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实业教育思想研究

摘要：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军政重臣的李鸿章倡导新教育，举办新式学堂，培养实用人才，推动了近代技术教育、实业教育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文章从李鸿章实业教育的目的论、课程论、教学论和增强实业教育吸引力等方面对其实业教育思想进行了全面挖掘与剖析，旨在丰富中国近代实业教育思想，推进中国职业教育科学合理发展。

关键词：李鸿章；实业教育；实业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2)09-004-03

实业教育专指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中国在农业、工业、商业、矿冶、铁路等物质生产方面培养专门的应用性人才的教育，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教育的一大亮点，实业教育极大地推动了工业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晚清军政重臣的李鸿章，是洋务运动新教育的代表人物，正如教育史家陈东原所说，洋务运动时期“提倡新教育的代表人物要推李鸿章”。李鸿章先后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同文馆(1867年后改为上海广方言馆)，在天津创办了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北洋医学堂，还创办了附设在江南制造总局的操炮学堂与附设在江南制造局的工艺学堂。李鸿章还在上海格致书院既捐银又捐匾并出题主持考试。在李鸿章死后，人们对他评价褒贬不一，颇具争议，不管人们如何对其评价，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李鸿章推动了近代技术教育、实业教育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本文从实业教育的目的论、课程论、教学论和增强实业教育吸引力等方面对李鸿章的实业教育思想进行尝试性初探，旨在挖掘李鸿章实业教育思想，充实与丰富中国近代实业教育思想，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

一、实业教育目的论

李鸿章实业教育目的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实业教育要为什么服务，即教育目的的社会倾向性问题；另一个是实业教育的人才所具有的知识、能力与素质结构，即人才培养规格问题。

1.培养人才的社会倾向性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晚清军政重臣的李鸿章开始意识到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阶段，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局面，在对当时时局的清醒认识下，李鸿章主张自强御敌。那么，如何做到自强御敌呢?李鸿章的答案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满足国家、洋务运动需要的新型人才。他在《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指出：西洋人专门仗着他们的枪、炮、轮船的先进精锐，所以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中国一向用的弓箭、长矛、小枪、土炮敌不过他们从后面装子弹的洋枪洋炮，中国一向用的帆篷木船、艇船、炮划等也敌不过他们的轮机兵船，因而，中国受洋人的欺压制约。他指出，只有自强才能摆脱受制于洋人，要自强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且自强之道在于学习他人超过我们的高明之处，在于夺取他们所依仗的优势罢了。他还说“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在这种社会背景与对政局认识的情况下，李鸿章开始在教育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教育计划，强调教育为国家服务的社会功能，满足洋务发展的需要，主张实业教育为培养封建卫道人才为中心。

2.人才的培养规格

李鸿章主张培养的封建卫道人才与传统的卫道人才不同，传统教育目的重道义、轻自然、斥技艺，不能师夷，不谈“西学”与“洋务”，不言利，不学“奇技淫巧”，否则，被称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对此，李鸿章不屑一顾，主张“师其所能、夺其所恃”，“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于洋务”，甚至将“西学”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主张培养掌握洋务运动所需的世界知识与近代科技文化的新型卫道士。可见，李鸿章培养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不是务虚的单一的通儒，而是培养务实的多样化、实用性的封建卫道人才。现选择李鸿章所办的几所学堂来分析其实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规格。

