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字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代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状况的重要典籍。《三字经》大约于14—15世纪东传日本，成为日本人的汉学启蒙读物。随着时代以及自身文化的发展，日本人在使用此书的同时，也创编了不少对《三字经》进行改编、注释以及翻译的作品。另外，日本人也模仿《三字经》，创作出不少具有日本文化特色的新作品。
关键词：三字经；文化交流；日本；流播；衍变；启蒙读物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1-0071-04
中国文献典籍东传日本列岛，就其历史的悠久和传播的规模而言，构成了中日两大民族文化交流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其中，传统蒙学读物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国对日本施以文化影响的重要典籍。一般而言，我们对于中日两国在文学作品等方面的交流已经有较多认识和研究。但是，从研究两国近代之前的启蒙教育着手，特别是通过对启蒙教育的媒介——传统蒙学读物的研究，较为深入地探讨两国文化交流的发展状况，这还是一个较少有人涉及的课题。
传统启蒙读物是经过选择的文化载体，承载着上辈对后代施以文化以及精神影响的重要因素。当时普通人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通过教育形成的自然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在广为民间使用的启蒙读物中的反映，甚至可能要比专属文人学士的书更为鲜明。从这一点而言，中日两国在启蒙读物方面的交流，实际上反映了两国普通民众在教育中受到何种精神影响，获取何种内容的文化的问题。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选择中国启蒙读物中流传最为广泛、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三字经》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其在日本流播以及衍变的状况，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是如何被引进、吸收和变容的过程，并进一步探讨中日两国在文化交流方面所具有的历史逻辑性。
一
中国的启蒙教育开展得很早，启蒙读物历史悠久。从早期的《史籀篇》、《仓颉篇》、《急就篇》到后来著名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等，种类繁多，流传很广。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中，启蒙读物是有史记载的最早东传日本的中国文献典籍。据日本现存最早的史籍——《古事记》记载，在应神十六年(285)，一位名叫王仁的大陆移民应日本天皇之邀，携带《论语》十卷及《千字文》一卷来到日本。这是中国启蒙读物传人日本的最早记录。在隋唐时代，日本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前来中土，其中有大批留学生和学问僧随行，他们在带走佛教经卷的同时，也带走了相当数量的中国蒙学读物。例如最澄在《法门道具等目录》中就特地列举了从中国带回《真草千字文》、《赵模千字文》、《古文千字文》等三种不同版本的《千字文》。又如，《蒙求》早在唐僖宗乾符年间(874—879)之前便通过遣唐学问僧传到日本，平安时代日本贵族的汉诗集——《扶桑集》中便有“八月二十五日第四皇子于披香舍从吏部橘侍郎广相初受《蒙求》”的记载。又如，《续日本纪》也记载，孝谦天皇认为“治民安国必以孝理，百行之本莫先于兹”，于是宣令天下百姓精勤诵习《孝经》。可见，《千字文》、《蒙求》、《孝经》等中国蒙学读物很早就已被大量引入日本。
那么，《三字经》又是什么时候东渡日本的呢?一般而言，学界多认定《三字经》为宋末元初的著名学者王应麟(1223—1296)所著。因此，此书只可能在13世纪末之后传入日本。由于相关记载的资料较少，关于《三字经》最早何时传入日本已不可考，只能通过其他文本来进行大致的推测。在日本南北朝时代的永和三年(1377)出版的儿童启蒙读物《童子教》在教导儿童勤学时使用了如下文字：“苏秦为学文，锥刺股不眠。俊敬为学文，头悬梁不眠。车胤好夜学，聚萤为灯矣。宣士好夜学，积雪为灯矣。此等人者皆，昼夜好学文。”笔者推测上述文字可能是受《三字经》中“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等字句影响而成的。如果这样的话，《三字经》可能在其完成百余年之后便已经东渡日本，成为儿童学习的材料了。当然，这一推测还需要国内外学界提出更多的佐证。
