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学史著述的“中国模式”研究

2022-07-23 14:45:02| 浏览次数：

摘要：文学史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史学研究。史学研究往往是要考究研究对象的历史确定性，而文学史研究的确定性则没那么强。此外，文学史学史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是一个常常被忽视的课题。本文主要研究英国文学史著，提出英国文学史著的“中国模式”问题。聚焦于中国学者对英国文学史的分期、叙述特征、叙述模式等理论问题。这样，不仅对于促进英国文学研究及英国文学史书写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为其他国家文学史的书写与研究提供参照。

关键词：英国文学史中国模式文学史分期叙述特征叙述模式

引言

文学史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史学研究。史学研究往往是要考究研究对象的历史确定性，而文学史研究的确定性则没那么强。在文学艺术领域，越是经典的不朽之作就越具有文学性，也越具有模糊性，越是重要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等也往往越具争议性。正因如此，关于英国文学史的著述才会如此之多，且见仁见智。

本文的研究对象具有其独特性，所研究的不是作家、作品、文论或其时空关系，而是文学史学的成果即文学史著，具体来说是民国以来中国学者关于英国文学史的著述，尤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中国学者所完成的英国文学史编撰成果为重。因此，本文属于“研究”的研究。此研究欲在对中国学者书写英国文学史的成果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提出英国文学史著述的“中国模式”问题。文中着重分析、归纳和探讨中国学者关于英国文学史的分期、叙述特征、叙述模式等理论问题及其产生的思想文化根源和学术思想背景。探讨“中国模式”下文史著述的特征，不仅对于促进英国文学研究及英国文学史书写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为其他国家文学史的书写与研究提供参照，具有世界意义。

一、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本文针对百年来中国出版的英国文学史著作，通过分析此类作品的叙述模式、结构与框架体系，研讨文学史分期、文学史事件之间相互关系及演变规律，为研究英国文学史的学者提供学理支撑，推进文学史学科建设。

文学史学史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是一个常常被忽视的课题。随着西学东渐的扩大，晚清民初的中国学人开始运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来构建自己的学科系统与学术体制。从新式学堂到学校教育，作为文学与史学交叉的学科——文学史进入了高等学校。据《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记载，1912年即民国元年，英美文学及其历史的教学就已经被纳入了当时的教学计划与学术体系之中[1](P1)。迄今为止，中国学者编撰的英美文学史著述多达70多部。按照不同标准，可将这些著述分为通史、断代史、小说史、诗歌史、戏剧史等多种。从通史到断代史，从综合史到专题史，从最初的教材讲义到当下的文学史著作，不仅是年代跨度的延伸与撰述内容的扩展，而且体现着编著者的文学史观，从中也可以发现其不同叙述模式与编写体例，标示文学史学科不断进化演变的历史进程。

在过去英国文学史编写中国化的过程中，存在两种模式，即英美模式与苏联模式。所谓“英美模式”，是指20世纪50年代之前由中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所遵循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英国文学史是和当初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相配合的，而英国文学的译介（其他外国文学的译介也一样）则和当时的“求新声于异邦”的思想启蒙运动密切相关。虽然早在19世纪中期就有英国传教士宾威廉（1815-1868）和中国人合作把班扬的《天路历程》译成中文，但中国人自觉引入英国文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类英国文学史基本上是英美同类著作的编译或者说“复制”，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欧阳兰编译的《英国文学简史》和金东雷著的《英国文学史纲》等。

20世纪50年代之后由中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所遵循的即是“苏联模式”。这种模式的英国文学史同样和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相配合，而英国文学的译介则和全民政治思想教育密切相关，即“文学为政治服务”。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国内仅翻译出版了一部苏联的，即阿尼克斯特的《英国文学史纲》（戴镏龄译 1959）。80年代之后，国内出版了影响较大的两部“苏联模式”的英国文学史，即刘炳善的《英国文学简史》（1981）和陈嘉的《英国文学史》（1981-1986）。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这两种模式。王佐良在其著的《英国文学史》（1996年）序中总结了外国文学史编写的几点原则，就是“要有中国观点，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要以叙述为主，要有可读性”[2](P2)。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的问世代表着现阶段中国学者叙述与研究英国文学史的最高成就。在序言中，该书的著者指出：改卷的指导思想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且一再声明要有“中国观点”。由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英国文学史编写“模式”，即“中国模式”。

