有一家父母相继病死，找不到抬人钱，家门户族也不愿帮，儿子只得含泪用草席把爹妈背到村后山上挖个坑埋掉了事。俗话说什么钱都愁，就是不愁抬死人的钱。意思是人死后再穷的人家也能想方设法借找到办丧事的钱，没钱医病说得过去，没钱抬死人就丢脸了。而我的村庄至今还有人贫困到没钱抬死人上山入土，听来似乎很遥远，可却是21世纪一个距离县城仅四公里的村寨的真实故事，只是出于保护乡亲的隐私，我不愿说出他们的名姓。
人人都会生病，但由于经济、文化的差异，疾病对人的影响或人对疾病的态度总是大相径庭。城里人比较爱惜身体，看着红光满面白白胖胖健健康康的，却总能列举出自己患的几种病名，甚至血压血糖血脂血尿酸胆固醇等各项化验指标也能说得一清二楚，不能吃什么啊又要多吃什么啊都熟记在心，活脱脱就是一个保健医生——当然职责是保健自己。农村人很少关心自己的身体，他们直接靠身体与自然进行能量交换，身体犹如农具一样普通。农民经常处于能量入不敷出、营养不均衡的状态，很容易早衰生病，但他们却总是用“打不干的井水，使不完的力气”这句我觉得是害人的老话激励着自己，总是在透支体力和生命。明明隐患着各种疾病，却不知道自己有病，即使常感到哪儿疼哪儿痛也不清楚是什么病，刮刮痧拔拔火罐就扛过去，直到累死病死了也不明白死于何因，还不断哭问怎么好好的就死了呢，吊针都没打过一次哪。农民永远也说不清各种复杂的病名，更不用讲那些化验指标了，他们会记住很多气味各异的农药，却记不住红红绿绿的软胶囊糖衣片这些人吃的颗颗药。
民谣说：一等人无病吃药，二等人有病吃药，三等人病死不吃药。看看那些有钱人，家里车里包里办公室里到处备着各种中西药，一日三餐像吃饭一样吃。电视里广告的药，大部分就属于无病吃的药，都是富裕人酒足饭饱后吃着玩的东西。对于普通老百姓，有病时能吃得起对治病管用的处方类药已经不错了，至少能治病救命多活几年。而很多贫困山区的农民及城市底层的低收入群体，只能是生得起病治不起病，非要病到不行了，才送县医院住几天花费几千块钱，然后又在临死之前留口活气匆忙拉回家，这样对死者和活人都做到仁至义尽心里踏实。
农民是世界上最弱势的群体，尤其是在病魔面前，他们的生命显得是那样的脆弱，那样的不堪一击。仅仅由于没钱，他们就无力去拯救和挽回自己患病的生命，随便一种疾病，都可以在农村这块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土地上肆意妄为，轻而易举地夺人命脉。对于农民来说，疾病和灾难形同姊妹，大病来了，灾难也就降临了，甚至大病比大灾更为可怕。医病医得倾家荡产乃至几代人翻不起身的事例比比皆是。我的一家邻居父亲得肝炎病死后，母亲也急疯而死，家中能卖的都拿去卖钱医病，最终落得个人财两空，只留下一个孤儿。另一家三十多岁的儿子患心肌梗死、肝囊肿，六十来岁的老子常年去县城打工挣钱给儿子治病，卖猪卖牛卖米凑钱到昆明做手术，医了三万多再也医不起只好逃离医院回家养病。还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农妇得了什么慢性病，到县医院花了几千块钱住院回家后，医生交代要长期服药控制，每天要吃二三十块钱的药，不吃又遭罪，吃又吃不好，一辈子就这样天天吃药要吃掉多少钱啊，想来想去想不开不如一次了结，于是喝农药死了，给家里减轻负担，可怜的是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过早地失去母爱。再有良心医的人家，也是到县医院医个几千上万后还没治好就主动要求出院回家了，能活几天只有听天由命。对贫穷的农民来说，医院是张着血盆大口的狮子，农民不敢轻易走进去，壮胆拿着血汗钱进去后也会尽快逃离出来。曾有一家人媳妇得病送到医院住院，医生说需做手术赶快去准备钱吧，丈夫问要多少钱，医生说先交四千块，丈夫气急败坏地说四千块钱我可以重新讨个媳妇了还医个啥，随即拉着病媳妇就回家。