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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关于“道统”人物研究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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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道统人物研究具有以下特点:越是有争议的人物,研究愈深入;道统中的关键人物依然吸引着学者们的注意力;研究者有意转换思路,从各种角度,运用纵向、横向比较等方法对旧有问题进行全新阐发。研究中的不足也很明显:在文本细读方面做得不够扎实;对道统人物还未进行细致的分类;对于近代新儒家、国外传承者的专论还不够。传承道统在现代文化构建中究竟有多大价值,如何发掘道统人物的精神力量,思索道统缘何在当代文化环境中未能成功建立起来,等等,都是颇具学术价值与现实价值的课题,应当予以深入探研。

关键词: 道统人物;道统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 B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4-0169-07

对于“道统”问题的研究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道统”内涵及相关统绪的界定、道统中主要人物研究、道统类文献文本研究、对道统及其相关问题的评价。其中人物研究仍然是个中“重镇”,惜乎以往的综述力图覆盖道统研究全局,不能集中精力突出人物研究的成果与存在的问题。笔者拟将研究中这一版块单独提出,予以精专考察,全面概述。

一、孟子、荀子:第一批道统传承者

作为儒家“道统”的重要传承人物,孟子、荀子一直是研究的重点,专论颇多。

张之锋认为孟子笔下的道统追求的是一种道统和政统之间的平衡。然而,孟子几乎不怎么强调“道统”之于“正统”的“忠诚”,他并不担忧君子对君主的忠诚,所惧是君主对君子不够宽容与仁慈。因此,孟子将全副精力放在宣扬洋溢着至大浩然之气的道统上[1]。

作为儒家传承过程中的关键人物,荀子历来备受争议,故对他所持道统观今人也莫衷一是。

王中江对学术界之于荀学的性质和定位提出质疑。认为无论在儒家学统还是在道统上,荀子都称得上是卓越的传承者与创新者,在对抗法家和批评秦之暴政方面立场坚定,积极弘扬儒家学术,致力于构建理想人格与社会政治理想[2]。路德斌持论相同,认为荀子乃醇儒,荀学的出现非离经叛道,而是为儒学发展、儒家道统延续开辟了新的路径,实乃儒学发展中一大幸事。以道统角度来观,荀、孟学术的区别在“术”不在“道”。要透彻理解荀子,必须透过“操术”,惟其如此方可体会荀子的心灵形态与哲学精神。作者所谓“操术”,可归纳为以下四条,即贵义不如隆礼,论心不如择术,知之不如行之,法先王不如法后王。这是荀子为如何由“内圣”走向“外王”做出的努力,也使他注定走一条与孟子截然不同的路[3]。

除了肯定荀子之于孔学的忠诚,从道统角度区分荀、孟的不同路径,研究者也注意从道统衔接中挖掘荀子思想的价值,再从荀子思想中明察其道统论的特点。

张节末认为荀子是儒家从道统转向政统的急先锋,且努力与法家保持一定的距离。荀子敏锐地看到了风俗的群体文化品格,竭力倡导“移风易俗”——用高级文化(礼乐)来逐步改变低级文化(风俗)。他的这种主张与封建集权需要所提出的文化专制主义相呼应,成为历代王朝官方情感政策的基石。标志着儒家思想体系向官方意识形态的靠拢[4]。朱人求也意识到荀子在封建社会早期,官方意识形态构建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认为荀子在道统承接中始终贯彻着一种历史文化精神,自认其学秉承儒家宗旨,积极主张今世仁人——上法圣王,下法圣人,以求天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显[5]。

荀子主张的“上法圣王”有些复杂,既包括“法先王”,又主张“法后王”。后世学人常以之为矛盾,实则体现了荀子思想既维护前代传统,又能与时俱进的特点。徐克谦认为这是一种辩证道统观,摒弃了“天道”对“人道”的神秘制约,对道统制约君权作出新的理论安排。荀子强调维护外在礼法秩序的重要性,但并未因此放弃限制君主独断专权的努力,从他的辩证道统观便能看出力图制衡的用心[6]。

二、韩愈:佛道冲击中的道统守护者

韩愈是道统研究中当仁不让的热点人物,重中之重。学者大致从韩愈道统思想的来源、内涵、意义与价值等方面进行考察。

一般认为韩愈的“道统”构想源自《孟子》,又受佛教诸宗祖统体制的启发,是对唐代佛教“世系”、“传灯”思潮的一种反动。郭畑则摆脱旧识,提出全新见解,认为韩愈道统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当时国家祭祀系统的启发,而唐代孔庙祭祀系统的变动对韩愈影响尤大。作者结合了韩愈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道统思想的主要特征[7]。

关于韩愈道统论的内涵,结论差异不大,主要是研究方法与角度的不同。

何俊将韩愈道统思想置于中国思想演进的过程中看,认为它不局限在儒家传道谱系的范围内,而是从更加宏大的视角进行观测,对儒家之道进行结构性分析,力求在作为文化主体的个人与作为文化承载的社会之间架起桥梁。故韩愈的道统观实质是个如何解释固有儒道,以顺应时局的问题[8]。

王文元从思索韩愈缘何被宋人排除在道统之外来进行研究。他认为韩愈在宋儒心中不过是个“杂家”,故被排除在外。韩愈之学致力求真,并非那种能与统治者心思暗合的政用之学,所言所写也不似“圣人”——既不喜欢以“理”包装“经术”,也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注释经典这方面;大力原创、务去陈言才是他的风格。他那些针砭时弊的文章往往不合“道统”,为帝王所忌[9]。

贾发义将韩愈道统论置于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中来看,认为“道统”是韩愈为儒家伦理道德所寻找的历史依据,是反击佛、道对传统伦理秩序冲击的有力武器。宋明新儒学的发展正是沿着韩愈规划的方向前行[10]。

此外,在比较中发掘新意也为学者所青睐。首先,与本国同时期人物相比。卢宁将韩愈与柳宗元的道统观进行比较,认为他们“所言之道与载道的表述模式有区别”。韩愈的道统说注重“道”(孔孟之道)的本体,突出了道统的权威性,所列世系人物正大堂皇,依次而下。从“道”的内涵来看,韩愈宗经,持守儒家传统的纲常伦理。柳宗元的明道说,强调道的作用,并不执著于本体。他将尧、舜与孔子直接连结,其圣人谱系简单明快,却暗含深意——孔子是圣道枢机,最关心现世人生。这种“联结”与柳宗元强调辅时及物,利益生民的思想是一致的[11]。第二,与他国思想家相比。陆德阳将韩愈与日本江户时代的荻生徂徕进行比较,以期明确表述中国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发展情况。作者认为韩愈的道统传承谱系肯定了道统由帝王向师儒的转移。荻生徂徕却不承认这种转换,从一开始便对先王之道与儒师之道进行严格区分,从而否定了孟子是中转继承人,接着批判了宋儒对韩愈道统的阐发,力图重建道统,恢复先王之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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