综上所述，可见关涉到英美文学史的编写经历了“英美模式”、“苏联模式”发展到现阶段的“中国模式”，但对其的研究成果只散见于《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等学术期刊。这些文章大都从个案研究入手对英国文学史编撰中某些问题诸如史料选择、体例安排与文学史的分期以及英国文学起始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同时，国内学者热衷于介绍和阐释西方的种种文学研究方法诸如精神分析、形式分化、文化介入等等，更多关注的是文学观念上的辩论、美学意义上的思考与哲学意义上的思辨，而对整体意义上的英国文学史本身研究却关注甚少。

二、国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分期法

大理论家韦勒克说过：“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较早的英国文学史，我们就会发现，作者们要么是采用数字划分时期的方法，要么就是采用一个简单的政治标准即英国各国王统治时期作为分期的依据来编写的。”[3](P315)以此可以发现运用政治和阶级的标准来书写文学史并非国人所创。但文学史的发展不能等同于政治社会史，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纵观国内学者所编撰的英国文学史，大致有三种分期法。

（一）借用历史学的文学史分期

借用历史学对英国文学史进行分期比较典型的是刘炳善先生编著的《英国文学简史》。这本文学史把英国文学史划分了8个时期，这8个时期分别为早期和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8世纪、浪漫主义时期、19世纪中期和后期、世纪之交、英国工人阶级文学等。新修订版虽然同样把英国文学划分了8个时期，但一些时期的名称却发生了变化，把初版第六时期“19世纪中期和后期”在新修订版中改变为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取消了初版中的“工人阶级文学”，将之改为“19世纪中期和后期的散文作家和诗人”。新增订版对英国文学史的分期基本与新修订版一致，只不过增加了一个时期，“二战前和二战后的英国诗人和小说家”。由此可以看出刘炳善先生编著的《英国文学简史》是依照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对文学史进行分期。

（二）基于文学体裁发展的文学史分期

张定铨主编的《新编简明英国文学史》将英国文学史分为十八章。这十八章分别是英国文学的开始、灿烂的诗歌；从Sidney 到Pope、辉煌的戏剧时代、美妙的散文；从Malory 到 Pypse、十八世纪小说、十八世纪戏剧、浪漫主义诗歌、十九世纪英国女作家、十九世纪小说、十九世纪诗歌、十九世纪戏剧、十九世纪散文、二十世纪初的小说、意识流小说、二十世纪新潮诗歌、当代小说(45年前)、二十世纪戏剧和当代小说（45年后）。由此可见这本文学史依照文学体裁中的诗歌、戏剧、散文和小说的发展阶段对英国文学史进行分期。

（三）借用历史学且辅以思想文化思潮的文学史分期

王佐良等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从各卷的书目中来看，是借用历史学的分期，但如果们进入各卷的目录，即可发现其叙述的标准同样是多重的。如有按照某一时期主打的文学门类，诸如诗歌散文、传奇来进行重点突破的，也有按照某一时期代表性作家诸如乔叟和苏格兰诗人来进行描述的。

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把英国文学史划分为了5个阶段，即中古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我们来分析一下各卷是按照怎样的方式来进行叙述的。首先确定了英国文学史总的骨架和大的阶段，即把英国历史的演变尤其是把历史事件与“文学本身的历史叙述”[4]结合在了一起。著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统揽全局，既注重文学史的总体性，又注重文学史的阶段性，提出英国文学史即中古时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这“五段论”基本上是按照历史阶段的划分来划分文学史的，但其中的“中古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既是一个历史阶段，也是某种宗教思想意识和社会文化思潮[5](P47)。