自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关于《三字经》的直接记载开始出现并增多。在大庭修所著之《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受容研究》中附有“唐船持渡书籍目录”，其中便有“酉五号唐船作为日本贩卖之物，携三字经二百九十六部各一种”的记录。虽然酉五号唐船尚未考证出具体为何年代之通商船只，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它至少是江户时代初期往来于中日的商船，这一点证明在17世纪初期，日本便已经对《三字经》出现了较大的需求。据大庭修考证，《三字经》在江户初期曾被作为幕府培养“唐通事”(即汉语翻译)的初级读写教材而被使用。在元禄五年(1692)出版的《广益书籍目录》中，明确记载了《三字经》以及《三字经注解》之书名。另外，日本教育史学家石川松太郎收集了众多《三字经》版本，最早为享保七年(1722)由京都的额田正三郎与大阪的松村九兵卫等四家书肆联合印制的《三字经》，但石川判断江户初期日本民间自发印刷的《三字经》应该要更早一些。天保二年(1832)，德川幕府开始由官方出面印制《三字经》并以低价出售或赠送的方式交给各地的寺子屋(即民间儿童启蒙机构，类似中国当时的私塾)使用。这些记载都说明，《三字经》在江户时代已在日本大为流布，它最初通过商船从中国直接购入，后转为书商开版印刷以至官版发行，成为当时在日本较有影响力的中国启蒙读物。
二
那么，《三字经》在日本主要用于什么教育机构呢?众所周知，《三字经》不仅具有集中识字的功能，而且还能够向儿童传授经学、数目、名物等基本知识，更有大量鼓励儿童向学的劝学内容。上节所述之“唐通事”初设于庆长九年(1604)，主要负责中日海船贸易文件的翻译、中国商船的管理以及双方贸易纠纷的裁定等，需要掌握一定的汉语知识，《三字经》成为其培养阶段的初级读写教材。由于“唐通事”数量较少，且日益世袭化，可以说《三字经》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并非局限于这一方面。它更多地被用于当时的民间教育机构——寺子屋的启蒙教学中。
寺子屋，又称为寺小屋、寺屋、手习所，是明治维新之前民间自发形成的儿童初等教育机构，所收学童主要为中小手工业者、农民以及下级武士的子女。“昔时习字于寺中之故，习字之子谓为寺子。今田舍、市井习字师匠之所，谓之寺子屋是也。”寺子屋作为民间教育的社会组织，由于城市手工业者的势力扩大、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幕藩政权的默许，在江户时代中后期取得迅速的发展。寺子屋所承担的是类似于国民小学的教育功能，其课程主要分为习字、阅读以及算术等三部分。《三字经》虽然兼具集中识字和增广见闻的两重功能，但是在寺子屋的教学中仍然主要用于阅读为主。江户初期出版的《三字
经绘抄》序文便说到：“此书言简意长，若幼学之徒以此晨夕暗诵，手玩耳熟，庶几开发良心，以助养正之功。”可见日本人在使用此书时希望借助其丰富的经学、伦理、名物等基本内容来传授伦理常识，培养道德意识。史学家乙竹岩造于1915年至1917年用两年时间对日本各地曾经担任寺子屋教师以及曾在寺子屋学习过的数百人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表明《三字经》在日本各地均有使用，且主要作为阅读材料使用。如关东地区422人中有32人使用《三字经》作为阅读材料，有15人用其习字；九州地区271人中19人将其作为道德读物，高于用其识字的13人；中部地区314人中也有29人阅读过《三字经》。对于乙竹的调查，日本学者片野英一如此解释：“《三字经》关于儒教思想的解释简明易懂，其在道德教育的注入方面无疑是被作为最佳的读书教材之一而被使用的。”
及至明治、昭和时代，日本已经建立起较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寺子屋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国民小学。由于从1872年学制颁布一直到1886年发布《小学校令》为止，教科书审定制度尚未建立，小学教材可以从民间出版的书籍中自由选择，且所选教材不必经文部省审查。因此以《三字经》等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内容并非完全绝迹，甚至到大正五年(1916)仍旧出现了《增订三字经》、《行书三字经》等作品。昭和十年(1935)黄石洞书院出版了矶村少苟所编之《三字经训读及精解》，序言如是说：“幕末至明治初期，此书作为世人家庭中子女教育之辅助材料，从幼童时代开始便为父母鼓励诵读，甚至作为小学辅助教材使用。”随着国家教科书检定制度正式实施，传统启蒙教材逐步退出学校教育的舞台，但是它的某些内容却得以传承，成为日本国家主义教育体制中殊为重要的内容。例如《皇朝三字经》中宣扬国体观念的内容就长时间存在于中小学的教科书之中，对明治中后期的日本学校教育的走向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三
《三字经》形式整齐，言简意赅，语义顺畅，通俗易懂，是中国传统蒙学读物中最为人称道的作品之一。日本人也对其极为夸赞。在天明五年(1785)刊行的《三字经》中，出版者南越力之光在序中如此称赞：“盖劝学于童子，有怀而训之术。……予每应其求，虑易诵之书。为三字则易，易则从，从则当其戏不厌。”嘉永五年(1862)的《本朝三字经》序言也这样说到：“古诗三百篇，固不待言。若易书戴记之类，多四字韵语。盖便于学者诵读也。王伯厚三字经，更减一字，使童稚尤易记忆，而言近旨远，简而赅。其蒙养之功，极巨矣。故盛行于后世。”可见日本人也认识到《三字经》具有利于记诵、通俗易懂的特点。
