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前几日，接到学部学生办公室刘春荣老师的电话，说《学部通讯》下期“人物专访”约请了俞启定教授，询问我能否在“百忙”中帮忙做个访谈。我虽不是俞老师的亲炙弟子，但从读书到工作，他一直是我很亲近的老师，熟稔自不必说，便很爽快地应下了这个任务。在和俞老师的博士生王欢一起斟酌采访框架后，我们与俞老师约了访谈时间。俞老师很迁就我们，在将近3个小时的访谈中，拍摄电影的童星经历，“上山下乡”中云南建设兵团的峥嵘岁月，重返学校读书的喜悦，第一位教育学博士答辩时的豪华阵容，留校工作后的教学与行政“双肩挑”，近年来的“学术转向”…… 往事一一在我们面前呈现，臧否人物，挥斥方遒。随着访谈的推进，我们的访谈内容逐渐丰盈。在访谈中，俞老师说他最为自豪的是一件事——“从幼儿园到大学，从婴班小朋友到博士都教过”，他爽朗地“哈哈”笑着，颇有几分孩童般的得意，真性情荣光绽放。
俞启定教授1948年8月31日出生在武汉，祖籍浙江绍兴，6岁时随工作调动的父母迁入北京，7岁入直钧小学堂读书。直钧小学是由私塾改良而成、以开办者名字命名的私立小学（后改为公立），教学方法还有几分旧私塾的模样。除去1969年至1973年在云南建设兵团插队外，俞老师一直生活在北京。1979年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1981年留校工作，至今已在北师大讲坛耕耘了整整30年。
曾经的童星
俞老师的童星经历是我们很感兴趣的话题之一。《五彩路》（1960年公映）中的桑顿、《暴风骤雨》（1961年公映）中的小猪倌、《粮食》中的儿童团团员以及在《矿灯》《革命家庭》中童年时期的男主角等，都是俞老师塑造过的人物形象。我们对于俞老师是如何被选为演员、如何演戏、有无报酬、为何没有继续从影等问题十分好奇。面对我们有点八卦的追问，俞老师尽管有几分无奈，但还是乐呵呵地一一回应了我们。他当时读小学四年级，是在马路上演活报剧时被导演看中的。那时没有什么所谓的“星探”，中小学生有很多机会在马路上表演节目，无外乎就是在路边找个空地，说个快板、表演个活报剧什么的，他就是在这样的路边表演中被导演看中的。他四年级开始接拍电影，一直演到六年级，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读初中后因为嗓子变声不适合演小孩子就不再拍电影了。俞老师说，那时候拍戏很艰苦，有时候要连续拍3、4个月，根本不能正常上学，于是剧组只好找个随队老师给他们补课。拍电影没有报酬，全是义务的，如果表现好可能会得到一些奖励，比如《暴风骤雨》拍完后导演特别满意，于是就奖励了一本高档笔记本给当时的俞老师。俞老师给我们看了那个保持了将近50年的“美术日记”，尽管饱受岁月侵蚀，但它釉黄色的皮质封面依然散发着柔和的光泽，一如俞老师讲述五彩童年时波澜不惊的淡定和从容。
高中生教初中生
俞老师高中考入了北京四中，也就是原来的顺天府中学堂。该校一直是北京市乃至全国的名校。1966年，“文革”开始，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教师们大多被打倒、批臭了，等“复课闹革命”时，他们这些高中生，就被用作初中的“临时教员”，开始登台上课，而当时的俞老师只是一名高二的学生。面对我们的好奇，俞老师笑笑，说他给初中生讲过数学，至于讲得怎么样，高中生给初中生上课合不合规范，这些在“革命”的特殊时期也都顾不上了。他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后，就随“上山下乡”的浪潮插队去了。
云南建设兵团插队
说到“上山下乡”，俞老师有两次经历，一次是在1968年冬天和几个去插队的同学一起去了山西临沂。因为是农闲，他们被村干部委任去村里小学当“先生”，每人包一个班，进行语文、算术、音乐、美术等的全科教学。正在这群插队青年教得有滋有味的时候，学校那边突然来了通知，说他们是私自插队，不算数，要求迅速返京，接受正式分配。
第二次的正式插队是在1969年5月份。原本学校工宣队的师傅打算让俞老师去工厂工作，但因俞老师的家庭问题只好放弃了。这一次，俞老师去的是云南的国营农场，后来改建为生产建设兵团，地处云南瑞丽中缅边境线上。从北京乘火车到昆明需71个小时，然后还要再坐5天的汽车才能到瑞丽，之后还要再坐拖拉机才能到农场，单程就要耗时10天。瑞丽的风光特别优美，一道道峡谷，一条条山涧，满目青翠，谷深涧急，和北京相比绝对是另外一个洞天。建设兵团属于戍边的农场，因此插队青年从编制上来说是兵团战士（连级以上的正职干部都由现役军人担任），干的却是农民的活，身份还是国家职工，用俞老师的话讲就是“工农兵”占全了。因为是农场，所以不像其他地方的知青要挨饿，肚子还是可以混饱的，主食是大米饭，蔬菜全由连队自给，吃肉的机会不多，“三月不识肉味”是极为普遍的。
俞老师说农活他基本上都会干，这得益于建设兵团的训练，犁田、插秧、施肥、割稻，他样样拿手，还进行了引进良种和化学除草等“科学实验”。在云南建设兵团干了4年多后，俞老师于1973年被兵团推荐上大学。当时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师大）中文系的一个老师代表北京去瑞丽招生，尽管俞老师志愿报的都是理工科专业，但还是被该老师一眼相中，于是在北京师院度过了3年的“工农兵学员”生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幼师做了语文教员。就这样，俞老师的理科梦彻底被打消，他成了一名“搞文科”的人。
中国第一位教育学博士
俞老师在北京幼师工作了3年，给幼师的学生上过语文及教学法，还跟从学生到幼儿园去实习，为幼儿园的小朋友上过“认识环境与发展语言”课，很受小朋友的欢迎。除去上课外，他还负责过学校教务处（当时叫“教育革命组”）的工作。为了更好地促进工作，俞老师专门到北师大旁听了一年的“教育学”课程。正是这样的一个契机，让俞老师与教育学科结下了姻缘。
