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室团队

“主持一个艺术团队很重要的心态,是站在不同的人的角度思考。艺术家经常过于自我中心,觉得大家都应该赞成他,都该办他的展览。但事情真相是,一群人帮你做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目的与风险。”

毛泽东的思想里头谈组织、谈群众,蔡国强的艺术理念中也强调艺术的社会责任与群众的参与性。国际上与蔡国强合作过的美术馆人员,几乎都对“蔡国强工作室”的工作态度与效率赞誉有加。蔡国强的艺术与他的组织能力似乎是分不开的,他从来不是一个人单干的艺术家,他是一位擅长组织团队的领导人物。

美国商业杂志FastCompany将蔡国强评选为“商业领域最有创意的百大人物”,同时名列其中的,还包括了英国艺术家DamienHirst、建筑家ZahaHadid等人。这份名单中强调的是现在全世界最具高科技革新、创意以及开发性格的一群人。

这样的分类乍听令人疑惑。事实上,许多当代艺术家的创作计划规模愈来愈大,就像蔡国强一样,必须动用到资本、人力,需要协调沟通的各领域专才十分广泛,甚至需要国家政府的合作与配合。艺术家从过往单人工作的模式,在当代艺术中已经变成为组织团队合作的生产方式。而艺术家的角色在今日,由于创作模式的改变,已经兼具经营者与企业家的角色。

蔡国强说:“‘商业’使用的字眼是business,这个字除了商业,另一个意思是‘工作’,不必然意指商业领域。”

“我倒觉得自己的管理能力不是强项,还常常被工作室的团队成员批评,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喜欢我。”蔡国强的朋友不多,所以他倾向于把工作室的每个人都当做朋友,与他们聊天,谈想法。尤其是蔡国强的工作室团队愈来愈大,新进成员愈来愈多,他会花时间跟他们交流,希望彼此成为朋友。

“我想使他们理解自己的价值追求是什么,并且让他们了解自己对什么事情感兴趣,对哪些事情觉得无聊,只有他们了解之后才能真正帮助我。”

由于蔡国强的艺术创作的思考包含了社会、政治、天文以及各种社会现象,工作室团队的成员背景多元,有艺术学系毕业的,也有人类学系毕业的,有写诗的,也有建筑学系毕业的,还有中文系毕业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蔡国强对人有很强烈的直觉,喜欢可以跟他对话的工作伙伴。“我需要有人跟我说话,我也需要有人可以约制我。”

有时候他想到什么新点子,开心极了,得意洋洋,自认为真是太有才气了,跟工作室团队说自己的点子,顺便把自己夸了一下。但是人家听到最后就摆出不太舒服的脸,也会损他说:“蔡,嘘……”

“艺术家总是看不清自己,需要有人跟他讨论想法,不然会寂寞死了。艺术家总不能一直跑去美术馆跟馆长讨论作品要怎么做吧。 ”蔡国强总是先跟工作室讨论创意,讨论执行的程度,讨论操作的方法,平常就广泛地聊天,谈很多话题,从两岸关系、国际政治到当代人性都聊。

蔡工作室团队是目前国际艺术界的顶尖团队,从活力、效率到专业程度都令人赞叹。

蔡国强工作室分为三个部门:

一是策划部门,主要帮助艺术家开拓创造力并予以实现,工作范围包含作品展览、艺术活动等项目。

第二是档案部门,负责记录、管理艺术家的档案资料,如作品的仓储、录像带、照片的保存、网站的经营等等。这个部门是艺术家与社会交流的窗口,也要协助过滤媒体采访,控制给媒体的资料,帮助艺术家建立社会形象。比方刚刚提到美国的商业杂志向蔡工作室要资料,工作室可以不理睬,也可以要求他们提供其他相关的评选报告,觉得合适才提供资料给他们。

