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乐记》研究综述
作者：林冠华
来源：《歌海》2021年第03期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乐记》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作者与成书年代的考证，对《乐记》中的文艺理论与音乐美学思想、哲学思想、文献的研究，以及对《乐记》中乐教思想的阐释、《乐记》的比较研究等六个方面。此外还有对《乐记》的心理学研究、符号学解读，以及对《乐记》的语言学研究等。全面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乐记》研究的主要成果，并对这70年的《乐记》研究进行简单的总结，对《乐记》未来的研究工作有一定的价值。
[关键词]乐记;乐教;儒家;音乐;美学
西汉时期，《乐记》被收入《礼记》，成为了《礼记》中的一篇，奠定了其儒家经典的重要地位，在中国礼乐文明的进程中，扮演了独特的历史角色。近百年来，随着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古史辨等各类思潮的涌起，以及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乐记》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价值。从此，《乐记》成为了中国音乐美学的鼻祖与中国最早的文艺理论著作。在这百年学术史的演进过程中，人们剥去了《乐记》的经学面纱，纷纷从新的角度来阐释《乐记》。自此，《乐记》的经学地位瓦解了，与此同时，其内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挖掘与张扬。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乐记》研究而言，可以分为七个方面：一为对《乐记》作者与成书年代的考证，二为从文艺理论与音乐美学角度对《乐记》的研究，三为对《乐记》中哲学思想的研究，四为对《乐记》文献的研究，五为对《乐记》中乐教思想的阐释，六为对《乐记》的比较研究，七为对《乐记》的其他研究，即无法分类到上述六个方面的研究，如对《乐记》的符号学解读，以及从语言学角度对《乐记》的研究等，这些研究视角的论文较少，便不必单独分类。下文便以这七个方面为纲，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乐记》研究情况做一一梳理。
一、《乐记》作者与成书年代的考证
关于《乐记》的作者是谁，这是个百年来争讼不决的问题。就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来看，其观点主要有公孙尼子、杂家公孙尼、刘德及毛生等、荀子后学、成于众手五种说法。据此五种观点，衍生出的《乐记》产生年代则有战国前期、战国中期、战国后期与西汉四
种说法。除外，在朱彝尊《经义考》中，引有宋人胡寅的说法，认为《乐记》作者是子夏。目前，学术界未见采用“子夏说”的论文，故不细言。下文仅就以上五种说法来加以介绍。
（一）公孙尼子说
早在1943年，郭沫若先生便在《青銅时代》中提出了《乐记》作者为孔子再传弟子公孙尼子的观点。关于公孙尼子为孔子再传弟子的说法，源自《汉书·艺文志》对《公孙尼子》一书的解释。而《乐记》源自《公孙尼子》的这一观点，则是郭沫若先生研究的结果。
郭沫若先生所依据的史源是《隋书·音乐志》中引的梁武帝《思弘古乐诏》和沈约的《奏答》，以及张守节《史记正义》中关于《史记·乐书》的注。《隋书·音乐志》引沈约《奏答》中，有“《乐记》取《公孙尼子》”①的记载，而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的说法则是“其《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①郭沫若先生说：“张说大体根据皇侃，皇侃与沈约为同时代人，两个人的说法正可以为互证。”②从而判断出“《乐记》取自公孙尼子”。③实际上，取自《公孙尼子》和公孙尼子次撰的含义还不太一样。如果《乐记》取自《公孙尼子》，那么《公孙尼子》的二十八篇中应该含有《乐记》的二十三篇。如果《乐记》为公孙尼子次撰，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即公孙尼子编辑或写作了《乐记》，可是《公孙尼子》的二十八篇中并不一定含《乐记》的二十三篇。当然，无论是取自《公孙尼子》还是公孙尼子次撰，在比《隋书·音乐志》更早的《汉书·艺文志》中，却均未提及。
《汉书·艺文志》对《乐记》作者的记载是，“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④关于这则材料，郭沫若先生引用了，但只是说“刘向的《乐记》与王禹怎样‘不同’，可惜没有详说，大约以一篇为一卷，只是少一卷的缘故吧”，⑤认为刘向的《乐记》与《王禹记》可能只是卷数不同的同一本书。他未对这则材料进行更多的分析，更未据此得出《乐记》为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所作的观点，而是根据《隋书·经籍志》和《史记正义》把《乐记》的作者定为了公孙尼子。同时，郭沫若先生并非机械地认为《乐记》是公孙尼子一人所作，而是认为里面也有汉儒杂抄杂纂的内容。
