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化和创意创造价值日益成为新经济时代引人注目的现象。文化生产作为产业被认知，最早始于20世纪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时代传播技术的突破时期，从那时起，文化生产开始具有了工业化、标准化的特征。[1]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不仅创造了一个新概念，而且也预示了一个巨大的新产业的诞生。尤其是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文化产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蓬勃兴起。由于文化产业对国家经济及国家软实力的贡献率越来越高，各国争相把发展文化产业提上议事日程，而文化经济的竞争也日益体现为各国间文化产业政策的竞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其2000年出版的《文化、贸易和全球化：问题与答案》一书中将文化产业定义为：那些包含创作、生产、销售内容的产业;一般具有知识产权的属性;以产品或服务的形式出现。早在19世纪40年代，在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eidrich Liszt）提出的国民生产力概念中，既包括“物质资本”形成的生产力，也包括“精神资本”所创造的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相对应，文化生产力在一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席位，尤其是信息时代已把经济增长的份额越来越多地给了文化产业。中国当前国民经济面临重要转型期，发挥文化产业激励创新、吸纳就业、稳定增长、丰富国民多元文化体验的独特作用更显得有价值。
一、经济“新常态”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机遇
2011年，中国面临经济转型，从高增长模式适应中高增长模式，需要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首提经济新常态九大特征[2]，“新常态”成为政府执政理念的关键词。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转型成为发展主题，这将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带来重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新常态”九大特征所描述的中国经济转型与调适无不与文化产业有密切联系。在消费需求特征上，经济转型后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从产业组织方式特征上，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从资源环境约束来看，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文化产业被视为知识经济、创意经济、美学经济典范，属智力密集型产业，具有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特点。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推进当前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对于化解中国经济“成长的烦恼”，改善国民经济结构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关注和认知呈现出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重要部署，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升到“文化强国”，2014年国家相关部委密集出台8项文件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总体上，相较于英美等国家，文化产业在我国意涵十分丰富，它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综合概念。从国家的层面来看，其一，文化产业是构建可持续发展社会的战略要点，文化产业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升级，有利于缓解资源与环境压力;其二，文化产业是参与国际竞争的现代方式，中国急需打造自主创新能力，竞争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突破西方“文化霸权”;其三，文化产业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经济崛起是民族复兴的基础，而文化影响力是国家崛起的根本，文化昌明繁荣是“中国梦”历史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四，文化产业是面向未来的产业，信息、传媒和文化，因其拥有人类社会资源、沟通和人文三大要素，成为21世纪战略家关注的焦点，而文化产业综合了这三大热点。
中国经济面向创新驱动的战略转型期也将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期。在文化产业发达国家，文化产业产值占一国GDP的比值一般为5%～10%。2013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为21 351亿元，与GDP的比值为3.63%①，文化产业年均增速高于GDP增速。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实现文化产业对经济转型与发展的积极作用，找准增长点和着力点，并辅以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正是考验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水平的突出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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