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时，不能只将视线局限于需求方，否则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想教条。提振有效供给才是内需扩大的根本。有效供给的提高需要垄断竞争企业生产更多差异化产品来提高产品档次，以刺激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具体来说，就是如何引进国外高级生产要素为我所用。我国蕴藏的广阔的潜在市场需求正是国外高级要素流入的动力源泉。
【关键词】潜在市场需求；高级要素；有效供给；内需；合作研发
一、引言
价值链分工是现今国际分工的主要模式，世界价值创造过程是通过全球价值链来实现的。全球价值链本质上是生产环节的纵向分布，即：通过垂直专业化而形成的产品内分工[1]。参与价值链分工的各国企业，嵌在一个或少数几个价值增值环节进行专业化生产，从而形成产品的国际生产网络。在全球价值链中，发达国家牢牢掌控价值链高端的设计、研发、品牌、营销等高端环节，攫取了大部分的附加价值；而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我国地方产业集群，普遍利用劳动力要素成本廉价的比较优势，从事简单的包装、组装和低水平的贴牌生产、来料加工，处于被支配地位，其价值创造环节位于微笑曲线最底端。很明显，国际分工格局对于我国加工贸易行业十分不利。被牢牢“固化”在价值链低端的本土企业，通过周而复始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和剥削劳工充当全球大买家的车间操作工，不仅自身规避风险的空间狭小，还会受到来自价值链高端的大买家的进一步压榨和盘剥。不过，中国企业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却屈居价值链低端环节，有其历史必然性，这也是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动态匹配的必然过程。我国高端人才不足导致研发机构奇缺，以及普通劳动力严重过剩导致的劳动力成本较低，是代工企业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然而，通过透支我国各种要素禀赋来发展经济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发生以后，种种迹象已表明，我国传统的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机遇期已经结束，我国已经到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前夜。我们迫切需要找寻找比较优势的新的来源，以替代被逐步耗尽的要素禀赋优势。
刘志彪（2012）[2]提出，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已经透支，目前到了分享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关键时刻，我国应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即：利用本国市场用足国外高级要素，尤其是用其创新要素发展本国的创新经济。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是在我国扩大内需背景下提出的，通过深度挖掘我国丰富的潜在市场需求，一方面逐步消化过剩产能，另一方面吸引国外高级要素，构建起自主的国家价值链[3]。然而，国家价值链的构建却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国依据广阔的潜在市场规模，逐步引进国外高级生产要素，依仗由此产生的技术跃升形成属于自己的国家价值链高端。我国蕴藏的巨大潜在市场需求正是吸引国外高级要素流入的关键。
利用中国广阔的潜在市场规模，引进国外高级要素（主要是人力资本），进行“合作研发”，使垄断竞争型企业得以生产更多差异化产品，从而激活本地市场需求，由于本国生产的产品相比较进口产品，产品差异化程度大，满足更多消费者的不同偏好，所以能有效扭转“内需外购”趋势。总之，只有在“供给”方面下足了功夫，扩大内需才成为可能，提振供给是扩大内需的前提。
二、提振有效供给是扩大内需的根本
萨伊1803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提到“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论点，这个论点被后人称为“萨伊定律”。凯恩斯误解了萨伊的原意，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一直对“萨伊定律”持否定态度。胡培兆（1999）[5]认为“萨伊定律”的理论基点是，任何交易实质都是产品与产品的交易，货币只是媒介而已。每个人都是先把自己的产品变卖变成货币，再用货币去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产品。这样，买者同时是卖者，卖者同时也是买者。一些产品的过剩归因于另外一些产品生产过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消化过剩产品的有效措施是提高产品供给的差别化。
我国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的产品，虽然在款式、品质等方面有了一定改观，但大多数产品还只是满足于简单增量生产，产品整体档次不高、产品同质化现象仍然严重，造成生产的大多数产品沦为与消费者需求不对称的无效供给。无效供给的增多势必挤占有效供给的份额。消费者游弋于市场中苦苦寻觅，却不能购买到中意的商品，归根到底还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就是在本国厂商的差异化生产上下功夫，通过提高产品的品味和档次，从而原有长期被抑制的内需潜力被逐步释放，既可以唤起不同消费者的潜在需求，扩大市场容量，又可以避免“内需外购”。然而，进行差别化生产需要以技术为依托，当务之急是“虹吸”到国外高级要素的流入。