第三则是经理部门,这个部门负责买卖作品,与相关机构签订合约以及其他手续,协助艺术家的行程安排,还有与亲戚朋友之间的礼仪往来等等。

蔡工作室从只有一位助理到今天备受国际肯定的十几个人的团队,也代表了蔡国强的国际地位的跃升,以及他在创作规模上的扩展。

“我早期创作的状况其实也曾经相当艰难,有时候美术馆的大型个人展览只有三万美金的预算,只好自己掏腰包用存款把展览完成,为了做展览不断地掏钱、贴钱,结果手上的展览愈多,自己愈穷。”

如今状况不同了。美术馆要邀请蔡国强展出,都有心理准备安排一定的预算,有了预算以后,蔡国强会和美术馆一同寻找赞助,最后有多少经费,就能决定做出什么样的内容。

蔡国强自己不太喜欢控管成本,早期必须自己来,后来就由工作室处理。

“艺术家不管细节,管了太多细节就会什么都怕。我的做法是把想做的几个方案列出来让合作单位知道,若对方完全接受,他们就要想办法筹到经费。若是找不到足够的钱,我就来挑选要剔除掉哪一个方案。”

“身为艺术家,我觉得我的想法像种子:当种子撒播到某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气候、土地、人的干劲都会决定种子长得好不好;人的干劲太大会把种子搞坏,干劲太小,种子也无法成长。我会看哪颗种子长得好,哪个比较困难可以以后再做。如果有颗种子对我来说最为重要,是我当下最想解决的挑战,我就会先做,而且也会做得最好。”

不过,并不是每个展览都是几十万几百万美金的,也有展览预算仅仅几千块美金。经费的多寡固然重要,却并非惟一的因素。

“若是我感到这位策展人的思想锐利,见解独到,便会答应合作,尽量在有限的预算内做出好作品。”例如他参加伊斯坦布尔双年展,预算只有一千美金,他设计了一个录像作品,站在亚洲的海峡往欧洲的海峡扔水漂,然后又到欧洲的海峡往亚洲扔水漂。摄影机记录了这两个方向的互扔水漂。这不需要太多经费,却能呈现出很多感情。

许多有志成为艺术家的人会进入蔡工作室,而这些未来艺术家跟蔡国强工作一阵子下来,得到许多收获。但是,具体说起来,这些收获是什么,又很难具体描绘。

毕竟,当艺术家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教的?蔡国强摇摇头说,他不喜欢当老师,“觉得会把人家教坏了”。

“如果我的工作伙伴日后想当艺术家,在相处的时候,我可以教的是应该如何认识自己,如何开拓自己潜在的能力,这才是未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源。” 不过这其实真的不好教,但是成员总是可以看到蔡国强一直在发现自己,也会不断思考如何发现自己,并且借由蔡国强的工作示范,学到该如何将发现的东西予以落实为作品。

“当你的伙伴告诉你他在艺术创作上的创意时,你必须设身处地站在他的立场,以他的角度帮他思考,尤其是在他这个创意生出之后,紧接着更厉害的课题是什么,什么是他接下来要面对的。等到他更厉害的课题也能面对,其实就已经更深层地发现自己是什么模样。”

不过,并非所有的人都要当艺术家的。蔡国强说:“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工作室总是阴盛阳衰的原因。”

也有些人在他的工作室团队里头累积了许多经验,“也许是想当美术馆馆长,或当策展人,还有人对未来尚无任何想法,只是现阶段先用自己的专业来帮助艺术家实现梦想。”

有趣的是,来报考的人员,十位之中大概有九位是女生。

“就读艺术相关科系的人,男生一毕业马上就当艺术家了,想要自己去闯,女生则往往会想在艺术家工作室里头历练历练。另一方面,女生有许多不是读艺术的,她们读的是艺术史或艺术管理,所以会比较想来报考。”

