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中西方现代主义中的理性价值转变

摘要：中西方现代主义中都有表现出理性冲突和价值转变的显象，其中又以理性价值转化尤为突出。尽管有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解构方式不同而引起理性价值理解的差异的原因，但在精神世界中，却又试图体现着人类共有的对生命的理性认识问题。理性自身变化以及理性价值转变的危机, 虽然使得中西现代主义面临信仰缺失和归宿寻求的相同问题，但它们的走向并不一致。

关键词：现代主义 信仰缺失 理性危机

在现代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中，中西方存在着语词内涵不同以及由此带来的表述的艰涩，尤其体现在透视精神内在层面的信仰时所遇到的困境上。但信仰上的困境并不是阻碍中西话语空间的绝对阻碍。尽管中西方现代主义所呈现的信仰危机中存在着众多的不同之处，但在这现象的背后潜在的却是人类精神共有的遭遇与难题。对精神冲突追问的价值意义应该具有普遍有效性，并不是要区分中西方的地域历史差异。因此，文化信仰冲突并不能有效的阐释话语空间的相异成为中西方对话的障碍，文化信仰只是在追问历史的精神意义。

弗吉尼亚·沃尔夫认为在1910年12月或12月前后，人性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很明显这里他所认为的人性改变是一种明显可觉察的现象。在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加剧了人类的信仰缺失的危机，中西现代主义都突出地表现了这一危机所引起的变化。“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不时兴的语言来说，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因为这种新生的稳定意识本身充满了空幻，而旧的信念又不复存在了。” [1]人的心灵没有了慰藉之处，精神归宿的问题被推到了极为紧迫的位置。世界大战对人们的心灵和精神世界带来极大的创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集团性的有意识有组织的破坏(指战争因素)，使西方世界陷入 一片无秩序的混乱状态，过去的一切传统观念，几乎全被冷酷无情的现实所打碎，现实世界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深刻的危机，人的精神世界也陷入空前的混乱和一片空虚之中。” [2] 那么，除战争因素之外，是什么注定了信仰缺失这一精神危机在此阶段的突出呢？

首先，理性在西方精神世界中居于主导地位应该归功于十八世纪兴起的启蒙运动。十八世纪的哲学采纳了牛顿力学的方法论模式并立即加以推广，分析归纳被认为是仁慈的自然交给世人的一根拐杖。此时，借用上帝的教义来麻痹世人的做法遭到了技术革新、实证分析等科学理性的冲击，而不再能够钳制人的思想意识。理性并不是从上帝那里传来的福音，而是人们通过对理性的确认和人们本身的自我认同，从而出现了自我满足的状态。在精神世界， “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18世纪浸染着一种关于理性的统一性和不变性的信仰。” [3]

而在同时期的中国，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观念仍占据主流地位，政治的专制导致文化思想的进一步禁锢。由高度政治化了的儒家思想支撑着的封建文化专制机制阻碍了对科学理性的探索，使得大多数士大夫丧失了对科学理性的敏感度。因而在表面的平静自圆之下，掩盖着精神上的封闭与封建专制思想的禁锢。整个社会精神机制忽略了对理性的探索，丧失了追求人生真谛的内心动力。当然，这只能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而言，并不代表社会的每个具体层面和个体角色。此时的信仰并不急切地需要理性的精神，但却无疑地留下了内在的匮乏与不足，自鸦片战争之后，一股股学习西方浪潮的掀起，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逻辑结果。时间差、对理性的需求与否、以及对理性主义的根本态度不同，决定了信仰缺失的机制与西方有别，而且也预示着缺失后归宿问题的走向不同。

其次，西方的理性或者说理性主义虽然对个体精神有着使其自我满足的启示意义，但是当经济科技的进一步飞速发展，从而改变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导致个体精神出现空虚时，理性信仰很快趋于崩溃，而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想，各种崇尚直觉而否定理性的现代心理学流派，如叔本华唯意志论、尼采权利意志论和超人哲学、柏格森生命哲学和知觉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等等都在20世纪先后出现，去试图解说人性的改变和人性异化的原因，并寻求应对的策略。现代主义发生的时代是一个资本主义高速发展、风云变幻而同时又危机四伏的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出现了普遍的怀疑观念和幻灭感，“作家、艺术家包括哲学家们非常悲哀地将人比作毛猿、甲虫之类异种东西，可见人已经贬值到了何等的地步，人类渺小无用到了什么样的程度”[4]因而反传统也就成为现代主义的一个口号。主观意识成为现代主义的典型心理，但在极端的主观意识背后，隐藏着一种同样极端的历史绝望感，没有任何标准，没有安全感，没有简单的缄默。这种绝望感乃是对实证主义的发展观念和启蒙时期的理性观念的一种幻灭的结果，这种绝望感使得现代主义艺术家们对外部世界失去了兴趣，现在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乃是毫无希望的、不可驾驭和正在异化的世界。