我的父母说，送七八十岁的老人上医院治病的，村里就只见过老党家弟兄俩先后把老爹老娘拉到县医院医了几千块钱，这算是最有良心的了。乡村的病人很少有死在医院的，一方面是有留口活气死在家中的旧习俗，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民上不起医院治病，进了医院也不会明知活不了还出钱抢救。更多的农村老人，绝大多数一生到死连乡卫生院都没去过，他们并非身体好，而是没钱去看医生，真是像动物一样自生自灭。
贫穷愚昧历来是相连的，在现代医学不能抵达的广大农村，封建迷信乃至邪教就顺理成章地占领了治病救人的阵地，成为农民却病活命的守护神。因为手里没钱，脑里没知识，乡村百姓生病自是先看鬼神，灵不灵验姑且不管，看鬼神比看医生省钱省事得多。农村人生病，哪家都会请村里的巫医来折腾一下，叫魂，烧香，竖筷子，外加刮痧，拔火罐，吃草药等民间治病土方法，有时本是民间医术治好的，但也成了鬼神显灵的验证和功劳。本村的巫医一般是不收钱的，就收点大米鸡蛋之类，最多收取一块六、三块六之类象征性的钱币，这就适应了乡村人的人情心理和经济承受能力。病重了，就要到外地请有名的跳神婆来糊弄一番，送筛盘，泼水饭，花些钱财寻求心灵安慰，病情却往往拖得越来越严重。我的父母算是不迷信的，但我们兄妹小时候生病，除了吃药打针外，母
亲也常请隔壁的老大妈来煮鸡蛋喊魂，可谓医学迷信双管齐下，煞费苦心。
我老家村里乡亲因为没钱治病转而信邪教不打针不吃药直至病死的事例已不少，真是既愚昧又悲惨。我的小学同学老平，不知得了什么精神病，不会说话，整日只会眯笑眯笑的，懒散无神的，做活也没气力。家里无钱从未送他到医院做过诊治，于是就狂热地信奉一种非法基督教，其实是农村邪教，坚持不打针不吃药唱经却病，这样一病就是四五年。有一天老平在家吸完水烟筒，把烟筒递给他爹后轻轻倒下就死了，真正是病到死都没吃过一粒药。当天死当天就抬去埋掉，死后好多天村里人都不知道。早婚早育的老同学留下两个儿子，初中毕业就到深圳打工去了。另外一家信邪教的穷人，八九岁的小儿子发高烧，家里只忙着念经烧香磕头，左邻右舍看不惯都劝他家赶快送医院打吊针才能退烧，可无情无知的父母就是不听劝不送医院医治，最后没几天活蹦乱跳的孩子就活活被简单的发烧拖死。他家剩下一个女儿长期在邪教的毒熏下也变得神情恍惚的，没隔几年自己吃老鼠药寻死了。在我走过的滇南山村，因迷信邪教患病不医而拖死的更是不计其数，每每提到都会不寒而栗。
这些年，大中小城市在飞速发展，相对来说农村却越来越落后。我最讨厌那些不知农民疾苦的作家诗人把农村描绘得如诗如画仿佛世外桃源，掩盖农村贫困落后的真实生存现状。富裕秀丽的村庄毕竟是中国的极少数，代表不了真正的农村，在贫瘠的土地上为生活为生存艰辛挣扎才是广大农村的真实写照。农村远不是某些人想象的山清水秀田园风光，更不是喝山泉水吃时鲜蔬菜烹土鸡煮河鱼的原生态无污染生活，这样就误导人们以为农村环境有益健康农民身体百病不生了。多数村寨其实都是穷山恶水粪尿遍地蚊蝇滋生环境卫生极差，劳苦的农民没条件讲卫生，他们很少洗澡，饭桌上苍蝇密布，极易引发和传播疾病。特别像今年云南遭遇百年大旱，上千万农民百姓及大牲畜没水吃，这样的农村生存环境叫农民还能谈什么健康与治病啊。
农村人从不会在乎什么该吃不该吃，“不干不净，吃了不生病”，对于食物能吃饱就行，这与城里人的“病从口入”浑然相反。他们吃得很差食物单一营养不平衡，要么挨饿要么暴饮暴食，加之过度地透支体力，常常过早衰老患上大病。他们穷怕了节俭惯了，有好东西也舍不得吃，等搁烂放霉了又舍不得丢，经常吃腐烂霉变食物，好猪好鸡养大拉去卖钱，吃肉就要遇猪鸡病死毒死后杀了自家吃。好菜好果趁新鲜拿去卖，留下卖不掉的自个儿吃，没啥吃的就常年四季吃成菜吃腌制品，这样的饮食生活怎能不酿成各种病患呢?