当然也有男生来报考,但是蔡国强很坦白地说:“我对这些男生有些比较复杂的感觉,因为,就过往的经验看,来团队中工作的男生,常常一进工作室就立刻被女生赶出去,一般比较喜欢吹牛,想法多但是不专心,做事情也不是很踏实。”

另外一点是,蔡国强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或政府机关谈事情,会议桌上的爷儿们—大堆,与他们的谈判有时会遇到瓶颈。

“我的脾气硬,人家也很硬,我的脸拉不下来,人家也拉不下来。这样子谈判下去注定是不和谐的。”

有时候他甚至会谈着谈着就把自己的底牌掀了出来,朝着对方说:“到了这个地步,做作品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可以趁早停止这项活动。”

但是工作室的女生翻译时,会用她们女性的温柔姿态过滤蔡国强的话,变成:“蔡先生期望事情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否则艺术的意义就没有了。” 她们说话的方式相对温和,不会带有强烈的威胁性。

以前蔡国强其实根本听不懂这些女性工作人员在说什么,后来他稍微能听懂一些英文了,就知道女孩们说的话转了一下,他当场还是会不高兴,要求女孩们不要转,要直接翻译他说的话,“毕竟这是我的话,又不是你们的话!”

“但我后来也理解,这些女孩们是想顺着对方的话,用对方的言语以及说话方式婉转地进行交流,主要还是希望能把事情做好。”

“我后来也想,如果在开会的时候负责翻译的是男生,很可能事情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总的说来,一个工作室的色彩和艺术家的风格是分不开的。就蔡国强来说,工作室第一是专业,专业的意见沟通;第二是要站在工作人员的角度思考。

“主持一个艺术团队很重要的心态,是站在不同人的角度思考。艺术家经常不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过于自我中心,觉得大家都应该赞成他,大家都该办他的展览。”他说,“事情的真相是:一群人帮你做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目的与风险。因此你总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自己是不是能满足他们的成就感,毕竟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点点,每年美术馆的预算也只有一点点。”

这话似乎又呼应了蔡国强谈论自己艺术作品中的群众性,以及他十分在意的民众参与特质、社会贡献的可能。“你要同时思考某件事情的专业贡献与社会贡献,有些事情专业贡献很好,但是社会贡献不大。”

也因此,他非常反对现代主义的传统。

“现代主义是这样的,一群人自认为是时代的开拓者,感觉自己很清高,他们觉得别人什么都不懂,但是别人应该要支持他们。”蔡国强讨厌这样,“这样子的态度只会把艺术的路愈走愈窄,要不使艺术变成只是一小群人的游戏。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有更多艺术家关心社会、关心民众。”

蔡国强已经成为当代艺术家某种类型的典范,创作者、经营者、管理者,身兼艺术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的不同角色。他面对许多不同的人,思考作品的时候是一个角色,与人合作的时候又是另一角色,谈赞助或是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又是不同角色。他必须同时扮演这么多面向,而他那与生俱来的领袖魅力与冷静周全的脑袋无疑是最大的资产。

“就像轮子,轴心是不变的,轴心带着轮子让很多部分转动起来。轴不断地挑战自己开拓出更多可能性,让事情变得好玩,艺术品也因此更有创造力。我会把所有的事情看作一个整体。”

从中国、日本到美国再到全世界,从大地的爆破、装置艺术、观念艺术,到以火药来解决绘画的问题。蔡国强一直在变,以万变应他的不变。

“我与未来的关系是非常不牢固的,我也怕它是牢固的。”

“我现在就只觉得做艺术是好玩的,其他事情我都做不来,而且要做别的事情也太晚了。”

他想了想又补上一句:“其实一定不会吗?这种事情我真是不知道。”

“艺术家除了要对自己坦诚,艺术家最后的乐趣,都是要回归到有没有诚实面对艺术本身的问题。艺术在开始的时候应该要离开艺术,但到最后仍要以艺术为归结。”

(编选自台湾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我是这样想的蔡国强》)

·编辑 杨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