此刻，中国出现的局面恰恰与西方截然相反，我们需要的正是理性以及这种理性精神，由此来唤醒国民的抗争意识与自我意识。鸦片战争后，对理性的需求，可以从对科技、商品到制度、西方文化的学习与热情中体现出来。人们开始逐步接受科技进步、富国强兵、民主自由等新的观念与思想。这一转变过程中，理性与理性精神正是近代中国所急切需要和热烈呼唤的。

最后，当现代主义开始引入中国并逐渐发展的时候，人们对于理性的态度异于西方。西方现代主义在因为没有归宿而迷茫困苦时，中国却没有足够的社会心灵去意识这种潜伏着并将爆发的危机，当这种精神危机最终走向冲突与对话的时候，这证明我们所呼唤并自以为正握在手中的理性并不是那样强大有力，特别是当面对精神世界的矛盾与痛苦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理性更多是理性的口号或称呼。心灵并没有寻找到真正的庇护，所谓的理性归宿只不过是病急之后的乱投医；一开始对所谓理性口号的过分倚重，便是一种病态的表现，如荣格所指出的一样，病人形成了对医生的依赖，这本就是一种病症。[5]同样是启蒙理性，五四的启蒙却没有遇到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那种有利于发展的时机，它既不得不转身收拾历史的残局，又不得不承认自身信仰的不坚定和归宿的迷茫。现代主义由此有了产生的可能和必然，在法国留学的李金发成为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肇始者。但远在象征主义之名正式出现之前，现代主义的手法与思想趋向就已然存在。现代主义发展起来，显露出现代人价值观念的混乱和信仰缺失的痛苦。但不能忽略整个社会运动的走向，全社会政治的重心在抗战，抗战又成为五四之后的又一个社会精神的亢奋点。心灵的苦痛、迷茫被这一历史事件掩盖着，以至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否定苦痛的情绪，现代主义文学被不无偏激地被看着是颓废与堕落。本就没有信仰归宿感的现代主义连自己的声音也不能肯定了。

在长期承受信仰危机的重压下，信仰缺失者力求新的信仰形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裔美国诗人布洛茨基在他的《论谢尔盖·多甫拉托夫》一文中引用著名美国诗人华莱斯·史蒂文斯的话说，“世界是荒诞的，人们是忧郁的”。现代主义的信仰危机虽得到了部分缓和，即语言、结构、理性的复活、宗教都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心灵的填充物。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信仰与归宿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两者的冲突与分裂所带来的痛苦依然存在。同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七年，中国的现代主义也走向了一个低谷。虽然信仰问题在表面上不再是问题，但信仰与归宿的冲突与分离依然存在。西方现代主义把信仰与归宿的问题让给了缺失之后的继续探索与寻求，后现代主义部分地接受了这一命题，宗教的传统和对理性精神的重新思考部分地缓解了信仰与归宿的问题；而中国现代主义在信仰表面的归宿下却在继续走向缺失。

总而言之，现代主义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也并不表示一种绝对先锋的态度，但现代主义所面临的信仰危机与主观价值崩溃的系列问题，仍然是今天人们所不得不进行思考的问题。现在既有把后现代性看作是对现代性的颠覆与超越的，也有把后现代主义“看作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形式和历史阶段的表征。”[6]摈弃这些术语及表象上的变幻，人类精神信仰的问题始终或急或缓地存在着。

注释：

[1]丹尼尔·贝尔 赵一凡等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74.

[2][4]黄建国.被强迫中止的生命之旅——<十二点的列车>意蕴解析[J].名作欣赏，2004,(12):54-57.

[3]卡西尔.启蒙哲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4.

[5]荣格 黄奇铭译.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67-68.

[6]陈春莉.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解构[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1):48-50.

(李丹婷，西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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