关于《乐记》作者为公孙尼子或源自公孙尼子的观点，郭沫若先生以后的学者多有采纳。如1964年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的教材《中国古代音乐史》中说，“为儒家音乐思想最先建立系统化理论的，乃是公孙尼。他可能是孔子的弟子，他的《乐记》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⑥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论及《乐记》时说是“含有公元前第五世纪时公孙尼言论的《乐记》”。⑦董建在1977年《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的论文《〈乐记〉是我国最早的美学专著》则说到，“今传《乐记》，虽然经过《礼记》编者的编纂，但其原作者应是战国初期的公孙尼”。⑧金钟在1979年《人民音乐》第7期发表论文《关于公孙尼子的〈乐记〉的断代和评价问题——兼与〈乐记〉批注者商榷》中说“现传《乐记》是战国初公孙尼所作”。⑨1988年，吕骥先生在《中国音乐学》第3期发表论文《关于公孙尼子和〈乐记〉作者
考》，对郭沫若先生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1995年《音乐研究》第1期刊登了阴法鲁先生的论文《读吕骥同志新著〈乐记理论探新〉札记》，认为可能是“断取《公孙尼子》中的部分篇章加以补缀”⑩而成，但并非一人一时所修补。
也有一些学者虽未明确指出作者是公孙尼子，但是明显倾向于认为是公孙尼子。如周柱铨先生在1979年《北方论丛》第2期上发表论文《〈乐记〉考辨》上说：“我认为《乐记》的主要作者是公孙尼子一说有相当的依据，但资料仍嫌不足，有些疑团还解决不了，所以暂不作定论为好。”11也正是因为《乐记》作者为公孙尼子的观点“资料不足”，才使《乐记》作者成为了一个争讼不决的难题。
（二）杂家公孙尼说
在《汉书·艺文志》中，除了儒家类有《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并标明是“七十子弟子”。还在杂家类，列有《公孙尼》一篇。正因如此，也就有了《乐记》作者可能是杂家公孙尼的观点。
丘琼荪在《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第一分册中说：“然则《乐记》一篇，今假定为汉武帝时杂家公孙尼所作，在内容上，可无矛盾，在时代上，亦不抵触。所谓公孙尼者，原有二人，一为儒家，春秋战国间人，孟坚尊之为公孙尼子者是也。一为杂家，汉武帝时人，孟坚但称为公孙尼者是也。此人的思想，与尸佼、荀况、吕不韦诸人相接近，因而掇拾儒家经典及以上诸家之说而为《乐记》，自属大有可能。”①
然而，丘琼荪先生这一观点影响较小。杂家《公孙尼》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为一篇，而今传《乐记》则为十一篇，且内容较为驳杂，不像一篇所拆。而且《汉书·艺文志》中《诸子略》的“杂家”中列有《公孙尼》一篇，又在《六艺略》的“乐类”列有《乐记》二十三篇，可见应该为两本书。何况，《汉书·艺文志》中也未有将二者关联的任何记载。所以，《乐记》作者为杂家公孙尼的观点，虽可聊备一说，但疑点还是不少。
（三）刘德及毛生等说
关于《乐记》作者为河间献王刘德及毛生等的观点，最早见于1976年出版的《〈乐记〉批注》。作者主要提出了四个理由，一是在《汉书·艺文志》中，关于《乐记》作者有“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②的记载。二是《隋书·音乐志》引沈约的《奏答》中，在“《乐记》取《公孙尼子》”③之前还抄录了《汉书·艺文志》中“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④的那段话，所以沈约的《奏答》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三是如果《乐记》在先秦就有，那么，《汉书》之前应该有典籍提及公孙尼和《乐记》。然而，却未见任何典籍提及此事。而且，《荀子》除《乐书》一篇与《乐记》多有重复外，均未见抄录其他典籍的痕迹。而《礼记》中却有抄录先秦各书的迹象。从而推断是《乐记》是抄的《荀子·乐论》，而非《荀子·乐论》抄的《乐记》，《乐记》只能在《荀子》之后。四是《乐记》内容重复很多，不像是一个人的专著，因此不可能是公孙尼一人完成。
这一观点在当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1980年，蔡仲德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创刊号上发表论文《〈乐记〉作者辩证》，便坚持了此观点。此后，蔡仲德先生又发表了多篇论文，成为坚持“刘德说”的学者中最有影响的一位。1990年，梁厚意在《星海音乐学院学报》第3期发表论文《〈乐记〉作者辨——〈乐记〉存疑探讨之三》，也认为“《乐记》是由河间献王刘德和毛生等撰辑，成书于汉武帝时代，这是很清楚的”。⑤1998年，《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1期，刊登了赵玉卿先生论文《“三本〈乐记〉说”辨
——与阴法鲁先生商榷》，赞成了蔡仲德先生的“刘德说”。2000年《星海音乐学院学报》第1期刊登了叶明春的论文《〈乐记〉作者及成书年代论争述评》，2002年《山东大学学报》第1期刊登了刘心明先生的论文《〈礼记·乐记〉作于公孙尼子之说辨误》，都是赞成“刘德说”的。直到2009年，李广赞、阎冲在《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第3期上发表论文《〈乐记〉成书题外辨》，仍然有“《乐记》的作者是河间献王刘德及手下众儒生的假设是成立的”⑥这种观点。