虽然《三字经》具有很多利于儿童启蒙的优点，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日本所独有的文化特性、风土人情和语言系统，直接使用《三字经》并非完全适宜，必须对其进行适度的翻译、改编和注释。从江户时代开始，日本出现了不少衍生自《三字经》的作品。例如《英和对泽三字经》(1833)将相应的英语以及日语译文附于正文之下，降低了教材难度，符合儿童在启蒙阶段的认知能力。又如《三字经绘抄》(1849)在正文下面加上相应的绘图，对人物行为进行补充说明，利于儿童通过绘图来理解忠孝、勤学等抽象概念。再如《三字经略解》(1856)在正文之下对人物以及词汇进行较为详细的注解，充分考虑儿童的认知能力，增进了儿童对正文的理解。与上述作品类似的还有《唐音三字经》、《和汉三字经》、《三字经讲译》、《三字经国字解》、《三字经集注》、《三字经训诂解》等。这一现象体现了日本在引进外来文化后，并非对其进行简单的照相式翻版，而是在其独特的社会结构、文化环境等因素的支配下，并在考虑日本儿童认知能力的前提下，对外来文化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
另外，日本人也大胆地采用《三字经》之编制形式，进行独立的创作。民间文人大桥若水所撰、嘉永五年(1852)所刊之《本朝三字经》为其中最为著名的作品。如此书序中所言，“其叙千古沿革之变，在彼所当然。而于我黄口，则何异于隔靴搔痒，越人闻秦人之语哉”，由于《三字经》讲述中国历代治乱及人物得失，用来对日本儿童进行启蒙如同隔靴搔痒，因此大桥若水借鉴其三言一句、押韵顺畅的特点，将日本本土历史沿革以及风土人情编制成为新版《三字经》。此处仅举其起首部分，以示其编撰及内容的特色：
我日本，一称和。地膏腴，生嘉禾。
人勇敢，长干戈。衣食足，货财多。
昔神武，辟疆域。一天下，创建国。
有国风，日和歌。辞婉丽，可吟哦。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到，《本朝三字经》巧妙运用三字韵语的形式，将日本的风土以及历史融入正文，前后自然连贯，语意顺畅，浅显明白，“其言亲切明了，如家人父子相晤语”，因此成为日本人创作的《三字经》形式启蒙作品的范例，产生了较大影响。例如明治初期出版的《皇国三字经》中便有“我日本，有天皇。……地膏腴，生嘉穗。衣食足，货财多。人勇敢，长干戈”等语句，明显模仿了《本朝三字经》的部分内容。
自《本朝三字经》之后，以三字经形式编撰日本历史的方式受到青睐，直至明治维新之后仍有不少作品出现。这与幕末宣扬皇国观念、号召尊皇报恩的尊王攘夷思想的兴起是分不开的。《皇朝三字经》(1871)便是当时流传甚广的强调国体观念、倡导“尊皇大义”的启蒙读物。它如此介绍日本“神国”的形成：
我邦初，国常立。诺册尊，阴阳合。
天神降，地神绍。知照皇，照四表。
琼琼杵，降九州。都西偏，三世流。
神武帝，亲征东。继建极，疆原宫。
以上几句讲述了天上的天照大神派遣他的孙子琼琼杵尊下凡，到日本九州去治理瑞穗国，神武天皇作为天孙琼琼杵尊的后代，成为由神变为人的第一代天皇，从九州东征到本州，在木疆原宫即位，从此建立大和国。之后便以各代天皇功绩为主要内容，记述皇室的武威和文德。例如“日本武，征东夷。景行帝，在位时。征新罗，神功绩。武内臣，能谋敌。讲经书，应神德”等等。此类作品从萌芽状态的民族主义出发，附会日本古代传说的神国思想，主张日本是神国，是世界中心，号召人们尊崇皇室。这种宣扬皇国思想的历史教育在日本近代教育中一直继承下来，并逐步形成日本近代以发扬皇威为内核的国体观的历史教育传统，成为军国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思想基础，最终为军国主义者恶用。
当然，除了历史方面之外，日本人还创作出其他方面的三字经形式的启蒙作品。例如《天文三字经》(1873)，其内容由以下字句即可窥见：
夫天地，为天地。无贵贱，无老幼。
其概略，可知耳。先天文，有三品。
一天竺，经论说。二支那，周髀说。
三西洋，地动说。天竺说，世界形。
该作品将印度的经论说、中国的周髀说以及西方的地动说等三种天文学理论列举在一起，简略介绍它们的差异，并且还宣传了一些基础的地理科学知识，例如“大
地圆，类球橙。昼夜转，无静时。八方天，无上下”等。这些内容使儿童对基础的天文知识有了初步理解，对于明治初期民众的科学启蒙极有裨益。
四
文化的交流与影响，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过程中，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而得到发展的。日本文化更是如此。本文虽然只是以《三字经》为出发点来探讨其在日本的流布、使用以及衍变，但是其背后蕴含的，却是以《三字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是如何被引进、吸收和变容的过程，也体现出中日两国在文化交流方面所具有的历史逻辑性。