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上海同文馆(1867年改为上海广方言馆)，在上海广方言馆的课程章程中明确规定其“立教之本”在于“真储才以收实效”。“今日士大夫通患，划时代大乎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盖学不求其实用，究不知所学何事也。兹建设广方言馆，苦心经营，立教之本，无非真储才以收实效”。上海广方言馆虽说是以学习语言、培养应用外交人才为目的，但学习语言更大的目的在于“由语言以达文字而译选科学”，在于译西书以图自强。可见，上海同文馆培养的是与传统教育不同的实用性人才，培养的是深谙西语与万国公法，输入西学的实用性翻译人才。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奏请购铁甲船时，就已经注意对铁甲船人才的培养，他说“造就人才，尤为急先”，故于1880年创办天津水师学堂，其办学目的在于造就中国兵船人才，“立中国兵船之本云”，其目的在国内培养自己的军事技术人才及各式新式指挥人才。上海格致书院章程明确规定：“立此书院，原意是欲中国士商深悉西国人事，彼此更敦和好。”上海格致书院发往各国之条陈也云：“此书院之设，原令中国人明晓西国各种学问与工艺与造成之物。”上海格致书院以“考究西国格致之学、工艺之法、制造之理”，达“为国家储人才，以备将来驱策”为主旨。在清末，“格致之学”是指声、光、化等西方的自然科学。上海格致书院不同于旧式书院，旧式书院重在培育科举人才，上海格致书院则是为了培养通晓西学的实用性人才。

二、虚实结合、西主中辅的课程论

李鸿章提出了“实学”和“虚学”的概念，所说的“实学”即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等教育内容。“虚学”就是“书礼”等中国传统的空疏的教育内容。李鸿章认为，在教育内容上，西人“尚实”，国人“务虚”，于是提倡向西方学习“实学”，认为学习“实学”是“国于是强、民于是富”的重要途径，因而，李氏希冀借助西方之“实学”，“俾我华人渐能就虚题以实做”，以图国之强民之富。李鸿章虽以“西学”为主要教学内容，并将西学课程化，但却主张学习西学仍以正学为本，“肄习西学，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宣讲圣谕广训”，可见李鸿章主张虚实结合，新旧杂糅，在注重以西艺、西文等“西学”为主要教育内容的同时不忘传统的纲常伦理教育内容。这体现了李鸿章“中西并课”、“西主中辅”的实业教育课程观。

从学堂开设的课程来看，李鸿章大量引进西方的语言文字、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军事指挥战术等学科，学堂主要学习的内容不是“经史之学”，而是曾被保守派视为“奇技淫巧”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在所开设的总课程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尽管不同学堂的教学内容各有侧重，但都开设一定的科技内容，且都是以数学为基础课程，在精熟几何、代数、三角等基础上，开设专业课程，专业课程都是西方近代科学，这样的课程结构更加合理完善。他还参照西方学校的某些做法，如划分专业，确定培训层次，使人才培养更趋合理、科学，引进了崭新的教学内容，重视西语与西学，将西语与西学作为普遍开设的课程，李鸿章认为西语是中外交涉、交往中不可缺的工具，更是研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军事战术，了解外面世界的捷径。“泰西武备之学，皆从天算、舆地、格致而来，欲造其极诣，必先通其语言文字，乃能即事穷理，洞见本源”。只有掌握了西方的语言文字，才能更好地掌握自然科学知识，探索机械制造的原理与事物的本源。从李鸿章所办学堂开设的课程来看，虽然不同类型的实业学堂所开设的课程有所侧重，但都与所在学堂的人才培养规格相一致，都是为不同职业的应用性人才服务，凸显了课程设置为人才培养规格服务的功能。

三、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论

李鸿章在教育方法途径上采用实验，改变了传统的僵硬死板的教学方法，重视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北洋海军章程规定“学员在堂肄业四年……在船练习一年”。要求水师学堂的学生在船上学习一年练习驾驶，这样既检查运用了所学知识，又培养了实践操作能力，还提高了学生在海上的相关素质，同时也积累了相关海上经验。后来，天津水师学堂改制七年，其中在学堂学习四年，海上练习三年，进一步加强了实践教学。1885年李鸿章创办天津武备学堂时更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天津武备学堂“内中课程，分学科及术科两种：学科则研究西洋行军新法，如后堂各种枪炮，土本营垒行军及布阵分合守等知识；术科则赴营实习，演试枪炮阵式及造筑台等技能”，严格要求学生实习三个月。“一月之中，每间三五日，由教师督率学生，赴营演试枪炮阵式及造筑台垒之法，劳其筋骨，验其所学”，连续实习三个月检验和运用所学知识，培养实际的操作能力，从而达到熟练掌握和使用最新科技成果和先进武器装备、战术战法的目的。李鸿章在新式学堂中重视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人才培养途径，这也是紧紧围绕应用性人才的培养规格而采取的，应用型人才不可能从传统的教育中培养出来，必须采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重视操作技能与动手能力的培养，而这些能力只有在实践训练中才能提高。这既包含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的成分，又将对西方先进教育理念融入其中。