这一观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学术史上，影响仅次于“公孙尼子说”。然而，刘德与毛生等所作的《乐记》是否即《礼记·乐记》中的《乐记》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可知，河间献王刘德所作的《乐记》，即是《王禹记》。在《汉书·艺文志》中，《王禹记》为二十四卷，与刘向校书所得的二十三篇《乐记》分列，且班固明确指出二书“不同”。如果刘向校书所得的《乐记》即今本《礼记·乐记》，那么“不同”的《王禹记》自然就不是今天看到的《乐记》，而是另外一本书。但是，这里还存在个如何理解“不同”的问题，如蔡仲德便认为这里的“不同”也许只是传本的不同。如果真是这样，那《王禹记》同《乐记》便是同一本书了。
（四）荀子后学说
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认为，“《乐记》剿袭《荀子》《吕览》《易系》诸书，其议论皆出荀后。则公孙尼子殆荀氏门人，李斯、韩非之流亚耶？”①提出了公孙尼子是荀子后学的观点。尽管钱穆先生还是认为《乐记》的作者为公孙尼子，不过却与郭沫若先生的“公孙尼子说”已经截然不同。因为按照郭沫若先生的说法，公孙尼子为孔子的再传弟子，《乐记》在春秋、战国之间便已产生。然而，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公孙尼子是荀子的后学，那么《乐记》的产生年代便到了战国后期。因此，实际上，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中的观点，已经开启了《乐记》为荀子后学所作说的先河。
1981年，《文史》第10辑刊登了孙尧年先生的论文《〈乐记〉作者问题考辨》，分别将现存《乐记》的十一篇与《荀子》的思想进行了对比。他认为，《乐本》《乐施》《乐言》三篇的议论非常驳杂，其中许多议论出自不同的时期和学派。但是由于《荀子》思想本身具有的综合性，就整体而言，这三篇仍然主要继承了荀子的思想。《乐论》《乐礼》《乐情》三篇围绕着《荀子·乐论》中“乐合同，礼别异”②展开，但阐释的却不仅仅是荀子的思想，更多的是
《易传》的思想与思孟学派的学说。《乐象》《乐化》二篇与《荀子·乐论》多有雷同，只是兼采了思孟学派的观点与《易传》思想，应当采自荀子门人的记述。《宾牟贾》《师乙》《魏文侯》三篇则最为复杂，不能纳入前八篇的体系中，应当比前八篇早出，但不会早于战国中期。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其主体部分八篇，具有一定的整体性……主要是荀子门人所搜集的材料，所作的记录和阐说，经毛生等编纂成篇。他们有些和荀子同样吸收稷下道家一派学说，并以此修改了荀子人性论;有些又较多地接受思孟学说及后来《易传》思想影响，改变了荀子的天道观，渗进了性善论。这些都与西汉时代统治思想不可分割。但就其大體言之，仍可与《荀论》平行，而远未丰富与驳杂”。③
（二）杂家公孙尼说
在《汉书·艺文志》中，除了儒家类有《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并标明是“七十子弟子”。还在杂家类，列有《公孙尼》一篇。正因如此，也就有了《乐记》作者可能是杂家公孙尼的观点。
丘琼荪在《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第一分册中说：“然则《乐记》一篇，今假定为汉武帝时杂家公孙尼所作，在内容上，可无矛盾，在时代上，亦不抵触。所谓公孙尼者，原有二人，一为儒家，春秋战国间人，孟坚尊之为公孙尼子者是也。一为杂家，汉武帝时人，孟坚但称为公孙尼者是也。此人的思想，与尸佼、荀况、吕不韦诸人相接近，因而掇拾儒家经典及以上诸家之说而为《乐记》，自属大有可能。”①
然而，丘琼荪先生这一观点影响较小。杂家《公孙尼》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为一篇，而今传《乐记》则为十一篇，且内容较为驳杂，不像一篇所拆。而且《汉书·艺文志》中《诸子略》的“杂家”中列有《公孙尼》一篇，又在《六艺略》的“乐类”列有《乐记》二十三篇，可见应该为两本书。何况，《汉书·艺文志》中也未有将二者关联的任何记载。所以，《乐记》作者为杂家公孙尼的观点，虽可聊备一说，但疑点还是不少。
（三）刘德及毛生等说
关于《乐记》作者为河间献王刘德及毛生等的观点，最早见于1976年出版的《〈乐记〉批注》。作者主要提出了四个理由，一是在《汉书·艺文志》中，关于《乐记》作者有“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②的记载。二是《隋书·音乐志》引沈约的《奏答》中，在“《乐记》取《公孙尼子》”③之前还抄录了《汉书·艺文志》中“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④的那段话，所以沈约的《奏答》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三是如果《乐记》在先秦就有，那么，《汉书》之前应该有典籍提及公孙尼和《乐记》。然而，却未见任何典籍提及此事。而且，《荀子》除《乐书》一篇与《乐记》多有重复外，均未见抄录其他典籍的痕迹。而《礼记》中却有抄录先秦各书的迹象。从而推断是《乐记》是抄的《荀子·乐论》，而非《荀子·乐论》抄的《乐记》，《乐记》只能在《荀子》之后。四是《乐记》内容重复很多，不像是一个人的专著，因此不可能是公孙尼一人完成。
这一观点在当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1980年，蔡仲德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创刊号上发表论文《〈乐记〉作者辩证》，便坚持了此观点。此后，蔡仲德先生又发表了多篇论文，成为坚持“刘德说”的学者中最有影响的一位。1990年，梁厚意在《星海音乐学院学报》第3期发表论文《〈乐记〉作者辨——〈乐记〉存疑探讨之三》，也认为“《乐记》是由河间献王刘德和毛生等撰辑，成书于汉武帝时代，这是很清楚的”。⑤1998年，《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1期，刊登了赵玉卿先生论文《“三本〈乐记〉说”辨
