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现存元杂剧中，许多作品描写士妓题材的爱情故事，张寿卿的《红梨花》就是其中之一。受到文化场内各因素的影响，《红梨花》中的爱恋悲喜交加，一波三折。在爱情悲喜剧的上演中，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元代的社会环境与文人心态。
关键词 文化场 《红梨花》 爱情 悲喜剧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化场是反映文化的存在形态，而且反映文化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特殊物质形态。“作为艺术信息的体现者和传递者的文学作品，是作家文化场与社会文化场相互作用的产儿。”社会文化场与作家文化场的相互交织形成，各种文化因素相互交融，影响了作品的题材主题甚至具体情节。
元人张寿卿所作的杂剧《红梨花》，全名《谢金莲诗酒红梨花》，讲述了妓女谢金莲与士子赵汝州之间的爱情故事。就整体而言，《红梨花》是一部喜剧。然而，赵谢二人从相识、相交、相离到最终相守的过程却是好事多磨。他们爱恋中喜与悲的产生，是文化场中不同因素影响的结果。
1文化场对爱恋中喜剧情节的影响
《红梨花》中的喜剧情节包括赵谢二人的相识、相交与相守三部分。故事剧情呈现整体喜剧的走向，是社会文化场中历史与社会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
1.1相识——追求爱情的天性
爱情是文学中经久不衰的话题，而男女对爱情的追求更根植于人的天性。在《红梨花》中，这种天性是男女主角相识相恋的引线。
男主角赵汝州甫一上场，就曾表明心志：“虽是文章出众前，若无风月也徒然。”因此他想要借好友洛阳太守刘辅之力，一会姿艺俱佳的“上厅行首”谢金莲。而女主角谢金莲虽为沦落风尘的妓女，仍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向往。在被刘辅支使，假装王同知的女儿挑逗赵汝州时，看到“俏书生”的她情不自禁，向小丫头梅香道出心中的期望：“我久以后嫁人呵，则嫁这等风风流流的秀才。”二人都希望获得爱情，并且相互符合对方的选择标准。这为他们相见后产生爱慕，并进一步发展感情奠定了基础。
1.2相交——“才子佳人”的情趣
“才子—佳人”是民众喜闻乐见的故事桥段，也是元杂剧的经典模式之一。《红梨花》中，赵谢两人因为对对方外貌的好奇有了见面的契机。他们相知相恋则是因对花吟诗中看到了对方的德性与才情，认为对方是自己心中的“佳人”和才子。
初次相见时，谢金莲引经据典向梅香夸赞秀才的好处。赵汝州惊叹她是“一个好女子”，二人相约第二日见面。而第二晚的花园约会赋诗，是一个喜剧化的小高潮。谢金莲携酒与红梨花相会赵汝州，让赵汝州猜所持之花的花名，随后赵、谢又以“红梨花”为题咏诗唱和。赵汝州感叹“对这好花好酒，又好良夜，知音相遇，岂不美哉”，谢金莲则倾倒于“他内性儿聪明，才调儿清正”。他们相互欣赏，恋慕渐生，花月为媒，唱和传杯，情切意浓的场面趣味十足。
1.3相守——理解与共鸣转化的爱情
“士子—妓女”也是元杂剧爱情故事中常见的模式。在中国古代社会正统观念中，士子在身份上与妓女有着天壤之别。唐宋传奇中士妓题材的爱情故事屡见不鲜，但男女主角的恋情多因身份差距悬殊而以悲剧告终。元杂剧中，众多士子与妓女相恋并最终取得圆满结局，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重要关系。
不同于宋代重文轻武，元代统治者轻贱文人，甚至长期停止科举。士子地位低下，“贫困未能自存”。从统治者的地位跌入社会底层，又失去了“入仕”这条重要的谋生手段，巨大的落差让文士心情抑郁。他们很多遁入市井消解苦闷或作曲谋生，进一步了解并同情妓女的不幸。同被压迫欺凌的他们，共和风花雪月，共言沦落愁恨，有了更多的精神共鸣。共鸣和对妓女的理解，体现在杂剧作品中，就成了士妓相互吸引并圆满相守的爱情喜剧。
2文化场对爱恋中悲剧情节的影响
赵汝州与谢金莲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中间过程却比较曲折。《红梨花》结构紧凑，短短四折中有两次“错认”情节，这正是本剧中的悲剧因素所在。
“错认”造成了男女主人公的分离与误解，除却文学创作的需要，更多是受作者价值观念的影响。张寿卿的价值观念形成于他所处的文人群体文化场，反映了当时文人的心态与观念。
2.1功名追求下附属的爱情
《红梨花》的主线是功名与爱情的矛盾。赵汝州的朋友刘辅一手安排了两次“错认”。他是位重视家国民生的好官，也是在赵谢爱情之间作梗的“罪魁祸首”。他认为“人若无心治家国，不知虫鸟有何情”，通过科举出入仕途报效家国才是正道。而其他的“情”，包括爱情，相对于功名来说都是次要的。
《红梨花》作于元朝停止科举期间，然而，这部写了科举的作品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与文人心态。谢金莲的小丫头梅香鄙薄文人：“秀才每几时能（下转第106页）（上接第92页）勾发达？”作者借谢金莲之口加以反驳：“你只说秀才无路上云霄，却不道文官把笔平天下。”谢金莲对梅香的驳斥，对秀才的倾心，显示了当时文人对现实的不满与对自己认定的人生价值的辩护。
《红梨花》中，功名与爱情的矛盾高度集中。处在主导地位的刘辅，代表着正统观念与文人内心的追求，他不会让爱情阻碍赵汝州赶考的进程。赵谢二人的爱情，其实一直是功名追求当中的附属品。
2.2男性视角下男女在爱情中的不平等
两次“错认”的悲剧中，功名与爱情的矛盾是主因，而剧中男女在爱情中的主动与被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元杂剧中士妓的爱情故事，很大程度上是表现男性对女性的审美与需要，而非男女双方平等的感情交流。《谢天香》、《金钱池》、《百花亭》等作品中的妓女大多美艳多才又专一，而士子相会妓女常常只为一场风月，却能轻而易举获得她们的爱情。赵汝州与谢金莲相互爱慕，但两人对爱情的态度并不平等。
一开始，赵汝州只为风月而寻谢金莲，感情也不坚定。被告知谢金莲是女鬼后，他急欲逃走，生怕对方伤害自己。相较之下，谢金莲对感情的投入远胜于赵汝州。她敢于追求爱情，渴望自由与幸福。然而，谢金莲终究是个被压迫被利用的官妓。最后成就姻缘，她其实也只是刘辅送出的庆祝赵汝州高中的“礼物”。除了自己的意志，谢金莲在爱情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很少有自我追求的权力。
3结语
社会历史环境、作家身份经历中的文化因素相互影响，构成了《红梨花》的作品文化场。士子赵汝州与妓女谢金莲在此文化场中，上演了一场相知、相恋、相离、相聚的爱恋悲喜剧。
男女追求爱情的天性、民众对“才子佳人”故事的青睐、潦倒文人与妓女惺惺相惜的时代背景，让赵谢二人的爱情得以发展至圆满；功名与爱情的矛盾冲突、男性视角下男女在爱情中的不同地位，又让两人的爱情一路坎坷。而悲剧与喜剧的交织与统一中，《红梨花》“曲折隐晦地表达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理想要求和心态情状，是一部儒生关于出仕和完婚的梦幻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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