“文革”结束后，国家恢复了高考，随之恢复招收研究生。俞老师不可能再读本科了，于是“跃进”报考了研究生，报考的是中国教育史专业，考试科目除政治和外语外，还包括3门专业课，一门是教育学和中国教育史（各占50%）、一门是古汉语，一门是中国历史。当时没有什么指定教材，俞老师幸而找到了北师大教育史教研室油印的一本资料。当时王炳照老师在学生宿舍花了2个多小时帮他把中国教育史脉络串了一遍，考试结果出来，居然还不错。1979年9月份，俞老师“带薪入学”，正式成为北师大的一名硕士研究生，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2年获国内首批教育学硕士学位（该学位条例是1981年颁布的，正式实施是1982年）。
1981年1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了北师大第一批授予博士学位的学科和导师名单，毛礼锐、陈景磐先生被遴选为教育史方向的导师。博士点有了，导师也有了，但学生还没有，按照陈先生、毛先生的意思，他们希望能招收几个基础扎实、有工作经验的人来做学生。他们“圈定”了王炳照等从研究班毕业的老学生，但王老师当时在学报工作，以年龄大（当年47岁）为由婉辞，并向毛先生推荐了刚留校工作的俞启定。俞老师于1982年入学，在毛先生的指导下，选择了《独尊儒术与汉代教育》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在1984年论文开题前后，俞老师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游学”，沿着“北京—西安—上海—杭州—福州—厦门—广州—北京”的路线，遍访研究秦汉史和中国教育史的老前辈。他第一站就拜访了陕西师大的秦汉史专家林剑鸣先生，然后到上海拜会了沈灌群先生、张瑞璠先生和李国钧、江铭、张惠芬等先生，之后上行杭州、福州，厦门、广州，拜访陈学恂先生、高时良先生、杨荣春先生、王悦、罗佐才先生等，这些先生们都很热情地予以了俞老师以指导。1985年，在王老师的带领下，俞老师还专门到沈阳拜访了马秋帆先生。当时，游学的差旅费是学校提供的，但报销标准很低，火车是硬座，住宿只能在低档招待所，好在俞老师当知青吃苦耐劳惯了，倒也不在乎。一趟游学下来大概也就花了200多元。提及这段往事，俞老师很是感慨，感叹当时老先生们“厚待后生小子”的襟怀，认为游学对研究生做论文好处很多，可以极大地开阔学生的眼界。
作为国内第一名教育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俞老师很自豪地讲，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绝对是豪华阵容。当时主管研究生教育的顾明远先生亲临坐镇，华东师范大学张瑞璠先生担任答辩主席，答辩委员由陈元晖、邱汉生、马秋帆、张鸣岐诸先生组成，论文外审专家有安作璋（秦汉史专家）先生等，答辩秘书是王炳照老师，就坐在俞老师对面。旁边桌子上放着两个暖水瓶，给老先生们添茶加水之用。张岱年先生因临时有重要会议未能与会，但事前专门致电了俞老师的导师毛礼锐先生，讲他对论文的看法。答辩顺利结束后，俞老师听取了各位先生的意见，一番修改后，《先秦两汉的儒家教育》专著于1987年正式出版。之后，他先后出版了《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秦汉编）和《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先秦两汉卷），以研究先秦两汉教育史为国内学术界所认同。
近些年来，俞老师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把多媒体与中国教育史的教学研究结合起来，他主编的《中国教育简史》多媒体教材包在2001年获得了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其中《源远流长的中国教育》VCD系列光盘于2002年获第四届全国优秀教育音像制品一等奖，2004年获第三届国家音像制品奖。目前，由他主持的大型课题“中国教育史电子资料库”正在进行紧张的审校工作。俞老师说，他希望能为他的“第一位教育学博士”的头衔多做一点事情。
教学行政双肩挑
在俞老师的教育生涯中，行政管理与教学科研工作一直齐头并进着。1987年他担任了教育系副主任一职，主管教学工作。1994年春从莫斯科列宁师范大学访学回来的俞老师正赶上教育系成立教育史研究室，他顺理成章地就成为了教育史教研室主任；1997年底至1999年底，他担任研究生院副院长，2000年以后担任教师培训学院院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交流（北京）中心常务副主任。俞老师在这段时间里为教师培训事业的发展尽心竭力，先后促成了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和国家重点建设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的建立；完成了从中小幼的“国培计划”到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再到职业教育的师资培训，使学院业务覆盖了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整个教师教育体系；还创办了《中国教师》杂志，将原来的《高等师范教育研究》改刊为《教师教育研究》，在教育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开辟职业教育新天地