三、“中国模式”的叙述特征

文学史的叙述要把握文学发展的历史，按照一定的目标和方向来进行，它包括“叙述者、叙述行为（即叙述对象、叙述方式等）以及接受者等多个因素”[6](P54)。段著第四章论述了“英国文学史叙述中的主线问题”，并将其主线归类为“以作家介绍、作品分析为主线”、“以理论观念预设为主线”、“以文学品种演进为主线”等[7](P54，P58，P62)，并对叙述主线的选择进行了学理分析。但是，这种归类并未完全考虑到该书在前文中所提的叙述要素，即叙述者、叙述行为和接受者。此处将根据这三要素对中国模式下英国文学史著述的叙述主线及特征进行重新归类和分析。

（一）叙述者方面的特征

从叙述者角度来看，主要有以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差异为主线。

思维模式是“文学变化发展的根本”[8]。人类由于面对的对象不同，思维或语言出现的方式和呈现的面貌也就不同，因而导致的文学和文化形态也存在着差异。要叙述英国文学史，势必要面对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模式。但西方人和中国人因其信仰及社会背景不同，在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上也差距甚大。因此，对英国文学史的理解和著述自然也有其差异所在。在西方，多数人尊崇基督教。正是基督教传到欧洲大陆，成为罗马人的国教之后，上帝创世纪和天国与地狱二元对立的学说才逐渐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合流，并彻底取代了希腊神话中的一元论思维模式。之后一直到20世纪下半叶，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始终是人们思考一切问题的主要思维方式。因此，基督教文化和精神在其文学史著作中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一宗教也对西方人的思维模式起到了很大影响。而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认为上帝只是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了的产物，他主张的是无神论，因此，在中国学者的著述中，相对来说对基督教文化及其精神的痕迹就没有西方的明显。而且，在思维模式上也不会呈现出像西方那么明显的二元对立模式。

（二）叙述行为方面的特征

从叙述行为，即叙述对象和叙述方式等来看，可分为以年代顺序为主线，以文体演进为主线，以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为主线等。

以年代顺序为主线，即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介绍英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或构成断代史，或构成通史。这一叙述方式也是文学史著述中最为常用的。以王佐良等著名学者编撰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为例，这套书包括《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李赋宁、何其莘）、《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王佐良、何其莘）、《英国18世纪文学史》（刘意青）、《英国19世纪文学史》（钱青）和《英国20世纪文学史》（王佐良、周珏良）。该书各卷按年代顺序编排，每卷单独、分别构成断代史，而各卷合璧，便成了通史。另外，陈嘉的《英国文学史》和刘炳善的《英国文学简史》也主要采用这一叙述主线。

若以文体演进为主线，则须先对“文体”这一范畴进行限定。古典文论对“文体”问题的论述，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指文章类别，即体裁；二指写作风格或流派；三指语体，即在不同场合下所用语言的表达方式[9]。段著中提到的以文学品种演进为主线，即文体的第一个方面，体裁，主要包括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例如，王佐良于199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国文学史》中，除第一章“引论”、第二章“中古文学”、第十五章“二十世纪文学：总图景；新戏剧”及第二十章“英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外，其余十六章均是按照体裁来分的。若按第二个方面来分，则可分为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在主义等等。王佩兰等主编的《英国文学史及作品选读》一书中就涉及到了这一方面的分类。就文学的语体而言，主要指作者使用语言的特殊方式，诸如韵律、造词、句法、篇章结构等特点。按照这一方面进行编撰的，则相对较少。

前两种叙述主线主要是从叙述方式来考虑的，而第三种，即以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为主线，则更多的是从叙述对象来考虑了。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或潮流等是文学叙述与研究的重要对象。如五卷本当中的《英国18世纪文学史》就非常典型地采用了这种叙述主线。然而，在叙述对象的选择上，还存在着一个问题。

