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

这片土地的历史进程为世界所瞩目。她走出持续千年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经过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西藏的经济社会与人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对于许许多多热爱西藏的人来说，了解西藏今天的美好现状与未来，是凝聚今天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主义祖国各民族人民大团结的一个重要部分。

也许对这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最好的诠释者，仍然是生活其中的人，他们的群像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具有文献意义的画面。

“家访旅游”代言人

央宗，拉萨市堆龙德庆县东嘎镇桑木村的村民，民间藏戏演员。

央宗的家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县东嘎镇桑木村，过去这里是三世达赖喇嘛的出生地。

民主改革前央宗家里只有一块巴掌大的天地，她本人平时在领主的地上干活，闲暇时候外出为别人家的婚丧嫁娶唱歌为生，民主改革时分了土地与牲畜，家里的生活才逐渐好起来。2000年，来自山东的企业家简会荣看中桑木这块风水宝地，在这里办起拉萨首家农民家访旅游，央宗老人成为农民艺术团的当家明星，也成了家访旅游“代言人”。

央宗说：“在艺术团里我负责唱藏戏，唱民歌，我会唱三个折子戏，还有四五首歌曲。团里还有一个笛子手，一个扬琴手，一个鼓手，一个扎年琴手。我建议今年的家访活动时间安排要早，接待户要少”，显然她对家访旅游已经有了自己独到的想法。

村里有十几家接待户，自从开展家访旅游，老人的生活方式开始改变。艺术团里的老人还有南洁老太太和丹增贡嘎老汉，三人受到简会荣的特别照顾，有时候演出晚了会派车把他们送回家。每当有“任务”，央宗老人把家打扫得干干净净，洗好茶碗，打上酥油茶和青稞酒，准备好上等的糌粑，只要客人一来，老人全家倾巢出动，有人唱歌，有人端茶倒水请客人品尝。这项活动每个客人收费2元钱，但客人付给的小费远远超出这个数字，有时候一天能挣100块钱，这还不算公司年底结算的返回款。

每当简会荣走进桑木村，老老少少都叫他“书记”，他是桑木村人公认的“编外书记”。2000年藏历年时，淄博人简会荣到藏族朋友家做客时，正赶上其亲友们载歌载舞，让远离亲人的他深受感染。其中，有位叫丹增贡嘎的老人，交谈中得知，老人年轻时曾到北京参加过文艺汇演。随着西藏旅游的升温，简会荣总是想起那次聚会：如果能开发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旅游，肯定受游客欢迎。他走进了丹增贡嘎的家，把想法与丹增贡嘎一谈，见过世面的老人十分赞许。

简会荣马上决定成立起桑木民俗旅游有限公司，投资拓宽村道、修公厕，把桑木村五组建成民俗旅游点。最初两个月，零零星星来了六七个人。为稳住大家的心，简会荣卖掉卡车，又掏出家底，每月按时给村民发放工资，一分不欠。当年，村里共接待2600多人。简会荣一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除外，经营亏损10多万元。但从游客乘兴来、尽兴归的脸上，他看到了希望。第二、第三年，游客增加到5000多人次，简会荣摸索出的“三部曲”是：游客先进村民家里喝青稞酒、打酥油茶、捏糌粑，体验藏家生活；再观看歌舞表演，与村民一道载歌载舞；然后观摩传统手工艺品和农副产品的现场制作。

2005年，村里接待游客2.6万人次，去年达到2.8万人次。68户村民几乎家家都有人参与旅游行业。有的当“村导”，有的表演歌舞，有的加工手工艺品，23户“家访户”除了每月从公司领工资外，还有游客给的数目不菲的小费。村民的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也发生很大变化。

创建“西藏事物的目录”

廖东凡，藏学家，著名西藏民间文艺专家，民俗学家，1985年调北京，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民间文艺研究所所长，《中国西藏》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现退休，居北京。

“我的人生故事，很长一段发生在遥远的，被称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廖东凡回忆说：“我在这里生活、工作了整整二十四个春秋。”二十四年的工作成果，是卷帙浩繁的系列著作：《西藏民间文化丛书》。以一个作者单独创作一套由十部、210万字构成的丛书，这在西藏民俗写作史上是罕见的。他的《西藏民间故事》、《世界屋脊上的神话和传说》，《雪域西藏风情录》、《百年西藏》等著作也成为藏学研究的重要书目。

在本刊记者与廖老先生的接触中，曾听他谈起过准备写作的各种西藏题材。比如关于近代历史中的船夫猎户、草原豪侠、高僧活佛、贵族世家、平民朗生的传奇，地方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大半生的考察与研究，在他的脑海中，仿佛有一个关于西藏的题材库，或者说，一份关于西藏事物的庞大目录。

1961年廖东凡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时，西藏正在进行划时代的民主改革。23岁的他成为“支援边疆的建设者”的一员。廖东凡进藏后，分配在拉萨市文艺工作队长达8年之久。每年中有几个月的时间，廖东凡会与演员们一同跋山涉水，前往农村和牧区巡回演出，同时进行社会调查，请各个村庄里的长者讲述家史和村史。在这样的生活中，廖东凡学会了藏语。文革后期，廖东凡在堆龙德庆县农牧民中，生活了4年，至今这里的许多农牧民还与他保持着联系。

关于西藏在今天呈现出来的变化，廖东凡说：“时代正在以我们难以想象的发展速度向前推进”，西藏的发展和进步“更是跨越式的。这种跨越把近半个世纪和今天西藏的时空距离无限拉大”，正因如此，廖东凡感到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西藏生活，已经成了一种今人无从体验的生活感知，因而更显珍贵。

与廖东凡在西藏考察与写作的年代相比，今天人们对西藏的兴趣、观看和表达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但是人们不应忽略，以廖东凡为代表的一代人对西藏的现代考察和表达，或许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传统。或者说，廖东凡与他的同代人，有一种共同认同的情感原则，这与更以现代社会学分析为主要目的的后来人相比，对土地与人的情感，是廖东凡一代早期民俗田野考察者的共同价值基础。

拉萨的宽容

段锦川，独立电影人，上世纪80年代曾经长期在西藏工作。现在主要在北京生活和工作。

“拉萨是比较宽容的，1985年、86年，在我的记忆里曾经是拉萨最开放的时期，当时，甚至所有到西藏来的人都有一个体会：这简直是全世界最开放的地方。”著名纪录片导演段锦川这样回忆。

段锦川1984年进藏后，一直在西藏电视台工作。他还记得，当时进了电视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下乡去买牛肉和酥油。“一进电视台院子居然能看见牛羊。我没失望。那时在拉萨能够看到各种样式的嬉皮士、艺术家、背包客、西方人，各种各样的想法和目的的人，和现在的丽江、桂林一样，那时就了解了户外、徒步、穿越、漂流等这些东西。没有人干扰你，也没有人对你好奇，这是一种令人着迷的文化习惯。”

1994年段锦川回到西藏，一直到1997年，完成了三部西藏题材的纪录片：《八廓南街16号》、《天边》和《加达村的男人和女人》。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八廓南街16号》，人们认为这部秉承“直接电影”精神的影片，使观众看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对西藏生活的表达。段锦川在这部影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