近些年来，俞老师将精力更多投放在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的学科建设上，放在指导研究生和完成科研项目上。这种“转向”并非偶然。早在1987年，俞老师就协助高奇老师给教育系教育管理专业的本科生开设了“职业教育概论”选修课，1988年高老师退休后，俞老师接过接力棒，将这门课程继续开设下去。
由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几经波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度低，职业教育的研究力量相当薄弱，研究人员更是凤毛麟角，与国家和社会对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很不相符。在这种情况下，俞老师在承担中国教育史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依然坚持着职业技术教育学的教学工作，并于1997年招收了第一届职业技术教育学的硕士研究生。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职业教育的发展环境逐步好转。俞老师经过积极争取，于2001年将“国家重点建设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挂靠在了北师大教师培训学院，承担起了国家级中职学校骨干校长高级研修以及国家级中职学校专业骨干教师的培训任务。2005年，北师大教师培训学院设立了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博士点。俞老师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支撑着这门二级学科走出低谷，为北师大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的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8年俞老师迈入了花甲之年，虽然卸掉了行政职务的重担，但压在俞老师肩上的担子仍然不轻。他于2007年底主持申报了教育部、财政部中职教师素质提高计划中的“中职校长培训（高研）”和“职业教育教师资格制度研究”两个大型研发项目；2008年主持申报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职业教育与城乡统筹研究”课题，该课题是教育部在职教领域首次设立的重点攻关项目。2011年2月，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俞老师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企望能为职业教育学科发展开辟更为坚实的途径。
从当初俞老师自己独撑着职教课程到成立职业教育研究所，再到成立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一路走来，俞老师为此付出了很多。在谈到这些时，俞老师欣慰之余也略有遗憾。他说：“在中国教育史专业领域，我认为自己还是作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自问无愧于教授的称号，但是对于职业教育学科建设的着手还是晚了一些，个人的成果也不够理想”。他说自己今后要多努力，希望能稍许补上这些遗憾。
托付
在访谈即将结束时，面对我们“俞老师有点像王老师了，周末也在办公室”的感叹，俞老师神情突然凝重。他说自己已届耳顺之年，但还有好多任务要完成，不仅仅是目前为之操劳的职业教育学科，还有先生们留下的未竟事业。他谈起2009年遽然离去的王炳照先生，极为动情。王老师在弥留之际，将“211重点课题”《中国社会教育通史》（八卷本）任务委托给俞老师，且一并向之托付了未毕业的学生。2010年5月底王老师的学生叶齐练毕业答辩时，论文封面上的“指导老师”一栏中只有王炳照先生一人的名字，叶齐练说这是俞老师的意思，俞老师说他只是在替王老师完成指导学生的任务而已。作为王老师的弟子，王老师走后俞老师替他做的工作我们也略知一二，深深为他们的情谊所感动。
看着动情讲述的俞老师，我们脑海中突然记起在帮王炳照先生整理口述史时他在谈及俞老师时说过的一段话，“他总是称我为老师，常常在我的弟子们聚会时，笑称自己是他们的‘大师兄’。实际上，我哪里称得上是他的老师，他是毛先生的入门弟子，我是毛先生的助教，充其量我就是个‘大师兄’而已。他读书期间，我们一起陪老先生们到外地开学术会议，一起到东北师大访问马秋帆先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他1981年研究生毕业留在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当时我还在学报，《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两套大型学术著作他都承担了分卷主编，帮我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我们又一起为‘211项目’《中国社会教育通史》共同努力，一起经历了不少事情，可以说是相知多年的朋友了”。或许，这看似玩笑争当“大师兄”的深深自谦后面，隐藏着师生之间的情谊，除传递着某种做人精神气质外，更有着学术风骨的绵长延续。
（责任编辑：谭烨）
相关热词搜索： 流水高山 花开 闲事 花落 自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