——与阴法鲁先生商榷》，赞成了蔡仲德先生的“刘德说”。2000年《星海音乐学院学报》第1期刊登了叶明春的论文《〈乐记〉作者及成书年代论争述评》，2002年《山东大学学报》第1期刊登了刘心明先生的论文《〈礼记·乐记〉作于公孙尼子之说辨误》，都是赞成“刘德说”的。直到2009年，李广赞、阎冲在《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第3期上发表论文《〈乐记〉成书题外辨》，仍然有“《乐记》的作者是河间献王刘德及手下众儒生的假设是成立的”⑥这种观点。
这一观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学术史上，影响仅次于“公孙尼子说”。然而，刘德与毛生等所作的《乐记》是否即《礼记·乐记》中的《乐记》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可知，河间献王刘德所作的《乐记》，即是《王禹记》。在《汉书·艺文志》中，《王禹记》为二十四卷，与刘向校书所得的二十三篇《乐记》分列，且班固明确指出二书“不同”。如果刘向校书所得的《乐记》即今本《礼记·乐记》，那么“不同”的《王禹记》自然就不是今天看到的《乐记》，而是另外一本书。但是，这里还存在个如何理解“不同”的问题，如蔡仲德便认为这里的“不同”也许只是传本的不同。如果真是这样，那《王禹记》同《乐记》便是同一本书了。
（四）荀子后学说
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认为，“《乐记》剿袭《荀子》《吕览》《易系》诸书，其议论皆出荀后。则公孙尼子殆荀氏门人，李斯、韩非之流亚耶？”①提出了公孙尼子是荀子后学的观点。尽管钱穆先生还是认为《乐记》的作者为公孙尼子，不过却与郭沫若先生的“公孙尼子说”已经截然不同。因为按照郭沫若先生的说法，公孙尼子为孔子的再传弟子，《乐记》在春秋、战国之间便已产生。然而，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公孙尼子是荀子的后学，那么《乐记》的产生年代便到了战国后期。因此，实际上，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中的观点，已经开启了《乐记》为荀子后学所作说的先河。
1981年，《文史》第10辑刊登了孙尧年先生的论文《〈乐记〉作者问题考辨》，分别将现存《乐记》的十一篇与《荀子》的思想进行了对比。他认为，《乐本》《乐施》《乐言》三篇的议论非常驳杂，其中许多议论出自不同的时期和学派。但是由于《荀子》思想本身具有的综合性，就整体而言，这三篇仍然主要继承了荀子的思想。《乐论》《乐礼》《乐情》三篇围绕着《荀子·乐论》中“乐合同，礼别异”②展开，但阐释的却不仅仅是荀子的思想，更多的是
《易传》的思想与思孟学派的学说。《乐象》《乐化》二篇与《荀子·乐论》多有雷同，只是兼采了思孟学派的观点与《易传》思想，應当采自荀子门人的记述。《宾牟贾》《师乙》《魏文侯》三篇则最为复杂，不能纳入前八篇的体系中，应当比前八篇早出，但不会早于战国中期。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其主体部分八篇，具有一定的整体性……主要是荀子门人所搜集的材料，所作的记录和阐说，经毛生等编纂成篇。他们有些和荀子同样吸收稷下道家一派学说，并以此修改了荀子人性论;有些又较多地接受思孟学说及后来《易传》思想影响，改变了荀子的天道观，渗进了性善论。这些都与西汉时代统治思想不可分割。但就其大体言之，仍可与《荀论》平行，而远未丰富与驳杂”。③
（二）杂家公孙尼说
在《汉书·艺文志》中，除了儒家类有《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并标明是“七十子弟子”。还在杂家类，列有《公孙尼》一篇。正因如此，也就有了《乐记》作者可能是杂家公孙尼的观点。
丘琼荪在《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第一分册中说：“然则《乐记》一篇，今假定为汉武帝时杂家公孙尼所作，在内容上，可无矛盾，在时代上，亦不抵触。所谓公孙尼者，原有二人，一为儒家，春秋战国间人，孟坚尊之为公孙尼子者是也。一为杂家，汉武帝时人，孟坚但称为公孙尼者是也。此人的思想，与尸佼、荀况、吕不韦诸人相接近，因而掇拾儒家经典及以上诸家之说而为《乐记》，自属大有可能。”①
然而，丘琼荪先生这一观点影响较小。杂家《公孙尼》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为一篇，而今传《乐记》则为十一篇，且内容较为驳杂，不像一篇所拆。而且《汉书·艺文志》中《诸子略》的“杂家”中列有《公孙尼》一篇，又在《六艺略》的“乐类”列有《乐记》二十三篇，可见应该为两本书。何况，《汉书·艺文志》中也未有将二者关联的任何记载。所以，《乐记》作者为杂家公孙尼的观点，虽可聊备一说，但疑点还是不少。
（三）刘德及毛生等说
关于《乐记》作者为河间献王刘德及毛生等的观点，最早见于1976年出版的《〈乐记〉批注》。作者主要提出了四个理由，一是在《汉书·艺文志》中，关于《乐记》作者有“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②的记载。二是《隋书·音乐志》引沈约的《奏答》中，在“《乐记》取《公孙尼子》”③之前还抄录了《汉书·艺文志》中“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④的那段话，所以沈约的《奏答》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三是如果《樂记》在先秦就有，那么，《汉书》之前应该有典籍提及公孙尼和《乐记》。然而，却未见任何典籍提及此事。而且，《荀子》除《乐书》一篇与《乐记》多有重复外，均未见抄录其他典籍的痕迹。而《礼记》中却有抄录先秦各书的迹象。从而推断是《乐记》是抄的《荀子·乐论》，而非《荀子·乐论》抄的《乐记》，《乐记》只能在《荀子》之后。四是《乐记》内容重复很多，不像是一个人的专著，因此不可能是公孙尼一人完成。