四、增强实业教育的吸引力

1.从优给奖，鼓励留学

对于新式学堂毕业的学生，李鸿章主张大胆使用，从优给奖。对于肄业西学的人准予照拟破格从优给奖。如北洋海军中“凡学生在肄业四年，由北洋大臣大考，择其中试者，派海上练船，在船练习一年，经考试合格后上船训练，凡大炮、洋枪、刀剑、操法、弹药利弊、用帆诸法，一切船上应习诸艺，诸能通晓”，训练合格后可保为总候补。李鸿章的这种只论真才实学，不论出身阶层，对确有成效者，照军务保举章程，奏奖升阶，做到“西学优亦士”，使其与出身科举的正途无异，以保证新式学堂培养的人能学以致用。

早在18世纪60年代末，李鸿章和曾国藩联名上书奏请选派幼童赴美留学，“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于是，清政府于1872年到1875年公派4期各30名幼童赴美留学。1877年，李鸿章与沈葆桢联名上“奏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清廷旨准福州船政学堂的优秀毕业生赴英法留学。这些留学欧美的学生回国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重大的作用。

2.增设“洋务进取一格”

当时社会上一般家庭的子弟不愿上开设的新学堂，李鸿章认为其原因在于“用人进取之途全不在此故也”。因而，于1865年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提出了修改科举制度的取士标准，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为实现另开“洋务进取一格”，李鸿章一直在不懈地努力，1874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说，“臣愚以为科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骤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非作养人材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用，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李鸿章客观揭示了科举制的种种弊端，认为科举考试“非养人才之道”，建议改革科举考试，建立有利于选拔培养洋务人才的制度，希望“二十年后制器、驶船之功效见矣”。1888年，清政府同意了李鸿章请求天津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管轮学堂师生一起参加乡试的奏章，在科技考试内容中增设西学，实现了中学、西学同考，这是对封建传统教育科学选拔考试体制的一次有力冲击。对此，有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把西方近代科技引进中国传统科举考试的思想上的首倡者是冯桂芬，在封建庙堂上创议的是李鸿章。增设“洋务进取一格”，实现中西学同考，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重视实用技术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也极大地提高了实用技术人才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

五、结语与启示

堪称洋务自强运动的灵魂的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积极创办新式的实业学堂，强调实业教育为国家服务的社会功能，主张办学以“御悔之资，自强之本”，强调办学目的在于培养通晓西学的实用性人才使其为洋务事业出力，其他的一切教育活动，如“西主中辅”的课程结构框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过程都紧紧围绕这一人才培养规格，并大胆使用与奖励实用性人才，增设“洋务进取一格”提高实用技术人才的地位，扩大实业学堂的生源，为实业教育营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客观上说，李鸿章的实业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在整个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些教育思想与措施对当今职业技术教育仍有所启示。

首先，要强调教育为国家服务的社会功能，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推进职业教育科学合理发展，凸显职业教育服务国家的功能，进一步促进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加强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的联系。其次，要营造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环境，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引导全社会改变传统观念，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和择业观，改变职业技术人才低人一等的传统观念。最后，要从职业教育内部增强其吸引力，制定与社会需要的社会应用性人才的人才培养规格，加大职业院校课程改革力度，使之为培养应用技术人才服务，培养出更多合格的应用型人才。

[王文涛：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产学研用促进处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牛金成：华北科技学院教务处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研究与职业教育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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