首先，在中日两国，儒家文化都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这种文化方面的相似性决定了日本对中国启蒙读物有较高的文化认同感以及引进吸收的积极性。在日本，儒家思想很早就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被利用，儒家经典著作也早已有之，但它们的读者多为贵族和上层武士子弟。他们在藩学中学习四书五经、《近思录》、《史记》等经典作品。但是对于具备有限文化水平的庶民大众，这些经典著作无疑思想过于深刻，表达过于高雅，难以领悟和记忆。要将复杂庞大的伦理道德思想普及到民间，将道德的基本内容传递给社会的最底层成员，就需要一种通俗易懂的中介形式，能够将丰富玄奥的道理转换为浅显的语言。虽然《三字经》这样的蒙学教材一直被认为是“浅陋鄙俚”的小玩意，却充分和鲜明地体现了儒家伦理道德为主导的特点。例如“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就十分明确地宣扬了孝亲悌长、忠君敬友的儒家伦理道德。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曾下谕给江户府内的寺子屋师匠，要求他们在启蒙教学中“不仅传授文字书写，正风俗、守礼仪、训忠孝也为重要之事，应时刻记挂在心”，然后命令儒学大家室鸠巢编撰《六谕衍义大意》并要求官版开印《三字经》等读物，并以低价出售或赠送的形式交给寺子屋师匠进行教学。可见，日本人不遗余力地引进《三字经》之类的读物，其原因便在于他们认可《三字经》等读物所具备的良好的道德教化功能。
当然，之所以《三字经》能够在日本广泛流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日本人自古以来对汉字学习的热衷以及对三言一句编撰形式的熟悉和适应。众所周知，日本文字教育起源于以汉学为主要内容的宫廷教育，特别是奈良时代之后日本各级教育机构的教学内容大多模仿唐制，全盘使用中国传来的儒家经典。《周易》、《尚书》、《周礼》、《仪礼》、《春秋左氏传》以及《孝经》、《论语》等都成为必修教材。虽然此后日本人利用汉字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是中国汉文经典仍旧被视为教育内容的正统，并一直延续到江户时代。另外，虽然日语具有独有的假名体系和语法结构，但是仍然使用了大量汉字，且日语汉字读音受到中文很大影响，因此《三字经》所具有的整齐押韵、易于记忆的特点对于日本儿童而言也是相通的。
另一方面，虽然日本的教育是依靠中国文化的输入而得以发展的，但是它不可避免受到本国特有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因此造成两国在教育文化方面存在不少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决定了《三字经》这样的“舶来品”不可能一成不变，必然在流布过程中出现本土化特征。首先，由于《三字经》合辙押韵、形式整齐，难免有一些高度概括的语句，与儿童日常使用的口语大为不同，因此在被引入日本之后大多被加以日文注解，以增进日本儿童对内容的理解，例如《和汉三字经》、《三字经讲译》、《三字经国字解》、《三字经集注》等。其次，由于《三字经》中有大量人物典故，对于初学阶段的儿童，直接理解发生在异国他乡的“赵中令，读鲁论。彼既仕，学且勤。披蒲编，削竹简”等故事，显然过于困难。因此，传入日本后出现了不少如《三字经绘抄》这样图文并茂的衍生品，在比较深奥或蕴含典故的正文下面加上插图形式，图画以故事作为基础，故事借图画得到表现。这些都体现出日本人在处理中国蒙学读物时，仍旧以本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儿童的认知能力，利用各种形式有效地帮助日本儿童对知识信息的处理。另外，最值得注意的当然还是日本人创作出许多三字经形式、但内容完全本土化的启蒙作品。由于《三字经》有大量篇幅讲述的是中国的历史治乱、政治兴衰，我们不难理解之所以大桥若水评价其为“隔靴搔痒”、“越人闻秦人之语”的缘故。历史上日本人独立创作了大量三字经形式的启蒙作品，它们作为日本文化的标志性的文本资料，十分生动地体现出日本从接受中国文化，开始发展本国文化，然后到实现教育独立的嬗变过程。
可以说，《三字经》能够在日本保持一定的活力，并且衍变出不少结构和内容结合得相当精妙的作品，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日本人对外来文化所具有的巧妙的改造能力，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展示出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如今在日本，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采用《三字经》作为中文以及中国历史学习的重要教材。例如，山形大学教养学部的中文课程大纲中明确规定《三字经》为中文必修教材之一，明海大学将《三字经》作为中国史科目的主要教材。这些都说明《三字经》以及其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仍旧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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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曹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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