这一观点在当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1980年，蔡仲德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创刊号上发表论文《〈乐记〉作者辩证》，便坚持了此观点。此后，蔡仲德先生又发表了多篇论文，成为坚持“刘德说”的学者中最有影响的一位。1990年，梁厚意在《星海音乐学院学报》第3期发表论文《〈乐记〉作者辨——〈乐记〉存疑探讨之三》，也认为“《乐记》是由河间献王刘德和毛生等撰辑，成书于汉武帝时代，这是很清楚的”。⑤1998年，《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1期，刊登了赵玉卿先生论文《“三本〈乐记〉说”辨
——与阴法鲁先生商榷》，赞成了蔡仲德先生的“刘德说”。2000年《星海音乐学院学报》第1期刊登了叶明春的论文《〈乐记〉作者及成书年代论争述评》，2002年《山东大学学报》第1期刊登了刘心明先生的论文《〈礼记·乐记〉作于公孙尼子之说辨误》，都是赞成“刘德说”的。直到2009年，李广赞、阎冲在《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第3期上发表论文《〈乐记〉成书题外辨》，仍然有“《乐记》的作者是河间献王刘德及手下众儒生的假设是成立的”⑥这种观点。
这一观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学术史上，影响仅次于“公孙尼子说”。然而，刘德与毛生等所作的《乐记》是否即《礼记·乐记》中的《乐记》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可知，河间献王刘德所作的《乐记》，即是《王禹记》。在《汉书·艺文志》中，《王禹记》为二十四卷，与刘向校书所得的二十三篇《乐记》分列，且班固明确指出二书“不同”。如果刘向校书所得的《乐记》即今本《礼记·乐记》，那么“不同”的《王禹记》自然就不是今天看到的《乐记》，而是另外一本书。但是，这里还存在个如何理解“不同”的问题，如蔡仲德便认为这里的“不同”也许只是传本的不同。如果真是这样，那《王禹记》同《乐记》便是同一本书了。
（四）荀子后学说
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认为，“《乐记》剿袭《荀子》《吕览》《易系》诸书，其议论皆出荀后。则公孙尼子殆荀氏门人，李斯、韩非之流亚耶？”①提出了公孙尼子是荀子后学的观点。尽管钱穆先生还是认为《乐记》的作者为公孙尼子，不过却与郭沫若先生的“公孙尼子说”已经截然不同。因为按照郭沫若先生的说法，公孙尼子为孔子的再传弟子，《乐记》在春秋、战国之间便已产生。然而，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公孙尼子是荀子的后学，那么《乐记》的产生年代便到了战国后期。因此，实际上，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中的观点，已经开启了《乐记》为荀子后学所作说的先河。
1981年，《文史》第10辑刊登了孙尧年先生的论文《〈乐记〉作者问题考辨》，分别将现存《乐记》的十一篇与《荀子》的思想进行了对比。他认为，《乐本》《乐施》《乐言》三篇的议论非常驳杂，其中许多议论出自不同的时期和学派。但是由于《荀子》思想本身具有的综合性，就整体而言，这三篇仍然主要继承了荀子的思想。《乐论》《乐礼》《乐情》三篇围绕着《荀子·乐论》中“乐合同，礼别异”②展开，但阐释的却不仅仅是荀子的思想，更多的是
《易传》的思想与思孟学派的学说。《乐象》《乐化》二篇与《荀子·乐论》多有雷同，只是兼采了思孟学派的观点与《易传》思想，应当采自荀子门人的记述。《宾牟贾》《师乙》《魏文侯》三篇则最为复杂，不能纳入前八篇的体系中，应当比前八篇早出，但不会早于战国中期。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其主体部分八篇，具有一定的整体性……主要是荀子门人所搜集的材料，所作的记录和阐说，经毛生等编纂成篇。他们有些和荀子同样吸收稷下道家一派学说，并以此修改了荀子人性论;有些又较多地接受思孟学说及后来《易传》思想影响，改变了荀子的天道观，渗进了性善论。这些都与西汉时代统治思想不可分割。但就其大体言之，仍可与《荀论》平行，而远未丰富与驳杂”。③
（二）杂家公孙尼说
在《汉书·艺文志》中，除了儒家类有《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并标明是“七十子弟子”。还在杂家类，列有《公孙尼》一篇。正因如此，也就有了《乐记》作者可能是杂家公孙尼的观点。
丘琼荪在《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第一分册中说：“然则《乐记》一篇，今假定为汉武帝时杂家公孙尼所作，在内容上，可无矛盾，在时代上，亦不抵触。所谓公孙尼者，原有二人，一为儒家，春秋战国间人，孟坚尊之为公孙尼子者是也。一为杂家，汉武帝时人，孟坚但称为公孙尼者是也。此人的思想，与尸佼、荀况、吕不韦诸人相接近，因而掇拾儒家经典及以上诸家之说而为《乐记》，自属大有可能。”①