那些道德沦丧的商家生产销售低廉的“地沟油”、肉制品、过期食物等五花八门的垃圾食品，实际上大都是流入贫穷愚昧的乡村，盘踞低消费的广大农村市场，直至阴谋地进入农民的身体。过去农民还能喝上干净的泉水和吃上新鲜的食物，现在农民喝的吃的大多是有问题的食物。农民的孩子从小吃的就是包装花哨的问题奶粉、垃圾食品，从小就被人在身体里埋下了祸根甚至炸弹，却浑然不觉，就因为穷、愚这两个字整垮了农民的身体，这是社会道德缺失造下的大孽。试问城市里有钱人有知识的人谁会买那些质低价廉的垃圾食品?在这物欲横流造假弥漫的金钱社会，泛滥的商业阴谋对准的永远是农村这块憨厚的缺少道德与法律保护的大市场，疾病的祸根经过包装后总是笑着植入农民的身体，从婴儿到青年到老年，孕育着越来越严重的莫名其妙的致命疾病。吃得不健康，那身体还怎能健康呢?再健康的身体，也不能长期承受不健康食品的侵害与摧毁。我蜗居在远离农村的都市，面对这一切，却难以去告诉我的农民乡亲，告诉他们所有的健康与疾病知识，还有花样翻新的诱惑与阴谋，我只有无力地暗自流泪悲悯。
我是农村人，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村生活最清楚不过。所以我要说，现在农村的环境农民的生活相比城市而言恰恰最易导致和传染疾病，最易遭受疾病的侵袭。在强硬的外表下，农民的身体潜藏着巨大的暗疾，若隐若现的各种病魔密布在所有的乡村，一刻不停。城市的麻木和乡村的无知，使农民的健康很少有人问津，仿佛农民天生不会生病，天生就是价廉的劳动力，可农民的苦农民的病只有咱农民自己知道。
记得我能记事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村里有赤脚医生为大家服务，常常组织村民打扫环境卫生除害灭病，甚至还为小孩免费化验大小便免费接种，还常熬大锅药汤让村民排队舀着喝。那时农村卫生防疫好，农民病患也不多，生病就找赤脚医生开几分钱几角钱的药吃，信奉迷信巫医的也很少。时代飞速发展了二十多年，城市中种类齐全设备先进楼房气派的医院越来越多，可农村却连赤脚医生也消失了。农村没有医疗条件，农民要么没钱医病，即使有钱也要奔波到县城才能医，很多急病的乡亲常常在送往县医院的山路上就死去了。许多农村老人到病死老死连吊针都没打过一次，许多农村孕妇怀胎十月没做过一次孕检，许多农民的孩子都没福气在医院出生而降生在自家的破床上。我的死去多年的爷爷奶奶就没打过吊针，我的生过三个儿女的母亲就从没做过孕检，我们兄妹就都出生在家里。我在医院工作过，常常看到享受公费医疗的那些病人表情中洋溢出的幸福感，他们不用为住院的钱发愁，只管安心治病。而那些贫困的农民，一住院全家就哭丧着脸，就像一进医院就要死人似的，他们除了忧虑疾病能不能治好，更多的还焦虑着要花多少钱卖什么凑钱到哪家借钱这些更要命的事。
每次回到乡村，每次看到穷病交加的村民，每次听到乡亲过早病死的噩耗，我只有倾听他们诉说和他们一起流泪，无力帮忙更无力改变什么，这让我越来越愧疚。我学过医学，可我们的医学不治没钱的病人。我学过经济学，可自费治病是无底洞挣得钱来也没用。我学过文学，可文学治得了心灵却杀不了病毒和癌细胞。剩下的就只有祈祷父老乡亲健康长寿，不敢企盼他们富裕，唯求他们健康。如今，我感到最有福气的事就是我的年届花甲没有医保在农村生活的父母身体很好，一年到头连感冒都不会得，拿回家给他们的药也用不着。心里早想着等下次父母来城里就带他们到医院做次体检，可却一直拖着，一直愧疚着没做。只好再暗自诉说，一定要带父母体检，那将是他们人生的第一次体检，这是为儿的一个心愿。
责任编辑 晓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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