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买办是近代中国通商口岸显赫的、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阶层。在以往的研究中，较多关注十九世纪买办的兴起及其社会状况，而一般认为到了二十世纪以后买办逐渐走向衰落。从三四十年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征信所等所进行的调查中整理出大量有关买办的资料显示，在二十世纪前期买办呈现更为复杂的样态，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仍具有一定的势力与影响。
关键词：二十世纪；通商口岸；买办；社会生活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12－0119－13
作者简介：马学强，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秀莉，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235)
买办是近代兴起的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在各条约口岸有着巨大的影响，因为在职业上与西方人保持着长期而亲密的联系，从而被当作是“东西间的桥梁”。作为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的中介人，买办“对于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全面的文化移植起了战略性的重要作用”。以往的研究大多认为买办的兴起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而到1900年以后逐渐衰退乃至没落。所以，迄今为止关于二十世纪买办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本文主要依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征信所等调查资料对二十世纪的买办进行考察。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调查资料是对与之相关的个人进行的信誉和资历调查，调查对象包括该行员役和透支的担保人、往来存款户、透支户、其它商家委托调查的人，调查主要由该行调查部经手，也有部分委托中国征信所代为调查。档案为一号多卷，共约300卷，调查对象在万人以上，以姓氏归类，包含的内容除调查外，还有大量的剪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于1919年设调查部，调查各商号内容。1928年12月调查部改为调查科，1934年又改为调查处。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工商行家金融机关以及个人之营业资产信用”等18项事务。对商家信用的调查，注重三个C字：Capital，Capacity，Character，即资产、能力、人格。该行的调查部门认为此三者缺一不可：有资产能力而无人格，债权债务之收支决不爽直；有人格能力而无资产，亦致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人格资产而无能力，事业亦终归失败。故调查顾客之信用，当以三者兼备之商家为第一级，银行之授予款项亦当以三者兼备之商家为最安全。更进而分析此三要素如下：(1)人格——人物——可信赖的程度一一过去的经历；(2)能力——工作——营业的手腕——经营态度；(3)资产——财产——纯财产——贷借对照表之分析。银行方面认为对商家进行了这三方面的考察，才能作出基本的判断。中国征信所于1932年成立，其前身是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银行、四行储蓄会及中央银行等发起的中国兴信社。金融界的所谓“征信”，就是调查工商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营业状况和信用程度，加深金融业对工商企业的了解，且以此作为传播信息、开展业务往来的重要依据。根据“中国征信所营业章程”规定，其主要业务有：(1)调查工厂商号个人身家、事业、财产、信用，根据报告所得发报告书；(2)调查市场状况，发行中文每日商情报告，英文经济日报，(3)出版工商行名录、工商人名录、各业概况、股票手册及其他刊物t(4)代理接洽国内外商业往来及代收账款；(5)代办覆查商家、职员商家往来、金融业欠款户等及保单@。每天接受的调查报告要求，平均在数十份。
经过多年经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征信所积累了丰富的调查报告书、档案资料。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关买办的资产、信誉、社会生活调查，也主要集中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征信所的档案资料中。我们根据这些调查档案，对买办类资料进行分类整理(以下简称“买办调查资料”)，有数十万字。在这些资料中，共涉及买办540余名，内容包括籍贯、履历、教育、收入和资产、信誉状况、家庭结构、社会关系，日常生活，宗教信仰等，调查时间在1932－1949年间(个别人物资料涉及更早)。各地的买办均有涉及，但主要集中在上海等口岸城市。本文以买办调查资料为基础。并结合其他档案、中外文报刊、方志、人物传记及口述资料等，相互参证，据此作出一定的分析研究。
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买办社会状况调查与分析
买办调查资料或详或略，有的还经历了多次调查，涉及的内容则大多相似，包括以下几方面情况：1、买办籍贯；2、以往经历；3、教育程度；4、买办之种类，即行业分布；5、收入、资产及信誉状况；6、家庭结构；7、社会关系，8、日常生活及宗教信仰，等等。
下面，我们根据相关的调查依此进行归纳分析。
首先是买办的籍贯问题，此涉及他们的地域分布。日本学者根岸佶在其论著中统计：在香港，广东人构成了买办的主体；但在上海，江浙人占据多数。据他对二十世纪20年代的90名上海著名买办籍贯的分析，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浙江，43人；江苏，31人；广东，7人；安徽，5人；江西，1人；不明，3人。江浙人所占的比例达82％。在陶水木的一份统计中，收录了“在沪浙江籍买办”128名，其中多数是二十世纪前期在上海任职的买办。他主要依据《上海工商人名录》、《上海总商会同人录》、《申报》等“散件资料”编成，但这是迄今最为详细的一份浙江籍买办的人名录。在三四十年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征信所等涉及的五百余名买办调查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籍贯登记，由此使我们得以了解更多买办更加详细的地域分布状况：
资料来源：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中国征信所的相关调查资料，并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元信编纂《环球中国名人传略》上海工商各界之部(环球出版社1944年版)等，所调查的这些买办，涉及全国各通商口岸。
浙江籍买办大多来自宁波地区，江苏籍买办主要集中在苏南吴县、无锡等县，广东籍买办则主要来自中山县一带。需要指出的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调查中，一些买办的地域来源较为复杂，有人填写的是“籍贯”，有人登记的是“原籍”，有些人则直接填“出生地”。如潘蕃孙，籍贯浙江杭县，生长广东；卢寿联，原籍江西，生长扬州。还有的甚至出生在美国，或加入了其他国家的国籍。如凌守一是福建人，生长在美国，后为怡和机器公司买办；另有严松涛，浙江宁波人，后入日本籍，曾为大仓洋行买办。我们在统计时一般依据其籍贯或原籍来定。
其次，关于买办的教育情况。买办作为近代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所受的教育对他们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近代上海的买办群体中，早期广东籍买办与江浙籍买办的教育有差异，江浙籍的第一代买办与后来几代买办的教育程度也有区别。在晚清江浙籍买办中，主要有两种来源：一为学徒出身，有多年在洋行做事的经历，逐渐为外国商人赏识而升为买办，如王槐山、虞洽卿、贝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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