然而，丘琼荪先生这一观点影响较小。杂家《公孙尼》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为一篇，而今传《乐记》则为十一篇，且内容较为驳杂，不像一篇所拆。而且《汉书·艺文志》中《诸子略》的“杂家”中列有《公孙尼》一篇，又在《六艺略》的“乐类”列有《乐记》二十三篇，可见应该为两本书。何况，《汉书·艺文志》中也未有将二者关联的任何记载。所以，《乐记》作者为杂家公孙尼的观点，虽可聊备一说，但疑点还是不少。
（三）刘德及毛生等说
关于《乐记》作者为河间献王刘德及毛生等的观点，最早见于1976年出版的《〈乐记〉批注》。作者主要提出了四个理由，一是在《汉书·艺文志》中，关于《乐记》作者有“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②的记载。二是《隋书·音乐志》引沈约的《奏答》中，在“《乐记》取《公孙尼子》”③之前还抄录了《汉书·艺文志》中“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④的那段话，所以沈约的《奏答》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三是如果《乐记》在先秦就有，那么，《汉书》之前应该有典籍提及公孙尼和《乐记》。然而，却未见任何典籍提及此事。而且，《荀子》除《乐书》一篇与《乐记》多有重复外，均未见抄录其他典籍的痕迹。而《礼记》中却有抄录先秦各书的迹象。从而推断是《乐记》是抄的《荀子·乐论》，而非《荀子·乐论》抄的《乐记》，《乐记》只能在《荀子》之后。四是《乐记》内容重复很多，不像是一个人的专著，因此不可能是公孙尼一人完成。
这一观点在当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1980年，蔡仲德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创刊号上发表论文《〈乐记〉作者辩证》，便坚持了此观点。此后，蔡仲德先生又发表了多篇论文，成为坚持“刘德说”的学者中最有影响的一位。1990年，梁厚意在《星海音乐学院学报》第3期发表论文《〈乐记〉作者辨——〈乐记〉存疑探讨之三》，也认为“《乐记》是由河间献王刘德和毛生等撰辑，成书于汉武帝时代，这是很清楚的”。⑤1998年，《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1期，刊登了赵玉卿先生论文《“三本〈乐记〉说”辨
——与阴法鲁先生商榷》，赞成了蔡仲德先生的“刘德说”。2000年《星海音乐学院学报》第1期刊登了叶明春的论文《〈乐记〉作者及成书年代论争述评》，2002年《山东大学学报》第1期刊登了刘心明先生的论文《〈礼记·乐记〉作于公孙尼子之说辨误》，都是赞成“刘德说”的。直到2009年，李广赞、阎冲在《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第3期上发表论文《〈乐记〉成书题外辨》，仍然有“《乐记》的作者是河间献王刘德及手下众儒生的假设是成立的”⑥这种观点。
这一观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学术史上，影响仅次于“公孙尼子说”。然而，刘德与毛生等所作的《乐记》是否即《礼记·乐记》中的《乐记》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可知，河间献王刘德所作的《乐记》，即是《王禹记》。在《汉书·艺文志》中，《王禹记》为二十四卷，与刘向校书所得的二十三篇《乐记》分列，且班固明确指出二书“不同”。如果刘向校书所得的《乐记》即今本《礼记·乐记》，那么“不同”的《王禹记》自然就不是今天看到的《乐记》，而是另外一本书。但是，这里还存在个如何理解“不同”的问题，如蔡仲德便认为这里的“不同”也许只是传本的不同。如果真是这样，那《王禹记》同《乐记》便是同一本书了。
（四）荀子后学说
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认为，“《乐记》剿袭《荀子》《吕览》《易系》诸书，其议论皆出荀后。则公孙尼子殆荀氏门人，李斯、韩非之流亚耶？”①提出了公孙尼子是荀子后学的观点。尽管钱穆先生还是认为《乐记》的作者为公孙尼子，不过却与郭沫若先生的“公孙尼子说”已经截然不同。因为按照郭沫若先生的说法，公孙尼子为孔子的再传弟子，《乐记》在春秋、战国之间便已产生。然而，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公孙尼子是荀子的后学，那么《乐记》的产生年代便到了战国后期。因此，实际上，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中的观点，已经开启了《乐记》为荀子后学所作说的先河。
1981年，《文史》第10辑刊登了孙尧年先生的论文《〈乐记〉作者问题考辨》，分别将现存《乐记》的十一篇与《荀子》的思想进行了对比。他认为，《乐本》《乐施》《乐言》三篇的议论非常驳杂，其中许多议论出自不同的时期和学派。但是由于《荀子》思想本身具有的綜合性，就整体而言，这三篇仍然主要继承了荀子的思想。《乐论》《乐礼》《乐情》三篇围绕着《荀子·乐论》中“乐合同，礼别异”②展开，但阐释的却不仅仅是荀子的思想，更多的是
《易传》的思想与思孟学派的学说。《乐象》《乐化》二篇与《荀子·乐论》多有雷同，只是兼采了思孟学派的观点与《易传》思想，应当采自荀子门人的记述。《宾牟贾》《师乙》《魏文侯》三篇则最为复杂，不能纳入前八篇的体系中，应当比前八篇早出，但不会早于战国中期。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其主体部分八篇，具有一定的整体性……主要是荀子门人所搜集的材料，所作的记录和阐说，经毛生等编纂成篇。他们有些和荀子同样吸收稷下道家一派学说，并以此修改了荀子人性论;有些又较多地接受思孟学说及后来《易传》思想影响，改变了荀子的天道观，渗进了性善论。这些都与西汉时代统治思想不可分割。但就其大体言之，仍可与《荀论》平行，而远未丰富与驳杂”。③
