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指标涉及法制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提到经济问题时对公平的强调、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关于要素资源的控制、政府权力的变化方向、对资源和环境问题的强调、个人与政府的主体地位、社会保障的重要性、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对社会事业的重视程度、文化的重要性、政府在教育中的责任、政府负责社会保险、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15个模块项目。本文对选取问题进行效度检验,KMO样本测度值为0.747,sig=0.000,说明该数据相关性较高,适合做因子分析。运用主成分法对15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共提取2个因子。
其一,国家控制力量因子。包括关于法制与市场的关系(涉及国家管控、强调法制、强调市场自由)、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涉及直接管理、政企分开宏观调控)、提到经济问题时对公平的强调、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涉及政府管理、市场作用)、关于要素资源的控制(涉及政府管控、市场配置)、政府权力的变化方向(涉及精简职能、强化管理)、对资源和环境问题的强调、个人与政府的主体地位(涉及个人服从政府、政府服务个人)等8个项目。且信度检验alpha信度为0.896,数据可信。
其二,国家服务力量因子。包括社会保障的重要性、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对社会事业的重视程度、文化的重要性、政府在教育中的责任、政府负责社会保险以及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等7个项目。且信度检验alpha信度为0.768,数据可信。
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控制力量缩减、服务力量提升这一命题正确,即国家以管控为原则向管理服务并行转变。
(四)社会以服从为宗旨向规范自主转变
本文前面已经提及社会自主性提升这一事实,为了更加全面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力量的变化,本文将会对党的重要文献中相关问题进行因子分析。
基于该命题研究方向,本文选取的评价指标涉及领导人与法的关系、组织与法的关系、法律和制度建设在制定政策中的地位、党与法的关系、公共事业中公众的参与权、企业负责社会保险、个人负责社会保险、公共事业管理方式、法治实现形式、政府对社会事务管理10个模块项目。本文对选取问题进行效度检验,KMO样本测度值为0.672,sig=0.000,说明该数据相关性较高,适合做因子分析。运用主成分法对10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共提取2个因子。
一是社会独立性因子。包括领导人与法的关系、组织与法的关系、法律和制度建设在制定政策中的地位、党与法的关系、公共事业中公众的参与权5个项目。且信度检验alpha信度为0.735,数据可信。
二是社会自主性因子。包括企业负责社会保险、个人负责社会保险、公共事业管理方式、法治实现形式、政府对社会事务管理5个项目。且信度检验alpha信度为0.691,数据可信。
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力量和国家力量一样出现了二维分化,一方面是社会独立性增强,即社会的行动在相关法律规范下是相对自主的,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存在,公民社会是不依附于国家的;另一方面是社会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与国家共同承担社会服务任务。
(五)国家控制模式转向社会服务模式
上文我们了解了国家层面、社会层面的内部变化特点,那么国家和社会交叉的变化特点是怎样的呢?下面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行探究。
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国家层面中,“国家控制力量”与“社会独立”“社会服务”二者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0.345、0.420,由此本文得出:较高的相关系数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社会有控制力,后者国家控制力量与社会服务的相关程度大于与社会独立的相关程度,表明了国家对社会控制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其界限是不侵犯社会的独立并且保证社会自我服务的提供。第二,国家层面中,“国家服务力量”与“社会独立”“社会服务”二者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0.392、0.370,由此本文得出:较高的相关系数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社会提供服务,这与服务型政府的建立是分不开的。
既然在国家和社会关系中我们已经确认两者存在明显相关关系,那么这种相关关系是怎样构成的呢?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本文做出了如下分析。
首先,国家和社会相关,这就意味着一方的变动必然引起另一方的变动,因此我们不妨把一方当作因变量,另一方当作自变量做回归分析,并且假设控制变量不存在,即因变量只受解释变量的影响,当然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研究模式,但是这样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得出真正的定量结论,而是用定量的形式得出一个定性的结论。
下表1的回归结果中sig值均过大,这说明国家力量是不能够对社会力量形成回归。相反,下表2的结果中“社会独立”对“国家服务”的回归效果显著,“社会服务”对“国家控制”和“国家服务”的回归效果显著,这说明社会力量对于国家力量回归明显,也就是说我们所证明的国家和社会相关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对于国家的回归造成的,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回归呢?这种回归究竟代表怎样的国家社会关系?
某种程度上,回归分析其实是一种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贡献状况分析,根据sig值我们可以认为国家力量的变动是受到社会力量变动影响的,另一方面从回归系数我们又能够发现,“社会独立”对国家层面的回归系数均远小于“社会服务”对国家层面的回归系数,这也就是说“社会服务”的变化将引起国家层面的大动作,表明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社会关系中,社会服务模式成为一种趋势。
三、小结
经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重要文献的分析,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首先,就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概况而言,应改革开放的呼唤,党和政府着手国家和社会关系调整工作,这一调整辐射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并以政治领导、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以及保障个人权利作为调整的关键点。在改革开放的头30年时间里,国家强调经济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鉴于市场体制不健全以及国家领导的先天优势,这一时期的国家和社会关系中国家领导力量较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在最近十多年的时间里,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以社会保障为中心的社会事业获得了迅猛发展。
其次,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演变趋势而言,一方面是国家层面控制力量缩减、服务力量提升以及致力于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建设,另一方面是社会自理能力增强。
最后,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特点而言,第一,国家主动性一直很强,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和最近十几年时间,国家主动性主要分别体现在国家控制力量和国家服务力量上面;第二,社会主动性逐步提高,社会主动性相比较国家主动性而言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显得力量不足,这一时期中国改革发展之路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发展主要靠国家推动,但是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火如荼发展之际,社会主动性就十分明显了,这时候的社会自主性强,并能够为社会公共事业提供强而有力的服务;第三,国家以管控为原则向管理服务并行转变,其转变的结果就是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第四,社会以服从为宗旨向规范自主兼备转变,社会主体性增强;第五,国家控制模式转向社会服务模式。
相关热词搜索: 探析 社会关系 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上一篇:坚持依宪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下一篇:中共“依法治国”展示习式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