三、高级要素跨国流动的动力：中国的潜在市场需求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我国目前虽然内需不振，但却蕴藏有丰富的潜在市场需求。相比于国外疲软的市场，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对国外的高级要素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也成为国外高级生产要素流入的直接动力源泉。所以，目前的形势为中国企业引进国外高级要素创造了绝佳的机会，中国应及时出手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获取高级要素的途径有多种，如：跨国并购、合作研发、研发外包等。
（一）跨国并购与高级要素获取
高级生产要素主要有技术、人才等多种。目前，我国企业主要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来吸引高级要素，并且已有多个成功并购的案例。2011年初，江苏金昇机械有限公司出资1亿欧元并购德国EMAG50%股权，后者是欧洲第三大高端数控机床制造商，有200多项国际专利。并购后，在江苏金坛设立EMAG（中国）公司，直接引进EMAG全套领先国内30年的技术和生产设备。2010年3月，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签署了最终股权收购协议，吉利控股集团以18亿美金收购沃尔沃轿车公司100%股权以及相关资产，包括知识产权。完成交割之后，吉利控股集团将研发总部设在上海，将加工制造地点设在成都。通过上述两个案例，我们得到几个启示：（1）跨国并购可以快捷地获取国外高级要素；（2）跨国并购之后，国内企业会内生地将研发部门设在东部发达地区，而将生产部门设在中西部，从而构建出一条由我国企业掌握价值链高端的国家价值链。
跨国并购可以实现多方共赢，是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攫取高端技术和高层次人才的捷径。不过，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大部分企业并没有足够实力来实现并购。
（二）合作研发
合作研发是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为了克服研发中的不确定性和规避研发风险，节约交易费用而结成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的缔结是以合作双方的“共同知识”以及优势资源互补为前提的。就世界范围来看，合作研发在发达国家运行得风生水起，企业之间手挽手协同迈进。而我国企业之间却鲜有联手合作研发的，更不用说主动牵手国外企业了。我国企业应趁国外经济不振、企业资金不足，及时抓住机会，融入这股浪潮。
合作研发的关键是双方的利益分配问题。需要根据各个研发人员边际贡献率来分配，可以运用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Shapley教授于1953年提出的“Shapley Value”来衡量每个研究人员的边际贡献，即合作双方分别就自己在合作过程中能够承担的事务提出分享利益的要求，同时各自承担在研发当中所支付的研发成本。
研究人员在寻找合作伙伴时的最优匹配问题。在实践中，高级要素（即：人才）所掌握知识的不完全同质性，要求他们在跨国寻求研发伙伴时，要努力实现最优匹配。研究人员所掌握的知识的交集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交集太大则没有相互启发的动力，交集太小则不具备合作的基础。
四、结论与启示
我国加工贸易企业应构建自主的国家价值链并占据价值链高端，企业技术的提高同时促进着生产的产品差异化程度提高。而产品差异化程度提高，正是我们分析如何扩大内需的枢纽。具体来说，产品差别化程度提高→有效供给增加→内需扩大。
第一，提振有效供给是扩大内需的根本；
第二，提振有效供给关键在于提高企业对差异化产品的供给能力，从而提高产品的品味和档次，也就是要努力实现供给品的技术含量；
第三，我国广阔潜在市场需求是国外人才流入的动力源泉。也正是由于国内外研发人员的“合作研发”，才使得“新知识”得以产生，多种多样的“新知识”成为企业差别化生产的源泉，从而企业竞争力提升，形成并占据国家价值链高端。国家价值链形成之后，东部发达沿海地区企业开始履行中国欠发达地区“中心”的职责，逐步摆脱发达国家“外围”的国际分工地位。
第四，就具体措施而言，首先，通过一定时间内生产的产品的差异化程度来制定合理的关税等贸易壁垒；其次，在运用差别化产品扩大内需是注重提高工业品的消费份额；最后，让企业从被动接受贸易政策到主动参与制定，最大限度为产品供给方提供便利。
参考文献：
[1]梁琦.分工、集聚与增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刘志彪.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分享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战略选择[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2）.
[3]刘志彪.中国应主动创造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N].中国经济导报，2012-05-26（第B01版）.
[4]林毅夫.新农村运动与启动内需[Z].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政策性研究简报，1999（26）.
[5]胡培兆.论有效供给[J].经济学家，1999（3）：4-10.
[6]Berliant，M.&Fujita，M.Dynamics of knowledge creation and transfer：The two person case[Z].MPRA Paper No.4973.
[7]安虎森.新经济地理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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