（二）杂家公孙尼说
在《汉书·艺文志》中，除了儒家类有《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并标明是“七十子弟子”。还在杂家类，列有《公孙尼》一篇。正因如此，也就有了《乐记》作者可能是杂家公孙尼的观点。
丘琼荪在《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第一分册中说：“然则《乐记》一篇，今假定为汉武帝时杂家公孙尼所作，在内容上，可无矛盾，在时代上，亦不抵触。所谓公孙尼者，原有二人，一为儒家，春秋战国间人，孟坚尊之为公孙尼子者是也。一为杂家，汉武帝时人，孟坚但称为公孙尼者是也。此人的思想，与尸佼、荀况、吕不韦诸人相接近，因而掇拾儒家经典及以上诸家之说而为《乐记》，自属大有可能。”①
然而，丘琼荪先生这一观点影响较小。杂家《公孙尼》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为一篇，而今传《乐记》则为十一篇，且内容较为驳杂，不像一篇所拆。而且《漢书·艺文志》中《诸子略》的“杂家”中列有《公孙尼》一篇，又在《六艺略》的“乐类”列有《乐记》二十三篇，可见应该为两本书。何况，《汉书·艺文志》中也未有将二者关联的任何记载。所以，《乐记》作者为杂家公孙尼的观点，虽可聊备一说，但疑点还是不少。
（三）刘德及毛生等说
关于《乐记》作者为河间献王刘德及毛生等的观点，最早见于1976年出版的《〈乐记〉批注》。作者主要提出了四个理由，一是在《汉书·艺文志》中，关于《乐记》作者有“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②的记载。二是《隋书·音乐志》引沈约的《奏答》中，在“《乐记》取《公孙尼子》”③之前还抄录了《汉书·艺文志》中“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④的那段话，所以沈约的《奏答》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三是如果《乐记》在先秦就有，那么，《汉书》之前应该有典籍提及公孙尼和《乐记》。然而，却未见任何典籍提及此事。而且，《荀子》除《乐书》一篇与《乐记》多有重复外，均未见抄录其他典籍的痕迹。而《礼记》中却有抄录先秦各书的迹象。从而推断是《乐记》是抄的《荀子·乐论》，而非《荀子·乐论》抄的《乐记》，《乐记》只能在《荀子》之后。四是《乐记》内容重复很多，不像是一个人的专著，因此不可能是公孙尼一人完成。
这一观点在当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1980年，蔡仲德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创刊号上发表论文《〈乐记〉作者辩证》，便坚持了此观点。此后，蔡仲德先生又发表了多篇论文，成为坚持“刘德说”的学者中最有影响的一位。1990年，梁厚意在《星海音乐学院学报》第3期发表论文《〈乐记〉作者辨——〈乐记〉存疑探讨之三》，也认为“《乐记》是由河间献王刘德和毛生等撰辑，成书于汉武帝时代，这是很清楚的”。⑤1998年，《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1期，刊登了赵玉卿先生论文《“三本〈乐记〉说”辨
——与阴法鲁先生商榷》，赞成了蔡仲德先生的“刘德说”。2000年《星海音乐学院学报》第1期刊登了叶明春的论文《〈乐记〉作者及成书年代论争述评》，2002年《山东大学学报》第1期刊登了刘心明先生的论文《〈礼记·乐记〉作于公孙尼子之说辨误》，都是赞成“刘德说”的。直到2009年，李广赞、阎冲在《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第3期上发表论文《〈乐记〉成书题外辨》，仍然有“《乐记》的作者是河间献王刘德及手下众儒生的假设是成立的”⑥这种观点。
这一观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学术史上，影响仅次于“公孙尼子说”。然而，刘德与毛生等所作的《乐记》是否即《礼记·乐记》中的《乐记》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可知，河间献王刘德所作的《乐记》，即是《王禹记》。在《汉书·艺文志》中，《王禹记》为二十四卷，与刘向校书所得的二十三篇《乐记》分列，且班固明确指出二书“不同”。如果刘向校书所得的《乐记》即今本《礼记·乐记》，那么“不同”的《王禹记》自然就不是今天看到的《乐记》，而是另外一本书。但是，这里还存在个如何理解“不同”的问题，如蔡仲德便认为这里的“不同”也许只是传本的不同。如果真是这样，那《王禹记》同《乐记》便是同一本书了。
（四）荀子后学说
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认为，“《乐记》剿袭《荀子》《吕览》《易系》诸书，其议论皆出荀后。则公孙尼子殆荀氏门人，李斯、韩非之流亚耶？”①提出了公孙尼子是荀子后学的观点。尽管钱穆先生还是认为《乐记》的作者为公孙尼子，不过却与郭沫若先生的“公孙尼子说”已经截然不同。因为按照郭沫若先生的说法，公孙尼子为孔子的再传弟子，《乐记》在春秋、战国之间便已产生。然而，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公孙尼子是荀子的后学，那么《乐记》的产生年代便到了战国后期。因此，实际上，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中的观点，已经开启了《乐记》为荀子后学所作说的先河。