（三）接受者方面的特征

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则可分为以本土意识为主线和以时代意识为主线。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意识形态发生了转变，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开始运用于文学史学的研究，这一观念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及其对规律性的探究，进一步促进了文学史研究的发展。并且，这一观念还取代了进化史观。在这一文学史观的指导下，编撰者容易以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来评判作家，因此，就难免在编写过程中忽略或削弱了其作品的艺术价值。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之一。过分注重阶级斗争，“刻意探究文学与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反映关系”，使得不少文学史著作陷入了“庸俗社会学”[10](P18)与文学直接为国家政治服务的误区，反而忽略了对文学史来说极为重要的文学性。这种叙述主线往往以叙述社会背景、作家生平、创作经历、作品简介等为主，而忽略了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以时代意识为主线，便意味着在不同的时代，就要用当下的眼光来看待过去的文学发展史，“‘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11]。十九世纪著名的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他的六卷本《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中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12]。可见，研究和编撰英国文学史著作，不仅应该看到其表层的形式语言之美，还应挖掘其超越时空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深层意蕴，从而揭示其文学史的文化精神和艺术精神同现代文化艺术的契合点。

四、英国文学史著作的中心模式

中国学者在叙述英国文学史时主要遵循三条主线，分别为以作家介绍作品分析为主线、以文学品种演进为主线和以理论观念为主线。文学史著作的编写必须结合文学历史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及现象，而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要抓住并掌握这些事件及现象发生的规律。通常情况下，这些事件发生并非按照单一线索，因此在叙述过程中，中国学者往往采取以一条主线为主，其他线索为辅的方式。文学史的叙述与研究并非文学创作，它所描述和评论的对象是文学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对文学史进程中的线索选择，应该建立在对各种现象和各个事件进行客观分析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并从中找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才可能再现真实的文学史[13](P73)。但是，各个文学史学家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理论框架不尽相同，所以他们在叙述文学史时对三种主线的处理方式自然会因人而异，并在叙述结构中定位不同的叙述中心，就他们在叙述中多定位的中心而言，可以发现，英国文学史著作的中心模式主要有作家中心模式、作品中心模式以及社会背景中心模式。但就我国解放后的各种文学史来看，以时代、作家、作品为发展主线，以史的发展为主的写法为最多，这个框架，作为教材是采用得最普遍的。

（一）英国文学史著作中的作家中心模式分析

作家中心模式即文学史的叙述过程中更多关注在某一特定时期内起到重要作用的作家，而中国文学史学者在编写英国文学史时注重这些作家对当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一点要追溯到中国传统的英雄史观。中国的传统史学历来就注重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14](P73)。翻阅英国文学史著作，中国学者都会选择像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雪莱、狄更斯等对英国文学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人物。

金东雷著的《英国文学史纲》是较早的一部英国文学史丛书。翻阅这本书我们发现，作者是按照历史的方法记述英国文学的变迁。全书分为12章。第一章至第十二章为文本的分述，除第四章为民间文学篇、第五章为文艺复兴篇外，其它的每章记录着每个时代的文学，共计十个文学时代。书中于每章起始时，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状影响及文学的思想者，作一概括的叙述。虽然表面看来，本书是以作品为主线进行叙述，但是仔细翻阅，不难发现，每一节都是按照作家的名字来命名，并且在题材选择、思想表达以及语言风格上，都与作家的人生经历、政治观念与教育背景关系密切。在此，我们以莎士比亚为例进行说明。在这一章中，作者首先介绍了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背景，然后是莎士比亚的一生，主要作品成就。其中，作者集中了大量笔墨来叙述文学界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反应及评价，从而说明其作品地位之重要。

而叶隽主编的《英国文学史纲》与金东雷主编的《英国文学史纲》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叙述莎士比亚一章中，两本文学史纲完全采取同一思路进行叙述。在金著本中莎士比亚一章标题为“英国文学的皇帝”而叶主编本中为同样标题。书中并未选取代表作品进行分析，而是按照时间历时顺序进行叙述，并且同样着重叙述作家所处的时代及社会背景。

张定铨主编的《新编简明英国文学史》中，作者用18章叙述了英国文学的演变过程，从每一章大标题来看，作者以体裁为线索，如第二章为辉煌的诗歌，第三章为英国戏剧的黄金时代，第四章为散文的美，第五章为小说的兴起……但是仔细分析其中的内容，与之前两本书的叙述思路大同小异，首先是时代背景介绍，然后是主要作家作品介绍。仍以莎士比亚为例，在第三章中，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伊莉莎白时代对莎士比亚有影响的作家，即时代背景介绍，第三部分主要介绍莎士比亚生平、主要戏剧及对其评论。