1981年，《文史》第10辑刊登了孙尧年先生的论文《〈乐记〉作者问题考辨》，分别将现存《乐记》的十一篇与《荀子》的思想进行了对比。他认为，《乐本》《乐施》《乐言》三篇的议论非常驳杂，其中许多议论出自不同的时期和学派。但是由于《荀子》思想本身具有的综合性，就整体而言，这三篇仍然主要继承了荀子的思想。《乐论》《乐礼》《乐情》三篇围绕着《荀子·乐论》中“乐合同，礼别异”②展开，但阐释的却不仅仅是荀子的思想，更多的是
《易传》的思想与思孟学派的学说。《乐象》《乐化》二篇与《荀子·乐论》多有雷同，只是兼采了思孟学派的观点与《易传》思想，应当采自荀子门人的记述。《宾牟贾》《师乙》《魏文侯》三篇则最为复杂，不能纳入前八篇的体系中，应当比前八篇早出，但不会早于战国中期。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其主体部分八篇，具有一定的整体性……主要是荀子门人所搜集的材料，所作的记录和阐说，经毛生等编纂成篇。他们有些和荀子同样吸收稷下道家一派学说，并以此修改了荀子人性论;有些又较多地接受思孟学说及后来《易传》思想影响，改变了荀子的天道观，渗进了性善论。这些都与西汉时代统治思想不可分割。但就其大体言之，仍可与《荀论》平行，而远未丰富与驳杂”。③
建国七十年来学术界关于移风易俗问题的研究综述
作者：杨诗羽
来源：《理论观察》2019年第09期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移风易俗;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64;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9）09—0145—04中国古代文化中蕴含深厚的治世思想，移风易俗在当时正是发挥着重要的治世价值。众多朝代统治者都将风俗问题上升到治国安邦的高度，可见其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建国初期，移风易俗研究围绕爱国卫生运动展开;改革开放后，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指出：“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人民群众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伟大创造，有助于两个文明建设任务有机结合，落实到基层。”如今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行动，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本文拟对建国七十年来学术界关于移风易俗问题研究进行梳理，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以期对该问题研究有所帮助。
学界普遍认同移风易俗在古代社会中治国安邦的重要作用，对其研究主要侧重以下方面。
（一）中国古代移风易俗的词源考察
“移风易俗”的命题经历了长期演化过程。早在先秦就出现了“风”，并逐渐演化为“风俗”，礼乐在当时都是教化风俗的有效手段。礼乐的地位、作用和重视程度的不平衡使这两者逐渐走向分离，在春秋时期，礼乐出现明显分流的趋势，但教化风俗以安定国家依旧是统治者重点关注的问题。战国末期，荀子将礼乐合并作为平天下的重要方式，“移风易俗”命题也应运而生。杨辉认为，先秦礼教和乐教的主要目的是教化中国古代社会群体文化及氛围，即教化风俗，礼乐由一体到分流再到一体的发展过程，礼、乐并济成为齐天下的群体教化工具，“移风易俗”命题由此诞生〔1〕。张勃指出，早在孔子就有关于移风易俗的论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乐的作用显而易见，之后荀子继承并发扬了重视风俗的观点，并提出要利用风俗来治理社会，看重民风建设，因此“移风易俗”的含义得以更深刻的阐释。
（二）中国古代移风易俗的功能和作用
中国古代移风易俗最大的功能和作用在于它的治世价值，统治者通过观风俗、教化风俗以达到政治稳定、经济恢复、人民安定的目的。其中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最为突出。
先秦礼乐中的乐教研究综述
《先秦礼乐中的乐教研究综述》
先秦时期，礼乐是政治、宗教、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乐教也是当时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古代乐教，有助于深入理解先秦礼乐文化的宗教性、政治性和文化性特征。
研究古代乐教，主要是以《易经》、《诗经》、《周礼》、《尚书》、《礼记》、《春秋》等文献为主要资料，从乐理、乐器、乐舞、乐谱、乐法等方面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先秦乐教体系完备，乐理、乐器、乐舞、乐谱、乐法等均有其系统的规范，且存在深刻的宗教、政治和文化意义。
研究还发现，先秦乐教体系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乐理、乐器、乐舞、乐谱、乐法等各方面均受到当时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多样的乐教体系。
综上所述，研究先秦礼乐中的乐教，有助于深入理解先秦礼乐文化的宗教性、政治性和文化性特征，乐教体系在历史发展中也不断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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