由此可见，作家中心模式即背景介绍、生平介绍、作家作品介绍及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分析。当然作家并不是孤立的，他有历史性、民族性和社会性，只有把作家置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才能较为全面地理解他全部创作活动与作品的形式风格和主体思想[15](P77)。

（二）英国文学史著作中的作品中心模式分析

英国文学作品，是读者与学生接触文学的基本媒体[16](P69)，因此，文学作品对读者往往具有多种功能，如教育功能、审美功能等。读者通过阅读文学史著作中的不同作品可以了解并把握文学发展的历史，也正是通过这些文学作品，文学史学家们可以渗透该时期的文学趋势及方向，阐述当时的文学思潮及文学脉络。所以，以文学作品为中心来叙述文学史，也是中国文学史学家叙述英国文学史的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之一[17](P77)。

作品中心模式的主要特征在于打破以历史顺序逐一介绍作家的格局，采用主题线索、体裁线索、历史线索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叙述。其中王佐良主编的《英国文学史》最为显著。与之前三部作品不同，在王佐良版的文学史书籍的目录标题中并未出现过作家的名字，而是以体裁名称为标题，如：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仍然以莎士比亚为例，在王佐良编著的文学史中并没有对莎士比亚家庭背景及生平的介绍，而是直接给出评论性定论，并且引用莎士比亚的典型作品进行分析说明。在分析过程中，作者更加注重作品的审美性及价值性，分析主要包括其抒情特点、立意特点、思想主题以及人物分析，充分做到了立足于作品本身，从而使作品处于中心地位。

综合分析王佐良的一些其他文学史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他所编著的文学史作品已经严重打上了“王佐良式的模式”。尤见王佐良编著的《英国文学选读》以及五卷本《英国文学史》

可见，作品中心模式自然要立足于作品本身，更多从体裁、主题、历史方面展现文学发展的过程。而著者更多关注的也是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教育及审美功能。

五、结语

当我们书写一部文学史涉及到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时，往往会用“打上烙印”来作为对它们的分析与评价。同样，不同时代编写的文学史也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这不仅涉及作者用的方法和观点，同时也和一部文学史所采用的体例相关[18](P10)。受文学底蕴、固有观念、思维模式等影响，中国学者在编写英国文学史的过程中，也若隐若现地渗透着“中国模式”。从中国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书籍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学者试图采用进化论及唯物史观的方法来探究英国文学史的发展，并且也努力尝试找到其文学史的发展规律。在此过程中，中国学者或多或少会秉承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规律，当然同时也借鉴了西方史学的精华与成果。

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变迁和更新，首先是观念的更新。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它必然受到社会历史的制约，但同时又有自己特殊的发展规律。纵观我国现有的英国文学史著作，作家主线、作品主线、时代主线的结构模式反复出现，这都体现了文学发展的特殊规律，因此中国学者在编写文学史过程中必须追本溯源、理清脉络。

当然，中国学者在编写英国文学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其中固然存在一些弊端值得当代学者进一步考究。如今，很多学者已经提出文学史重构的主张，但是，在对文学史重构过程中，如何做到更加合理的编排，以及更加有效的运用“中国模式”，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还需要文学史学者进一步探索与努力。

注释：

[1][5][6][7][10][13][14][15][17]段汉武：《百年流变——中国视野下的英国文学史书写》，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

[2]王佐良：《英国文学史·序》，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3]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禹等译：《文学理论》，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4]王佐良，周珏良：《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序》，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

[8]袁先来：《建构适应21世纪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文学史——刘建军教授访谈录》，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1-10页。

[9][11]樊宝英：《选本批评与古人的文学史观念》，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第46-51页。

[12]宁宗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与中国社会》，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1-17页，第25页。

[16][18]李明滨，陈东：《文学史重构与名著重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参考文献：

[1]金东雷.英国文学史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